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人：浙江省嘉善县检察院
行政检察部门负责人仲琴
一张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医疗诊断证明、一串工资转账证明，这几张单据在老贾的手里，一攥就是五年。
从工作时受伤未获赔偿，到申请工伤不予认定，再到法院不支持诉求，老贾的维权之路屡屡碰壁，直至他遇到了浙江省嘉善县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负责人仲琴。
2018年3月，年满60周岁的老贾想外出打工赚点养老钱，便从几百公里外的江苏盐城老家来到浙江嘉善，在某建设公司公路建设项目的工地上做杂工，负责搬运清理建筑材料，并按月领取工资。几个月后，老贾在工作期间因搭乘的电动三轮车翻车，造成左胸多发性肋骨骨折。
让老贾没想到的是，这次意外的骨伤，却成了他多年的“心病”。
因老贾属于超龄用工，某建设公司以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为由，仅赔付了几千元医药费。公司的态度让老贾心灰意冷，他转而向相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部门告知其要补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证明。老贾按要求补充完所有手续后，工伤认定部门却以其无法提供工伤保险参保证明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我这明明就是工伤，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赔付？企业没帮我买工伤保险，出了事故他们又不赔，这公平吗？”无奈之下，2020年3月，老贾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6月，法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合法有据，判决驳回老贾的诉讼请求。
两年的漫漫维权路，老贾仿佛被一面找不到出口的墙堵住。已经没有精力继续上诉的他，不得不返回江苏老家，郁郁不得志，直到一道曙光的出现。
2023年11月的一天，老贾正在家做饭，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爸，我看电视上说检察机关可以保护农民工等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你要不要再试试？”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老贾向嘉善县检察院提交了监督申请。
“我手续齐备，相关部门为什么就是不受理？这让我去哪说理啊！”老贾寄来的监督申请书里的这句话，让仲琴印象深刻。
随着案件审查的深入，仲琴发现了症结所在——老贾的年龄。“我们发现，工伤认定部门的决定以及法院判决中都提到了老贾为超龄劳动者的情况，该案的争议焦点也在于超龄劳动者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仲琴说。
仲琴和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会商案件。
为此，仲琴和同事们确定了两步走的办案思路——先找到证据支撑，确定老贾是否应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再找到法律依据，确定老贾是否可以进行工伤认定。
要想找到证据支撑，就要回到案卷中！仲琴再次翻阅了案卷材料，并查阅了大量类似案例判决。不出所料，案卷中的一句话引起了仲琴的注意——“老贾于2018年3月1日进入某建设公司承建的公路工程项目从事杂工”。
“这就是突破点！”仲琴解释说，2014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某建设公司未履行按照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强制性义务，这就是老贾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症结所在。
那么老贾的年龄是否能成为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仲琴找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伤亡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里面明确提到，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老贾属于进城务工人员，其在工作期间不慎摔伤，应当对其进行工伤认定。
2023年11月，嘉善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一个月内，法院采纳了检察建议，裁定再审。
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后，仲琴决定去老贾家里看看，当面告诉他案件办理的进展，试图化解他多年的“心病”。跨省驱车行驶6个多小时后，仲琴见到了满头白发、裹着一件深色棉袄站在门口的老贾。
“我们聊了很多，也慢慢引导他解开心结，并告诉他可以考虑通过和解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减少来回奔波，降低诉讼成本……”仲琴说，那天，老贾的屋门敞开着，初冬的阳光穿透云层照进屋里，照在他的脸上。老贾舒了一口气，解开身上那件裹了许久的深色棉袄，“我愿意和解”这句话也随之说了出来。
2023年12月，嘉善县检察院组织某建设公司、老贾以及法院、交通等部门召开案件协商会，共同化解矛盾纠纷。经过多方努力，某建设公司与老贾签下了和解协议，按照工伤标准，近3万元补偿金全额补偿到位。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切面，也看到了案件映射出的深层问题，也就是建设工程项目工伤参保不到位，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仲琴说，该院通过搭建“建设工程领域未办理工伤保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3个在建工程未参保工伤保险，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为参与这3个工程的1200余名劳动者撑起了安全“保障伞”。
2024年6月，浙江省检察院在该模型的基础上部署开展全省专项监督活动，至今已帮助3万余名农民工落实工伤保险待遇。
（来源：检察日报 整理：王昱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