《易传》“道器”对举，给我们提供了一对理解上古文明发展的思想范畴。同时，其形上与形下的概念构思，成了一个深刻嵌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结构。在礼崩乐坏，器乱道微之后，儒道走上不同的救道历程。老庄努力把道从其历史困境中独立出来，赋予其思想的活力，并由此获得了道的冠名权。从道家到玄学，无论是“有生于无”（老子）、“以道（无）观物”（庄子），还是“以无为本”（王弼），均是以无言道。把道器结构转变成有无模式，与形而上（无）和形而下（有）的特征刻画相一致。然而，器与“有”不同，前者具体，有不同的品种或类型；后者抽象，一有与众有或万有没有区别。同理，依器而存的道，也有不同的功能或层次，不是缥缈无约束的“无”。这个不同给无与有的思想模式带来深远的影响。
首先，当道器抽象成有、无（或无、有）之后，无论有还是无，除非进行描述，否则都很难下定义。我们可以从一具体事物由存至亡，或者自无到有的过程，选择其间的某种状态称作有或无。但是，这两个词首先是在动词意义上被理解的，因此，它会跟具体事物相联系，即可观察或表明有什么或无什么。至于名词的有或无，是脱离具体事物的观念。“有”还可以从众多现象进行综合判断，“无”则缺少这种条件。纯粹的“无”既不是一种事实，也无从经验。如果你理解为根据有限经验所做的推论的话，那它类似康德说的那种关于时空有限或无限的论断，都非有效的知识。所以，庄子对无中生有的宇宙论采取拒绝的立场。“无”只能落实在想象中。
其次，撇开“无”是否一种实在不论，它肯定是一种立场或态度。作为动词的“无”是一个否定词，它在使用中与被否定的对象联系在一起。老庄把“道”理解为“无”，均基于其对春秋末期及战国混乱状态的反思，两者都想通过杜绝物欲来整顿人心，所以轻器、弃器成为道家社会理想的重要措施。经历秦汉从法家的苛政到儒家的虚矫（名教）后，王弼的贵无立场明显具有寻找新的思想出路的动向。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是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延伸。否定蕴涵理想，也启示着新的可能性。然而，“无”的抽象化导致思想空洞，缺乏可操作的社会规划。因此，它招致助长虚无主义的指责，从而在玄学内部派生尊有的思想力量，这就是从裴的《崇有论》到郭象的《庄子注》所展示的另类立场。同时，从韩愈到章学诚，再到章太炎，一而再再而三的“原道”，都是根本观念的反拨。有无相生，是一个摆动、平衡的思想史过程。
最后，道器从结合到分离，昭示意义超越经验，理想优先实践。在道器不二的阶段，器械、行为与意义是一体的，一切在操作中成全。一旦道器关系松懈，运器之道可以来自器外，器成了表演的道具，经验与意义便趋于分离。特别是当道成为安置天下秩序的依据之后，道就居于器的统帅者的地位。道器之主从关系便扭转了方向。道既不是也不依附于“有”即物或现实，所以是“无”。这种有无关系，就像人的身心关系，虽然心依身而在，但心是身之主宰。身有形体，但心只是精神，不在三度空间中，是“无”。这样，“无”就是“道”思想性及理想性的根本特征的深刻揭示，也是其超越性的标志。“无”最终不是完全脱离“有”的无所挂搭者。寻道即意义的追求，便是中国形而上学的主题。它涵括宇宙论、世界观与本体论，这些关系可以分析，但不可分割。其思想特征绝非用孤立、静止与片面之词可以指摘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道论，不是西方的存在论，或者“无”会成为中国而非西方形而上学主题的根本缘由。
中国道论中的“无”，是我们古圣先哲最伟大、最富想象力的杰作。
摘自《对“无”的想象：从老庄到玄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