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帝国主义：章太炎的哲学批判
作为清末革命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章太炎非常重视从哲学层面拆解近代西方列强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他较之同时代人显得思想尤为深刻的重要原因。如果要说在世界近代史上有哪一个概念能流传甚广，那么“进化”当之无愧。
在启蒙运动时期，认同启蒙理想的学者开始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进步的，其潜台词就是相信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会不断进步，因此，启蒙主义的服膺者们常以乐观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在他们的视野里，这种进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各地概莫能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果从学理层面看，启蒙运动时期的这些主张还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特征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这些主张就从文人学士们的畅想，变为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施行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意识形态说辞。
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们将本国实力上升解释为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必然结果，将本国的对外扩张解释为遵从社会进化原理来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那些“落后地区”之所以要被殖民，也是由于他们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位于“劣”的一方。而为了平息本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家们向本国民众宣称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如何符合进化原理，统治阶级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施行扩张，成果迟早会让国内各阶层都受益。假如不支持这样的政策，就是自外于进化过程，不能享受因进化而带来的“文明”。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认为自己位于人类进化过程的顶端，人类未来的发展将由资本主义国家来主导。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在严复的译介下，进化论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严复翻译《天演论》，在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一系列文章里运用社会进化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主要目的是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中国如果不发愤图强，将难逃优胜劣汰法则。进化概念在晚清被广泛传播，也和人们通过了解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图景而意识到它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息息相关。
但是，如果不能剖析进化论的基本内涵，以及它如何被列强用来为自己的殖民活动做辩护的话，就很难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复杂面貌，也很难辨析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现实所指。比如梁启超在清末一方面发表了许多批评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又对当时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赞誉有加，宣称：“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梁启超还认为“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那么暂时处于“落后”位置的中国抵抗“文明”的西方，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为了从哲学层面展开批判，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深入剖析进化这一在世界近代史上掀起巨大波澜的概念。章太炎认为：“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黑格尔）氏。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在这里，他意识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进化论从一种科学理论变为一种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让进化论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在这里，可见章太炎极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
此外，他不像叔本华那样把人类的思想与实践视为盲动的结果，以此来否定带有极强理性主义色彩的进化论，而是承认进化论有一定道理，它也确实可以解释人类活动。不过，章太炎强调，在理解进化论时，需要意识到进化本身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将进化与某种价值判断相结合，就遮蔽了进化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属于善与乐的东西会进化，属于苦与恶的东西也会进化，必须合而观之，方可洞察其本质。在此视野下，进化论就不能再被用来替现实当中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进行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