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浩浩荡荡进入关内，直指北平城。12月，负责驻守北平城的傅作义派出崔载之等人出城，打算与中共组织方面接洽。
罗荣桓知晓后，同样派出一位将领负责接待崔载之等人。和崔载之同行的李炳泉是中共地下人员，在他的极力斡旋下，双方进行3轮谈判。
其后，作为傅作义全权代表的邓宝珊向中共组织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我方能派人随他进入北平城内，以便双方进一步联络。
罗荣桓等人经一番慎重讨论，决定由接待崔载之等人的那位将领冒险入北平城。谁都知道，当时双方谈判并未真正敲定，随时有发生变故的可能性，孤身进入北平，即意味着将自己的生死完全置之度外，承受着巨大的危险和压力。
但那位将领听完罗荣桓等人的话后，还是义无反顾答应了。
临行前一夜，罗荣桓等人将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件交给那位将领，叮嘱他务必让邓宝珊转交给傅作义。那位将领先是把信件拿给邓宝珊，说了这件事。邓宝珊看信件未封口，就当着那位将领的面，抽出信纸看了一遍，看完，邓宝珊神色大变，指着信上的内容，凝重道：“不行，这封信不能现在交给傅作义！言辞过于严厉，我害怕傅作义看完，接受不了，容易节外生枝。”
那位将领也瞥了几眼信的内容，向组织作了相关汇报，得到暂不交给傅作义的许可。
次年元月中旬，在进北平城的途中，邓宝珊又一次提及那封信，他和那位将领商议，还是不把这封信转交傅作义，对方笑着表示：一切都由邓宝珊决定。
信件就这样被扣在邓宝珊手里。过了几天，那位将领突然接到组织的命令，到北平城外面见罗荣桓等人，向他们汇报工作。期间，罗荣桓提到那封信，问他是否已转交傅作义？
那位将领如实回答：“不知道，我回去就去问问邓宝珊。”
当天晚上，二人在北平城内见面，邓宝珊果然尚未转交信件。那位将领按照罗荣桓等人的指示，要求邓宝珊和他一起去拜访傅作义。
在傅家，邓宝珊秉承谨慎原则，悄悄将傅作义的女儿，也是中共组织地下成员的傅冬菊喊到角落，私下把那封信拿给她看。傅冬菊也脸色大变，赞同邓宝珊的处理方法，认为这封信目前不适合让傅作义看到。
三人几次三番扣下这封信，以至于当傅作义看到这封信时，时间已过去数月，他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情绪果不其然变得相当激动。
那封信是毛主席写的，在信中用犀利言辞历数傅作义过去犯下的罪行，明言指出，若与傅作义和谈不成，便大军攻城，严惩傅作义！
而毛主席之所以这么说，也和傅作义先前的得意忘形有很大关系。他在连占多座城池后，曾写信给毛主席，嚣张表示如果毛主席能赢下这场战争，那么他愿意给毛主席当马夫！
谁知，仅仅3年时间，华夏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傅作义也知道自己理亏，于是立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道歉信，宣称自己愿意去功德林报到。
不过，毛主席并未追究那些过往，反倒让罗荣桓等人在北京饭店款待傅作义，安抚傅作义。
很多年后，有人知道那位将领及邓宝珊扣下毛主席信件一事后，好奇问那位将领：“你这么做，就不害怕组织追究你的责任吗？”
那位将领含笑不语，没有回答。
这位将领即是我国开国中将苏静。
苏静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有人用“名将无名”一词评价他。纵观他的一生，会发现确实如此。
1932年，苏静加入红军队伍；1934年，以侦察科参谋的职位参与长征，担负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他要为整支队伍探路。别人休息了，苏静不能休息，必须要带着几名侦察队员，提前按照组织定下的路线沿途侦察。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他们通常行走在高山大川之间，甚至摸黑前进，面对的，不仅是伸手不见五指、曲折蜿蜒的山路，还有危机四伏的山野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野兽、敌人。
回来后，苏静也不能立刻歇息，他要把沿途观察到的情况分析汇总，绘制出行军路线图，交给领导，向领导报告当天行军路线，确保一切无误。
就像很多人说得那样，普通战士只走一遍长征路，而苏静，却不只走一个来回，他所行进的距离甚至能达到别人的三倍以上！
苏静的孩子苏晓林后来说，苏静在世时，几乎没有和他们说这些革命往昔，唯一一次，还是记者来采访，苏静才寥寥谈了几句自己在长征途中绘制行军路线的事情。
可遗憾的是，由于保存不当，当年苏静绘制的行军路线仅留存了几张，皆在博物馆中收藏。
苏晓林坦言，接触过父亲苏静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谨慎寡言的人，事实上，在凡事慎重的面具下，还藏着一颗机警聪明的心。
有一回，苏静与左权等人到瓦窑堡以北地区勘察，意外迷了路。左权问苏静，现在该怎么办？苏静冷静想了想，忽然放开手中牵着的老马的缰绳，带着左权等人，跟着老马找到了归途。
又有一回，苏静负责招待一名蒋介石派来的联络员，觉察对方策反、侦察的意图，不动声色与对方继续保持接触，并全程保持高度警惕。
不久，苏静发现，对方用重金收买一位译电员，想要从那人手中获取密码本。他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于是立刻巧妙收回密码本，严惩那名译电员，避免了我方重大损失。
紧接着，苏静在和对方往来中，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获取他们的密码线索，又假装无意透露给对方一些所谓我方内幕，令对方上当受骗，误以为有什么重大收获，不顾苏静尚在旁侧“睡觉”，就贸然使用他们的电台将这些“情报”发了出去。
苏静计谋得逞，偷偷躲在被窝里，将敌人的电码逐一记下，帮助我方成功破解他们的密码！
1948年，锦州城外一场大战拉开序幕。因为对方和我方实力相当，所以我方久攻不破，和对方陷入僵持。眼看伤亡一天天增加，再这样和对方硬耗下去，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苏静和朱瑞冒着生命危险，接下到锦州外围义县收集情报的任务。不料，途中朱瑞误踩地雷，壮烈牺牲，压在我方肩膀上的压力更大了！
恰在此时，苏静找到突破口。他建议我方使用坑道近迫作业的方式攻占锦州，既帮助我方大大减少人员伤亡，也让我方得以顺利逼近锦州城，成功将大批人马送到锦州城外，攻破锦州城门。
新中国成立后，苏静先是到中南军区工作，之后调回北京。
苏晓林说，他们家在北京住在一个很破旧的四合院里，窗户是纸糊的，一般房间没有暖气，一到冬天，他们几个孩子就不得不去父母屋子，和父母挤在一起睡觉。
院子里也不止他们一家，而是住了近10户人家，居住环境相当糟糕。
有关人员知道后，曾提出重新给苏静找一处四合院，苏静坚决拒绝了。
苏静的专车也是一辆旧车，只要时速超过80公里，就会罢工，从北京到天津的短短路途，更是需要停下来“歇息”好几次！
至于日常生活，更是清贫。虽然苏静的工资在当时算得上“高薪”，可他的孩子们一年到头吃不了几回水果和糕点，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补丁摞补丁，鞋子更是全由苏静的夫人自己缝制！
不过，苏静对工作人员的态度却非常和蔼亲切。
苏晓林说，他听父亲的某位司机同志讲，有一次，苏静外出办事，走到车前，突然想起有东西没有拿，就又回去了。司机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以为苏静上车了，没有确认便开走了。
苏静回来，没有看到车，又害怕耽误正事，只好让卫士帮他拦了一辆出租车。结果，到了中南海门口，人家不让出租车进，苏静没办法，只能下车步行，走了很远，方赶到会议现场。
而事后，苏静既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也没有惩罚那位司机同志，让人不由感慨他的大度与宽容。
1997年，87岁的苏静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
参考资料：
《苏静：从未领兵打仗却等于十万雄兵的开国中将》
《我的父亲苏静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