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滕珺寄来的专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话语演变与分析》。作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工作了25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很欣慰，新一代的年轻人中有人愿意专注于教育多边组织研究，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表现，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作为全球教育发展和对话的重要平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懈地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间合作，对和平和可持续发展努力作出贡献。在过去的70多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是适时地根据国际社会发展的问题，提出相应策略，并通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实施相应的教育项目，进而推动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比如，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全民教育”理念、2015年提出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都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我认为书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引领全球教育理念的精神‘中枢’”的评价是中肯的。
同时，我也赞同书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气质的分析。作者明确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这与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年的工作经验是高度吻合的。与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构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教育的本体价值，强调教育对于人的自身发展至关重要。如书中所述，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教育是否应该被列入服务贸易这一问题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前者坚决反对将教育划入贸易范畴，而后者又努力将教育列入教育谈判。最后，双方不得不互相妥协，对“教育服务贸易”这一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跨境教育”的概念，并将跨境教育活动归纳为三种主要形式：人员跨境交流、项目跨境交流和教育机构跨境流动。
书中还系统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70年间“人文主义”自身的发展演变。在其成立之初，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针对二战后教育重建、文盲泛滥和文化阻隔等问题，提倡“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首先必须是普遍的人文主义，不仅含纳全世界人民，而且给予所有的个体人的尊严、相互的尊重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其次这种人文主义必须是科学的人文主义，科学的运用必须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之上，科学的实践和理解也必须与人类活动相结合；再次，这种人文主义不是静态的或理想状态下的人文主义，而是不断发展的人文主义，否则这样的工作哲学要么是个虚伪的谎言，要么就误导我们的工作”。2015年，面对局部地区的冲突不断，教育不平等现象凸显，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文化多样性和沙文主义同时并存，互联网、移动技术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神经科学的进步等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重申，“应将以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以及为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实现团结和共担责任的意识”。而到2021年，面对世界各地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日益兴起，多边主义受到严重威胁，全球新冠疫情等加剧教育不平等的现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再次重申了人文主义的原则。如果说70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捍卫的是个体在自然和战争面前的基本权利，那么现在，其捍卫的则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和科技面前的集体尊严，是平等的、团结的人文主义。
这本书也能够很好地帮助大家深度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70年间经历的教育政策的争论、演变及其背后的话语逻辑。从最初的“基本教育”、“教育规划”，到后来的“终身教育”、“全民教育”，再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恰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纠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生具有自由主义的气质，这决定了它只要可能，就不会放弃对价值理性的不懈追求，这是它的教育政策的基调，也是中国要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话语平台必须采用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抗拒或排斥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工具理性不仅是其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而且深藏于其教育政策话语背后。因此，只有还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教育活动中的一体性、完整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该书做了大量扎实、丰富的史料梳理工作，为我们深度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治理的底层逻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值得研究国际组织的专业人员和有志于去国际组织工作的年轻人一读。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教育助理总干事）
《中国教育报》2025年01月16日 第07版
作者：唐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