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公益人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发布。研究中，约27%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该报告由北京止于至善文化院发布， 据称是国内首份面向公益人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的社会调查。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公益行业同样压力骤起，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受到关注。该研究采取任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收集202份数据，涵盖各类型公益机构以及各个职位和岗位。其中，问卷使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测试受访者的工作和心理情况。
具体到不同维度，调查显示，以消极怠慢维度表现最佳（状态良好=68.81%），情感衰竭维度表现最差（状态良好=61.88%），即在情感衰竭上存在问题的比重最大。报告还指，在情感衰竭条目中的“工作让我感觉身心疲惫”和“下班的时候我感觉精疲力竭”得分较高。更为直接的身心疲倦和精力衰竭为表现最突出的倦怠症状。
该研究还使用《九项患者健康问卷(PHQ-9)》测量了受访者的抑郁及焦虑水平。数据显示，仅36.14%的受访者报告不存在抑郁问题。其余人群中，轻度抑郁占比31.19%，中度抑郁和重度分别是16.83%与6.44%。焦虑测量所报告的数值虽有不同，但也呈现了相似的统计规律。需要说明的是，临床对抑郁状态和抑郁症的定义有所不同，确诊抑郁症的标准更高。
从感受上看，抑郁群体中“常感到很疲倦，没劲”出现率较高。而焦虑群体中，“很难放松下来”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一名听障儿童在体验金蝉子公益团队研发的唇语辅助训练系统。金蝉子公益团队会定期前往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对听障小朋友们开展发声教学活动。 新华社发
另一个测评维度是，当从业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倦怠乃至抑郁焦虑时，对行业的认同度如何？
报告发现，从业者对公益行业的价值认同度得分最高，但在个人发展上态度消极，对薪酬待遇、晋升机会等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消极态度。“参与者对行业的环境与发展态度并不强烈，虽然对公益行业前景持积极态度,但认为当前实际的公益伦理与理想中的公益伦理存在差距。”报告写道。
报告发布者，北京止于至善文化院院长宋厚亮坦言，现在的报告内容尚无法完整回答，收入与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但可以确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趣的是，现场嘉宾围绕收入问题辩论了几个回合。圆桌环节，北京益行者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耿向顺认为，工资收入并不是导致职业倦怠的最核心因素，最核心因素是价值感和成就感。但圆桌主持人《华夏时报》公益新闻部主任文梅谈到，收入高低也代表了个人价值高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角度。耿向顺则强调，收入价值高低不一定代表自己成就的高低。文梅接过话，“我了解很多公益同仁付出得非常多，但是得到的收入回报和预期有比较大的差距。”不过他们都承认，虽然影响程度不好说，但收入高低还是会影响到职业倦怠。
有多位与会嘉宾谈到应对职业倦怠的方法，并试图给大家“打鸡血”。耿向顺认为职业倦怠有两种层次，其一是对整个行业倦怠，其二是对当下所做工作倦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也谈到类似的观点，需要厘清倦怠来自于个人还是职业，是自己干什么都提不起劲，还是讨厌公益了，否则也难以解决职业倦怠。
道场乡湖山府社区“小云朵”志愿者为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 新华社发
如果简单将发言嘉宾氛围不倦怠/倦怠两类，不倦怠人士的发言中，更为强调行动、尝新、坚持等关键词。与之对应，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议题部高级项目经理张怀予的分享则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张怀予曾在多家公益机构工作过。他说，此前因为状态很不好选择出国读书，当时的感觉是，倦怠并非来自公益行业，而是自己到了瓶颈，需要打开自己，只不过毕业时恰好赶上新冠疫情，所以顺势回到自己的舒适圈工作了。“我可能是倦怠自己，不一定是倦怠职业，这方面我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表现出来的所有情绪或者说状态，是综合的。我现在很难分清，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现在的状态，如果我现在是稳定的，我就让它先持续下去，有变化我再让它变化。”他说。
张怀予提到了公益领域中的一个小群体，即家长组织。他所在的心智障碍领域，家长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抱团取暖，为孩子寻找资源，推动政策出台和优化。张怀予说，特们除了兼具服务使命和服务提供两种身份，也面临家庭消耗。但他们的状态是愈挫愈勇，“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有趣的是， 现场提到的另一个应对倦怠情绪的常见词是运动。“尽量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分泌更多的多巴胺，比如说跑步、运动、做饭、养花儿。让你每天稍微开心一点、快乐一点，每天都专注于自己的当下生活。”北京货拉拉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裴筱说。
采写：南都记者宋承翰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