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13日早晨，北京人醒来，终于看到了久违的皑皑白雪。城市的街道、房屋、公园、林木……都覆盖着一层晶莹的雪花，空气因此而显得格外清新凛冽。
10点多钟，亚运村汇泉公寓红星信用社大门里，走出一位红衣女子。她右手提着一个天蓝色尼龙提袋，看上去心情不错，步履轻盈地走进了冰天雪地之中。紧随其后的是一名黑衣男子，他目光机警，神情严肃。
黑衣男子是红衣女子的同伴，在那个不起眼的天蓝色提袋里，装的可是15万元现金。
来到停车场，他们开来的切诺基停在大门西侧。黑衣男子边走边用遥控器打开车门，然后习惯性地从车后绕到左侧的驾驶室门前，红衣女子在另一侧打开车门。黑衣男子正要进入车内时，车身猛然一颤，红衣女子猝不及防地从右侧车门重重栽进了车里，趴在了副驾驶座上。黑衣男子刚想问她怎么回事，抬起头来，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脑袋：“把钱交出来！”
红衣女子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蒙面人。
此时红衣女子正挣扎着想抬起身，被蒙面人狠狠地腿下一使劲儿，又跌倒下去。
蒙面人俩手里各有一支枪，分别对准了惊魂未定的两人。说时迟那时快，半个身子探进车里的黑衣人，突然抽身退出，大力一甩手，关上车门，蹲在地上大喊：“救命啊！有人抢钱啦！有人抢钱啦！”
几乎同时，他听到“噗噗”两声闷响。
慌乱中他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很快地远去了，紧接着又听到脚步声奔去的方向有一辆车正在启动，等他抬起身来，隔着切诺基的车窗望过去，一辆轿车速度很快地向这边倒过来，在距切诺基两三米远的地方，突然拐弯，疾驰驶出停车场。那是一辆韩国产的大宇牌轿车，车后没有牌照，车窗贴着太阳膜，无法看清里面。
想到自己的同伴，黑衣男子急忙跑到切诺基的右边，只见红衣女子无声无息地躺在雪地上，装有15万元巨款的天蓝色尼龙提袋已经无影无踪……
接到报警赶到现场的是北京公安局二处二队的侦查员和刑技处的刑技人员。黑衣男子一直在现场守候，原来他和红衣女子是北京冠全制衣有限公司的后勤部经理和出纳员，今天一道上红星信用社提取公司所需款项。目睹朝夕相处的同事顷刻间变作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个一贯沉着的男人此时懵了。他没想到那个家伙会真的开枪，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仿佛陷入了那惊恐一刻的巨大梦魇，仿佛不相信她已经死了，或者不相信自己竟然还活着……
信用社的员工和附近居民里的几个目击者向警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劫匪身高1.70~1.75米，不胖，行动敏捷，身穿深紫色毛衣，外套坎肩，头戴深紫色毛线抹猴儿，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两只眼睛，看不清长相。
劫匪驾驶的是一辆深色轿车，韩国产大宇牌。
这些情况的提供比较一致，但其他描述就有不同了。有人说案犯作案后，是跑到车的左侧，钻进车里驾车逃跑；也有人说是那辆大宇轿车开着右侧车门驶过来，接应他逃跑；有人说案犯开了两枪，也有人说只听到一声枪响……
的确，案发突然，目击者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种惨烈血腥的场面。目击时紧张慌乱，事后回忆失准，细节上各有各的说法……都在所难免。
刑技处在现场找到的物证和痕迹非常之少：只有一个弹头，一个弹壳。
当天，市局副局长和二处处长王军根据案情作出决定：在全市堵截大宇牌轿车，凡没有车牌的，一律扣留。
次日凌晨5时，市局接到海淀区中关村派出所报告：中关村5号楼楼下，有一辆无牌照大宇轿车，已被烧毁。
刑警们赶到现场勘察。被烧毁的轿车是由消防队灭的火，驾驶座下留有一个煤油桶，可以确定是故意纵火焚烧。根据这辆车残骸中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子上的号码，以及后备箱里一个卸下的车牌查对，确定此车是深灰色的无级变速大宇牌轿车，属于海淀区惠中特贸公司，11月28号该车在复兴路61号院内被盗。
但是，这辆车是否就是红星信用社门前劫匪作案使用的那辆车，还不能马上认定。
承办“12·13”抢劫案的是二处二队。队长滕浩率领几十名刑警，根据非常有限的几条线索，在北京四处奔波调查。
案情进展缓慢，但时间一点也不等人，很快到了1996年2月。离春节还剩十几天了，街市上的节日气氛慢慢浓重起来，家家户户都已经纷纷忙碌着置办年货。
2月8日上午9：55，位于朝阳区安慧里四区的工商银行甘水桥分理处运钞车女司机按时在楼前发动了她那辆红色面包车。
上午10点出发到亚运村交易所送款，下午3点去和平里接款——这是她每日固定的工作内容、工作路线。女司机没有任何不良的预感，她打开了录音机，换了一盒自己喜欢的歌曲磁带，边听音乐边等待着。
很快她看到同事王革和保安马年各提一个保险箱从楼里出来，后面跟着的是另一名保安袁金和财务组的监督员赵勇。
女司机看到车窗前挡风玻璃上有些污渍，便下车想擦一擦，此时王革和马年先后从中门上了车。女司机在车下一时没有找到抹布，犹豫着正抬腿想回到车上，就像孩子们放鞭炮一样，一阵“噼噼啪啪”又脆又响的声音就在耳边炸开，她眼睁睁地看到准备上副驾驶座的袁金在自己对面猝然倒下。她猛地意识到：这不是鞭炮，是有人放枪！
一个蓝色面罩、一身黑衣、身高约1.70米左右的蒙面男子左手拿枪，边扫射边冲过来。看到这一幕，女司机赶紧躲到身边一辆轿车后面。
蒙面人冲到车门前，向车里又开了几枪。女司机看到监督员赵勇一个人从车里跳出来，跑到另一辆车后躲着。蒙面人在中门处，提出两个保险箱，然后腋下夹着枪，一歪一斜地跑向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很快，那车扬长而去，一路向北。
赵勇大喊：“快看什么车号！”
女司机赶紧盯着看，车尾没有车牌，车窗上是厚厚的太阳膜，车内情况根本看不清楚。唯一可以认定的，那是一辆大宇牌轿车。
等人们回到运钞车旁，看到两名保安员袁金、马年和职工王革都倒在血泊之中了，两个装有110万元巨款的保险箱被劫。
10：17，二处接到报警。王军和处里几位主要领导立即率队赶到现场。
现场又被惊惶而好奇的围观者破坏了，地上杂乱的足迹已经无法分辨；保安人员的钢盔滚落一旁，片片血迹已在寒风中凝固；车上提取的大量指纹后来都被排除，案犯此次依然没有上车；经清点，一共提取了8个弹壳，6个弹头，伤者身体里留有一个弹头，另一个弹头没有找到；还有一个瞎火的完整的子弹。
子弹全部为9毫米的，可以在国产54式手枪、德国产手枪和国产82式微型冲锋枪、原苏联产马卡洛夫微型冲锋枪等多种枪支上使用。
三天后，技术处经过打枪试验，确定现场子弹是由微型冲锋枪发射。
“2·08”专案组成立。
由于此案发生在春节前，距上次“12·13”红星信用社发生的抢劫案时间不远，案犯又是持枪抢劫，导致多人伤亡，被劫的金额更多，因此社会影响更大。
从作案现场看，案犯也是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驾车、射击技术熟练，作案时心狠手辣、沉着冷静，是个很强的对手。
没有案犯的指纹，没有案犯的足迹，微型冲锋枪成为此案唯一明确的线索。
查枪，成为当务之急。由枪找人，被确定为最初的侦查思路。
3月9日，安贞里派出所报告：安贞里西2区22号楼前，发现一辆深蓝色大宇轿车，车后无牌照，很长时间没有人关照，像是被遗弃的车辆。
提供情况的是居委会治保主任，她偶然看到院子里的孩子随便打开这辆轿车的车门玩耍，就过去查问。据22号楼的一名居民说，这辆车大约在2月10日以前就停在他家窗前，一个月了没有人开过。经刑警们查对，这辆大宇牌轿车属于远大国际货运代理公司，2月6日在西城区二七剧场附近丢失，已向西城分局报案。
刑技处在车上发现密码箱两个，一些纸张，一只剪了两个洞的蓝色毛衣袖子，一端有扎口……经分析辨认，均与“2·08”案有关：密码箱是甘水桥银行分理处的，毛衣袖子显然是案犯蒙面所用，更难得的是从毛衣袖里提取了四根毛发；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过得太久，车里的指纹等痕迹都很模糊了。
1996年6月3日早晨7点多钟，建设银行下属的两个储蓄所的三名营业员和一名司机乘一辆夏利轿车，到知春里建设银行海淀支行取款。他们共提出包括美元、日元、港元、人民币在内的现金，折合人民币75万元左右，分别装在两个钱箱内。
7：55，三人上车，司机启动夏利，缓缓向南驶去。
发生银行运钞车抢劫案之后，各银行已经加强了警戒保卫工作，这次知春里海淀支行门前，28名保安员站成一道警戒线，目送夏利驶出50米左右。
一辆黑色尼桑公爵王轿车在夏利前边慢慢地行进，司机以为前面堵车，并没有在意。
突然，前面的车停下来。车门打开，冲出一个身穿白色上衣深色裤子的蒙面人，手持一支微型冲锋枪，跳下车，冲到夏利车前，阴森森的枪口直指司机的脑袋。车上的人全都懵了。
蒙面人逼迫车上的人交出钥匙，他动作迅速地打开后备箱，将两个钱箱拎出来。在远处的28个保安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时，蒙面人就跳回尼桑车，开车撞开前面拦路的一辆标致车。受到撞击，标致车的司机停下车来，正要与尼桑车司机理论，竟看到一个蒙面人手持冲锋枪，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尼桑车一踩油门，在车流的夹缝中横冲直撞，一路狂奔……
“6·03”又一次75万元巨款被抢，这对正在侦查“2·08”的北京刑警来说，无疑是一记偷袭的重拳。歹徒的再次得逞，使大家早已心急火燎的情绪更是火上浇油。市公安局领导直接指挥布控，在全市各路口堵截黑色尼桑公爵王轿车，车牌是甲80-4060，车头左侧有撞车痕迹……
9：15，案发仅仅一个多小时，作案的尼桑车在距离现场仅两三公里的红砖村居委会附近被发现，显然歹徒开着这辆左侧大玻璃灯已破碎、有明显撞痕的车辆，不便远逃。也正是由于歹徒的慌张，此次刑技处在抛车现场，找到了较多的线索。
抛车地点是一个存放焦砟的空地，地面不具备遗留足迹的条件，但在车上有了很多发现：甲80-4046，这是一个军车车牌，是国防科工委某文化用品部一年前丢失的，车牌有撞车后留下的“V”型内凹，正面有一枚清晰的汗液指纹痕迹；尼桑车原车牌A-62969也在车内发现，车牌上有一处很新的钳痕，宽0.9厘米，推断是用鲤鱼钳换车牌时留下的；后备箱的胶垫上，取到一个花纹清晰的皮鞋印，鞋尖向后，估计是案犯换车牌时留下的。
根据原车车牌，查出此车为北京凡特金属机具技术联合开发公司所有，5月16日在翠微路普惠南里被盗。该车原司机提供：车内丢失了一个尼桑车专用的工具箱。
专案组王满仓、朱翔等刑技处的干警，对“6·03”尼桑车的勘察情况，制作出一份含有20个项目的表格，与“2·08”大宇车一一作出比较：无论是案犯盗车时撬开车门的方法，启动马达的方法，被破坏的车门可以多次开关的方法等等，多个细节都十分相似。
看来大家的见解是相近的，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个或一伙歹徒系列作案。
6月4日，王军向局长提出，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体市民发出公告，请市民提供有关案犯的各种线索。
6月5日，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新闻中，首次向市民们公布了公安局的通告，将“6·03”银行抢劫案的案犯、作案的尼桑轿车、白色车牌等情况，公之于众，请市民们提供有关线索，同时还公开了公安局的“局长电话”。
这则通告轰动了整个北京城。短短几天，北京市民通过写信、打电话，向公安局提供线索200多条。而所有的这些线索都要一一核实：该排除的排除，该上报的上报，该调查的调查……
刑警们的工作量空前加大了。
果然，正当刑警们的注意力还聚焦在前几次发案的城市北部地区——海淀、朝阳时，南城的宣武区突然出现情况：
8月27日清晨，位于广安门一带的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滨河路支行，派出一辆三峰面包运钞车去北京工商银行太平桥分理处取款，计132万人民币。这辆运钞车上有信用社工作人员及带有警棍的保安5男4女，另外一辆护送的桑塔纳押款车上也有5名男子，如此兴师动众，足见银行方面对公安局加强保卫的要求已经非常重视。
就在运钞车返回，行至广安门南线阁一条不宽的马路时，一辆深蓝色本田轿车突然插到运钞车前，并且放慢速度。司机安保国一边减速，一边鸣笛示意本田车让开通道，那辆本田车却根本不予理睬，依然缓缓行驶。敏锐的安保国感觉情况异常，当即打开警灯，拉响警笛，并让同伴用手提电话与支行保卫部门联系，请求支援。
8：50左右，三辆车已经行驶至距支行不足50米的地方。本田车突然停下，两个蒙面人从中跳出，都双手持枪，冲到运钞车两侧。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支手枪已经指向安保国。
一个蒙面人喝道：“后备箱钥匙，快交！”
安保国拽紧车门。
蒙面人举枪砸碎车窗玻璃，吼道：“快交钥匙！”
安保国回答：“钥匙不在我手里！”
话音未落，两侧车门同时响起枪声，安保国和旁边的清算员李清应声倒下。
紧接着，一个蒙面人拉开车门，拿到后备箱的钥匙，向车后跑去；另一个蒙面人则冲到桑塔纳押款车旁，开枪击碎玻璃，拔下车钥匙，以防逃跑时桑塔纳追击——这一切如此突兀迅捷，显然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和演练。
然而百密一疏，罪犯万万没有料到，这辆运钞车的保险柜焊在车厢底盘上，他们打开后备箱，却根本无法搬动装有巨款的保险箱！
50米外的支行接款员已经冲了过来，前面的杨小东和李国春手举橡胶警棍与两个蒙面人展开搏斗，蒙面人又连开数枪，将两人击倒，跳上本田车，打算逃跑；此时另一个接款员冯永刚赶到，拎着一块砖头用力向本田掷去，车前挡风玻璃的右上角被击中；随后支行一位副主任开车也赶到，想在路口截住本田；两个蒙面人狗急跳墙，驾驶本田，开足马力，疯狂地冲开人和车，夺路而逃，很快甩掉了追击的人们……
一队四分队队长林占胜带人最先到达现场，之后王军和公安局的副局长等人到达。
王军马上指挥现场勘察。这又是一次充满血腥的疯狂作案，无疑使王军怒火中烧。但在细细地观察之后，他心里有底了：如果还是“2·08”、“6·03”案件的继续，这次他们也该玩完儿了！
勘察结果很快出来：现场共提取9毫米、7.62毫米、5.6毫米多种制式手枪子弹弹壳共12枚，弹头五颗；就是说，两名罪犯至少使用4支手枪，击发12次。后来得到的情况汇报，共有4名银行工作人员被击中，其中李国春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尽管后来查证这4支手枪与“2·08”案用枪并不相同，但是，王军的推断仍然是：这就是同一个或同一伙罪犯所为，他们至少持有5支以上的枪支在实施系列作案，而不太可能是其他人。
本田车的车号很快查到：京A-0351。
上午10时许，在丰台区玉林东里某小区，京A-0351本田车被查获。据目击者称，9：15左右，看见一个穿白衬衣、深色裤子、身材不高的年轻人在这里弃车而去。
那两天，北京刚刚下过雨，地面比较潮湿。刑技处从弃车现场提取了多种脚印，经分析确认，在前车门两侧的脚印中，至少有一种脚印，符合对“2·08”、“6·03”案件嫌疑人的推断：30岁上下，身高1.70米左右。另外，车内还遗留一堆燃烧未尽的纸和几根火柴，显然案犯又想焚车灭迹，与去年“12·13”案犯的手法又很相似，只是由于车窗紧闭，空气不足，他们未能得逞。
京A-0351本田车的丢失经过很快也查明：8月26日凌晨，这辆北京维德实业有限贸易公司的轿车，在海淀恩济里某小区被窃。
8月29日中午，二处专管机动车的十大队接到公安局饭店管理处报告，朝阳区汇泉公寓提供了一个情况：8月26日晚8：55，京A-0351本田车曾进入汇泉公寓A座停车场内，9：45离开。
汇泉公寓对进出机动车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四五百辆车的出入，均要填写登记单，并且还要收回、打捆，装袋备查。京A-0351本田车的情况就是公寓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从登记单查到的，不会有误。
如果说“2·08”、“6·03”案发之后，王军和二处的同志们头脑里的思路还不够清晰，“8·27”案发后，他们已经在短短的几天，综合各方面情况，理出了头绪：案犯先是盗车，有时是同时盗两辆车，一辆是进口中高档轿车，用于作案，另一辆普通车停放在预定地点，作案后尽快弃车、换车逃逸；此外“12·13”案发生过的焚车灭迹情况，“8·27”案又出现……
“2·08”案，是2月6日盗大宇车，两天后作案；“6·03”案，是5月16日盗尼桑车，17天后作案；而这次“8·27”案是8月26日盗本田车，第二天就作案。看得出案犯连续作案得手后，愈加胆大妄为，或者他们也能感觉到警方的步步紧逼，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抢劫更多的金钱……
专案组从亚运村搬到汇泉公寓，调集了二处、防暴队、朝阳分局、丰台分局、海淀分局、宣武分局共40余人。一方面，作为切入点，要全面检查最近一段时间汇泉公寓机动车的进出登记单，查找案犯与该公寓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继续贯彻潭柘寺会议精神，指挥全市各公安部门，抓紧进行对旅馆、饭店、出租房屋等人员复杂地点的清查，并且对一家家银行、储蓄所落实“三铁一锁”的防范措施，倾斜警力，同时改进110报警系统，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很快，从汇泉公寓机动车登记单上，又查到“6·03”案使用的京A-62969尼桑车也在这里出现过：5月25日中午2：00左右，尼桑进入Q座停车场，5分钟后离去。
就在“以车找人”的破案思路确定之后，十队肩负的对机动车失窃情况的监控责任，就显得非常重要。及时汇总、分析、通报是破案的关键，特别是中高档轿车的失窃情况是重中之重，任何一个疏漏都可能给罪犯留下机会，给破案造成困难。
8月29日接报：通县丢失一辆奥迪轿车，黑色，车号是京A一15807;
9月1日接报：顺义丢失一辆宝马轿车，黑色，车号是京A-25708;
9月3日接报：海淀区普惠西里丢失一辆尼桑轿车，黄色，车号是京A-08786。
王军意识到“8·27”抢劫未遂，案犯很有可能加快行动。而对于这三辆车，王军又细细地做了分析与推断：黄色尼桑轿车，丢失的地点是海淀区普慧西里，是专案组重点布控的地区……
9月7日晚8：23，市局的紧急通告发出：重点协查黄色尼桑轿车！
9月8日晚6:49，市局的紧急通告再次发出：各单位一把手亲自上阵，动员一切力量，查找黄色尼桑！
这辆黄色尼桑丢失五天了，虽然没有动静，但是王军凭直觉断定，如果出事，就在这辆车上！
夜里10：30左右，专案组得到情报：明天有人要抢银行。目标是华北大酒店对面的某银行分理处，地点是北三环中路安华桥南二三百米处。
不久，电话铃响了，市局饭店管理处报告：朝阳区亮马大厦发现黄色尼桑轿车，车号是京A-08786！
原来，亮马大厦管理处的保卫干部葛荣，自接到饭店管理处的协查通知，他便对停车场里的车辆格外关注，每天都要查看几次。刚才，约摸11点来钟，他从办公室出来，又转到停车场，突然就发现了那辆黄色尼桑车，车号也对！由于事关重大，他赶紧打电话呼市局饭店管理处的舒钊，等舒钊火速赶到，两人一起确定无误之后，才向市局报告。
王军兴奋了。马上作出两方面同时行动的决定：因为现在毕竟还不能肯定盗窃黄色尼桑车的人就是抢劫银行的人，所以两边的嫌疑人都不能放过。原定第二天在华北大酒店附近银行的行动计划不变，照常做准备；另一方面立即组织人马赶到亮马大厦去，把尼桑车控制起来，一定要抓获盗车人——双管齐下，确保万无一失。
那是令二处所有参战人员都兴奋异常，永远难忘的夜晚。
坐镇指挥的王军，冥冥中他依然认定黄色尼桑车的盗车人，就是这九个月来屡屡作案的罪大恶极的案犯，他对亲自带队出击亮马大厦的副处长王令振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这个案子今天就破了！”
王令振马上呼一大队缉捕队队长带五六个人持枪过来，一起赶往亮马大厦。另一路由林占胜带四个人，迅速到亮马大厦会合。
一路上警灯闪烁，呼啸着直奔目标。快到亮马大厦时，警车屏息静气，毫无声息地驶进现场。在路上王令振已经对整个行动做好了周密的安排，一下车，他就命令缉捕队长带领三人，埋伏在尼桑车附近：来的人不动汽车就不理他，只要他上去发动了汽车，就拿下！王令振还命令两名刑警带一辆车，堵在停车场出口，以防盗车人夺路出逃。
然后，王令振带林占胜的人马，进入饭店，与保卫处的同志对饭店大门和附近的多个出口严密监控，预防盗车人弃车逃跑。
11：50，布控全部完成。
已是午夜，万籁俱寂，亮马大厦与紧邻的长城饭店一带，虽然灯火辉煌，却难见一个人影。等待中也有疑惑：毕竟不能确定盗车人的身份，不能确定他是临时到此消费还是长住这里，不能确定他是否会半夜出来……
仅仅过了二十分钟，埋伏人员报告：有一个男人从长城饭店向这边过来了，溜溜达达。
王令振：“注意监视！”
那人在停车场转悠了一会儿，终于走进了尼桑车。埋伏的刑警们的心绷紧了。那人并没有打开车门，只是背靠在车门上，东张西望，似乎很悠闲。
王令振提醒：“等他发动车再抓。”
不到一分钟，那人终于钻进了尼桑车，接着引擎响了。
王令振一声令下：“抓！”
缉捕队长和三名刑警从四个方向，饿虎扑食般冲向尼桑，四支手枪对着车里人：“我们是警察，下车！”
那人却没有理会，继续发动引擎。但车未启动。
又一声警告：“警察，下车！”
那人在四支手枪的威逼下，立即加速，直向正前方的侦查员赵宁冲去。
“开枪！”
四支枪同时响起——不是射向车里人，而是同时射向了汽车轮胎。赵宁闪在一边，中弹的尼桑车仍然向着前面停的两辆车的缝隙冲去，可谓拼死夺命了。
枪声又起，尼桑车撞到前面的车尾上，终于熄火了。最后两枪，分别击中了盗车人的头部和腿部。
等王令振、林占胜等人先后冲到停车场时，缉捕队长提着一个从车后座搜到的彩色长方包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件白衬衫、一条迷彩裤、一架微型红外线望远镜……
王令振用手机向王军汇报了现场情况。
王军听说盗车人头部中弹，立即命令：“马上抢口供，让他交代同伙！”
在停车场等待急救车的时间里，在急救车到医院的路途上，在医院准备手术的过程中，盗车人开始沉默不语，后来就胡乱回答问题，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说他叫李建生，父亲叫鹿建申；说来这里是找郭松，他在亮马饭店201号房间；说他家在海淀太平路，又说在白纸坊；说以前抢过运钞车，还抢过知春里的建设银行；说他有枪，还不止一支……
虽然盗车人的口供有真有假，但是里面仍可以找到线索。就是这些抢来的口供，为最后破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天后，当盗车人从手术昏迷中醒来后，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个字——看来他也很清楚自己是于法不容，罪大恶极了。
很快查明，这个李建生的真名叫鹿宪洲，当过职业司机。在平谷县公安局提供的曾在平谷作案的盗车犯名单里就有他，1991年6月因盗车被判死缓，1994年2月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期间越狱逃跑；后经技术处的指纹、脚印鉴定和抓捕现场起获的部分证据材料，与“2·08”、“6·03”、“8·27”等案发后搜集到的证据材料比对，鹿宪洲就是这一系列抢劫案的重大嫌疑人。
特别是在“8·27”案发后，被弃于玉林东里小区的本田车旁采到的脚印，经比对就是鹿宪洲被捕时依然穿在脚上的那双皮鞋，甚至连嵌在鞋底的两粒小石子都拓下了同样的印记。
抓捕与鹿宪洲共同作案的另一个嫌疑犯的战斗，是在8日午夜鹿宪洲吐出“郭松”这个名字之后马上开始的。
当时鹿宪洲提到他们一起作案用的枪支，都在郭松那里——无疑，这是潜在的巨大危险！现在还无法确定郭松与鹿宪洲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无法确定郭松是否在现场附近，是否知道鹿宪洲被捕；无法确定郭松会不会在最后时刻用手里的枪支拼死一搏，或者马上潜逃……此刻无疑需要指挥员的果断决策和对战机的把握。
王军听完王令振的汇报，当即下令：连夜查郭松，一定要查到！
市局户籍部门从电脑上查找的情况很快报上来，全市叫“郭松”的竟然有400多名，如鹿宪洲所说的30岁左右年龄段的有100多名，而且毫无规律地分布在各个城区。
专案组经过分析，首先确定了郭松当晚不在现场。由于不能不考虑一旦鹿宪洲被捕的消息传出，会惊动郭松，因此决定对电脑资料不做常规性的排查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而是马上从鹿宪洲在押期间接触的人查起，从鹿宪洲身边的朋友查起，用最直接的方式找郭松。
当天情况就报上来了：大约是1993年鹿宪洲在押期间，他在首都汽车公司工作的同事黄立平，曾经向人打听，谁在市第二监狱有熟人？据黄说，有个叫“郭松”的，托他找关系“捞”鹿宪洲出来……
时间紧迫，在首汽公司的协助下，很快拘捕了黄立平。
黄立平确实与郭松有来往，据他交代：郭松1989年因强奸罪判刑4年，在狱中与鹿宪洲相识。1993年郭松出狱后找过他，就是为了鹿宪洲的事儿。那时郭松与父母一起生活，住在马甸；妻子叫小杰，是个东北人，开了个发廊，具体地点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派人到马甸，郭松家的原址已经夷为平地。通过派出所跟踪查找，终于找到郭松母亲的住处，但是郭松此时已经带着妻子、女儿与母亲分开单过了。
刑警们只从邻居处得到一个郭松母亲家的电话号码。
郭母住在某学院宿舍，就从那个电话号码入手，查到了郭松在新源里的住所。为了不用暴力手段惊吓和伤害到与郭松同住的妻子与仅仅7个月大的孩子，刑警们做通了郭母的工作，请她协助捕获郭松。
当教师的郭母也算是深明大义了，当面对全副武装的刑警们，得知儿子与一个大案有关，她落泪了，最终同意一起去儿子那里。
深夜3点多钟，郭母敲响了郭松的家门。三下，里面没有动静；又三下，里面还是没有动静。按原定方案，此时刑警们就要采取特殊手段破门而入了，但是紧守在门边的副队长刘勤和常青山犹豫了：门口站着郭松的母亲，屋里是无辜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四下是安睡的邻居……郭母也在犹豫，终于，她对着门叫起郭松的小名。
屋里响起了啪嗒啪嗒的拖鞋声。
睡眼惺忪的郭松打开房门，甚至没有跟母亲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回走。常青山将没有穿防弹衣的副队长刘勤和郭母一起挡在身后，跟着郭松就进了房间。刘勤从后面快步跟上，两人走过三四米的走廊，郭松已经躺在床上，大概又听到了动静，刚要起身，两名刑警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上来，把他压住，摁在床上！
前后仅仅十几秒钟，郭松的双手已经被雪亮的手铐紧紧铐住。
开始突审郭松。然而，撬开这个“活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10日凌晨3：40开始，一直到中午，郭松与审讯的刑警耐心地兜着圈子。
绕来绕去，郭松终于听出来鹿宪洲已经栽在刑警们的手里了。再顽抗已是无益，只能加重自己的罪责——他别无选择，提到了“8·27”那次未遂的抢劫。
郭松交代，还有一辆本田车，也是鹿宪洲刚刚盗窃的，停在他家附近。这正是王军推断的第二辆备用或接应的车，他想起在鹿宪洲身上还搜到一把车钥匙，立即让林占胜拿去找那辆本田。林占胜到了现场，用钥匙一试，车门果然开了。
接着，在本田车的后备箱找到了一个尼桑车专用的工具箱，经查对，正是“6·03”案的尼桑车的工具箱，里面的鲤鱼钳钳口和那辆尼桑车车牌上留下的钳痕，完全吻合。王军意识到，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了。但是，枪支并不在郭松家里。
郭松说，鹿宪洲用一个红黑色的旅行包装枪，出去活动时给郭松一支或者两支，然后全部收回。
经过对郭松的三个住处的仔细搜查，郭松说的是实话。
而鹿宪洲住在什么地方，郭松又不知道，这么多年一直是鹿宪洲打电话或直接找上门来联系他，只在“8·27”前，才告诉他一个呼机号……
王军决定另找突破口，再审与鹿宪洲有密切联系的黄立平。
根据黄立平的交代，先找到了鹿宪洲在木樨园的第一个住处，没有枪支，但是也有收获——根据窗台上的一张名片，查到鹿宪洲的一个女友王青。
几经曲折，在王青和鹿宪洲的第二个住处搜到了五连发手枪一支和双筒猎枪一支，但并不是抢劫案中使用过的枪支，微型冲锋枪和其他作案枪支仍然没有露面。虽然同时查到了数万元人民币和港元，却不能认定是银行抢劫案的赃款。
9月18日，黄立平又交代曾经去过鹿宪洲在华北大酒店附近的一个住处，门牌号码却记不清楚。王军认定这个住处有戏——它离亚运村“12·13”案发地点和“2·08”案大宇车弃车地点很近——马上令王令振带上几个人，开车带黄立平到华北大酒店附近的楼群里辨认，转了40多分钟，黄立平终于指认了一座19层的居民楼。
在派出所同志的帮助下，刑警们打开了13层的一个很少来人居住的出租房：屋里陈设十分简单，没有床，厚厚的床垫直接放在地上，两个沙发，一个写字台，一个塑料布面的简易衣柜，与黄立平描述的完全一样。
开始搜查了。当刑警齐世明打开衣柜，看到一个白色的纸手袋，非常随意地扔在里面，拿开上面几件衣物：“枪！”他惊呼起来，王令振两步就冲了过去，戴上手套，把手枪一一取出，一共是四支。
接着旁边又有人惊呼：“钱！人民币、港元、美元、日元！”
不久，微冲找到了，鹿宪洲把它藏在暖气下边的地毯底下……
起获的钱币经清点，人民币17捆，美元5捆，日元2捆，港元1捆，外币的数目与“6·03”被抢劫的数额完全相符，特别是有一个细心的储户，把所存的5张大面额美元的号码记录下来，经查正在其中。此外还有被抢的各种支票、发票、信用卡、大额存单、护照、身份证，以及手机、呼机、汽车牌照、警灯、偷汽车工具等。
当晚，刑技处对四支手枪和一支微型冲锋枪做了实弹射击的检测，弹壳、弹头与“12·13”、“2·08”、“6·03”、“8·27”案发现场留下的证物一一比对，就像拼图游戏一样，刑技人员把他们全部对上了。
虽然此时鹿宪洲已经因伤势过重死亡，但是铁证如山——他就是这一系列抢劫案罪大恶极的罪犯！
同年，郭松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