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晨，杨靖宇将军来到
濛江县城西南6公里处保安村三道崴子，在一个破地窨子里过了一晚。
在叛徒以及日伪军的包围与进攻之下，自进入正月的半个月以来，杨靖宇将军被困在这山沟中，水米未进，人困马乏，将军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人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尽管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但在日寇入侵下，东北普通老百姓很难有安生日子，杨靖宇将军望着天边的一轮明月，内心愁肠百结，此刻万家灯火，正是家人的团聚时刻，而他此时却一个人在冰天雪地之中，一顿暖和的饭也吃不上。
可他一个人的牺牲，不正是为了万家灯火的团圆吗？
杨靖宇想到这里，从他的棉大衣中撕出一团棉絮，就这雪吞了下去。
这件棉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仅要充当御寒的功能，还要充当食量补给。
而此时此刻的杨靖宇将军，因为连日来的激战，饥饿与伤势折磨下，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到门外去剥树皮……
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中，杨靖宇将军听到门外有人说话。
一开门，只见四个农民正准备上山砍柴，为了弄到一些粮食，杨靖宇叫住了他们。
“我已经几天没吃东西，饿得不行了，你们帮我买点东西，再弄套衣服。”
四个农民被杨靖宇的样子吓了一跳，后来听他说话，才知道他是抗联的。
“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
杨靖宇尽管虚弱，但他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是中国人，是不会向外国人投降的。”
令杨靖宇也没有想到的是，
四个农民之中，有一个人是伪军排长赵廷喜，他将杨靖宇的消息出卖，当天下午，日伪就集中了5批200余人的队伍上山，将杨靖宇团团包围。
杨靖宇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老恶河旁边，直至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我虽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今日得以血溅山河，我足已！！”
一群敌人将杨靖宇的遗体团团包围起来，先是高呼万岁，然后就是一阵沉默，意外的是，这群人在沉默过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据日方报纸记载：
“是杨啊，于是所有的讨伐队员都发出了男儿之泣。”
一
杀害杨靖宇将军的直接凶手，是原抗联战士、叛徒张奚若，此人是机枪手，也是他开枪击中了杨靖宇将军的胸口，也是他与王佐华将杨靖宇将军的遗体放在闸刀上，将头砍了下来。
解放后张奚若逃过一死，一直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还有吉林报社的记者上门采访，张奚若至死也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并打死杨靖宇将军的事实，成为许多抗联老战士的遗憾。
发现并出卖杨靖宇将军的是伪军排长赵廷喜，赵廷喜1946年被人民解放军活捉后枪毙。
最后叛变的是他警卫排长张秀峰，也是他带走了杨靖宇将军身边的警卫排余部，导致杨靖宇将军孤身一人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张秀峰后来也逃过一死，一直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还有记者采访。
时隔20年后，有人了解到当年叛变的张秀峰未得到法律的惩戒，还在网上发帖愤怒地质问：
“解放后，抗日联军的叛徒张秀峰为什么没有被执行枪毙？！”
尽管以上几人都是直接或间接害死杨靖宇将军的凶手，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比接下来这个人，以上三人只能算是小恶。
此人就是杨靖宇将军生前曾最信任的得力助手，原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
抗联的前身是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活跃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随着后来的发展，抗联建成了11个军的规模，除了第一至第七军是隶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另外四个军都是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
其中，抗联成立最早的就是杨靖宇任军长的第一军，
1936年6月，抗联第一军、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又兼任了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初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外，第一路军总兵力大约在五六千人左右。
尽管人数很少，但抗联第一军自成立的那天开始，就同数倍于己的日伪军作战。到1936年7月，抗联第一军形成了下辖3个师4000余人的规模。
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光勋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中，第一师师长程斌、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第三师师长王仁斋。
毫无疑问，程斌是抗联发展时期重要的高级将领，可惜也只是曾经是。
程斌1911年出生于吉林伊通县，九一八事变后，程斌在磐石县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了义勇军，这支部队是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以李红光赤卫队的基础上改编而来，是抗联第一军的前身。
1932年11月，杨靖宇省委代表的身份被派往南满，负责联络各县的抗日义勇军，并以在磐石的抗日义勇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支队。
程斌也就是在此时，跟随在杨靖宇身边参加抗战。任南满游击支队第四小队队长。
不可否认的是，程斌在跟随杨靖宇抗日期间，确实做了不少贡献。
据资料记载，程斌文武双全，在抗联深孚众望，指挥过大小战斗几十次，其中最有名的“摩天岭大捷”，歼灭日军今田中队48人。
可让人愤恨的是，在抗联生存困难时期，程斌选择了叛变投敌。
进入1937年后，抗联的生存发展在日伪军的压迫下出现了困难，日军不仅加强了军事上的动作，还强化了“保甲制度”以及“集团部落”，切断了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程斌率领的第一师连续激战不利，获取物资补充也愈发困难。
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原抗联第一师军需部长
胡国臣和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被捕叛变投敌，很干脆的就向敌人交待：
“程斌对母亲很孝顺，可密捕程斌的母亲与哥哥，迫使他投降。”
日军大喜过望，随后派长岛工作班特务沈亚东打探程斌亲属的住址，在成功逮捕程斌的母亲与哥哥程恩后，日寇派随李万荣投降的叛徒韩荣带着程斌的哥哥去劝降程斌。
“你还要不要母亲了。”
程斌内心一下子挣扎犹豫起来。
日军不仅加紧了劝降程斌，还出动了大批的军力，意图迫使程斌屈服。。
1938年6月29日，日军长岛工作班87人、黑崎讨伐游击队80人以及
碱厂警察署增田警尉25人包围了程斌第一师主力。
在敌人面前，程斌丧失立场，主动投降，甚至还劝说一师其余工作人员随他一起投降，
据统计，随程斌一起叛变投降的一师干部战士达115人，还向日军缴械步兵炮一门，轻机枪五挺、自动步枪两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二
1938年7月31日，日寇为程斌的叛变举行了盛大的归顺仪式，程斌作为叛徒之首讲话。
“……益感皇恩之可戴，悔前非而归顺”。愿随长岛工作班从事工作，以对付其它“匪团”并誓赎前罪，无再为匪之虞目……”
这一席话也充分暴露了程斌可耻的叛徒嘴脸。
程斌作为一个原抗联高级将领，他是很熟悉抗联战略战术以及后勤补给体系的，特别是熟悉杨靖宇本人。
据原来参加过抗联的老战士回忆：程斌对杨靖宇究竟熟悉到什么程度，那时他率队进山围剿，不需要照面，只要听着枪声，就能知道是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程斌自幼跟随在杨靖宇身边，杨靖宇对他来说也是如兄如父一般的存在，但在日寇面前，他却选择毫不犹豫地出卖。
程斌一出手就抓住了抗联的“死穴”——密营。
日军在强化保甲制度、集团部落以后，杨靖宇为了获得生存补给，特别在深山老林之中创建了密营，密营是抗联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不仅存放着粮食弹药等补给，还充当有收集敌情、宣传抗日的重任。
尽管抗联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密营的生活设施却很完善。
根据史料记载，在红石林区附近周边有30多座密营遗址，其中设立在嵩子湖的是杨靖宇密营。又称司令部密营。
据一些1946年去过的老人回忆：
“密营是用木楞刻成的连体式马架子房，顶盖用桦树皮及木拌子苫盖，戗子内均分东西两铺火炕，皆为“暖戗子”（有炕或地火龙的戗子）。烟囱是用空心木做成的，密营结构十分整齐完整，配备也较为齐全，有宿舍、厨房、仓库、药房、粮仓、枪械所、哨所、杨靖宇居住地等设施。”
抗联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抗战14年，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依赖密营。
可程斌一叛变，马上勾结日伪，将杨靖宇在蒙江县设立的70多座密营连根破坏了。
破坏了抗联的后勤补给基地，杨靖宇的部队处境登时堪忧。
不仅如此，程斌还几次率队深入深山老林之中，围剿抗联，甚至还在阵前喊话，意图瓦解抗联的军心。
以前日伪军与抗联作战，只敢在白天活动，到了晚上就要退出山林休息，抗联也因此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但自程斌叛变后，日伪军对抗联的围剿昼夜不息，加之难以获得物资补充，抗联的战斗力也大大下降。
在程斌追捕下，抗联伤亡巨大，他双手上，沾满了抗联战士的鲜血。
1938年8月，程斌率队围剿抗联，在蒙江那尔轰袭击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3人，磐石县黑石镇打死抗联1人；
1939年春，在桦甸、金川等地围剿抗联部队打死抗联战士11人，搜捕7人，其中两人被程斌打死；
1939年7月，在辉南县五分所打死抗联战士6人；
也正是在他的追捕下，杨靖宇身边的部队越打越少，直至与主力失去了联系，钻进深山老林之中。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
蒙江县三道崴子遭日伪军包围，经激战后壮烈牺牲，程斌竟然恬不知耻地说：
“这一下，我的饭碗没有了。”
杨靖宇牺牲后，程斌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他与他麾下叛徒所组成的大队，参加了日伪在蒙江县举行的“庆功大会”。
据档案记载，未出正月，
日伪就召集宪兵、伪军、叛徒召开了“杨靖宇讨伐座谈会”，尽管双方立场不同，但日寇普遍都认为，杨靖宇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对是叛徒出身的程斌大加讽刺。
座谈会上，记者宫本询问：
“请先谈谈杨靖宇的履历和风貌吧。”
一旁坐着的岸古隆一郎阴阳怪气的对程斌说：
“这方面程君是最了解的，因为早先他是杨司令的臂膀嘛！”
程斌则是低着头说了一句：
“不要闹笑话，对于杨匪我大概知道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程斌杀害杨靖宇后，与大哥程恩一同回家，他的母亲始终拒绝与他见面，他的外婆更是被气倒，一直到临终之前，还特别交待：
“生不用贼养，死不用贼葬。”
三
也许是担心自己失去了作用，程斌此后更加变本加厉。
1941年8月，程斌大队被调往热河参与日寇扫荡，在驻扎安匠屯一带期间，程斌遵照日寇“归屯并户”的政策，在当地执行“三光”政策，大规模的杀害群众，制造无人区。
1942年，程斌调热河省警察大队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协助日寇与八路军以及抗日部队作战。
1944年9月，日寇日暮穷途之余，想起了程斌等汉奸，于是特意将伪通化省警务厅所辖的各个警察大队全部调往长城一线，负责与八路军作战，并改称“一心讨伐大队”，总部设在河北遵化县城。
事实上，程斌是至死未悟，或者说从他决定背叛杨靖宇开始，就在这条路上永远无法回头了。
1945年8月13日，程斌意外听说了日本战败的消息，立即同亲信
曲焕文、吴太福商量，逮捕并处死了“一心讨伐大队”80多名日本人，控制了这支部队，以观时变。
日寇宣布投降后，八路军第十五军分区杨政委到遵化城中劝降程斌，但程斌那时顾虑自己罪行，决议投靠国民党，于是在谈判中刻意虚与委蛇，并将杨政委扣押，事后杨政委死于狱中。
“一心部队”坚持反动的立场引起了我军愤慨，
1945年9月，冀东八路军在将要前往东北的杨得志、苏振华纵队的协助下，打进了遵化县城，消灭了“一心部队”，但意外的是，程斌后来却不知所踪。
事实上，程斌带着一部分队伍逃出遵化，投靠了国民党，部队改编为东北行辕第三纵队，程斌任副司令，该部被陈明仁收编后，程斌又改任国民党上校副师长。
随着东北全面解放，直至辽沈战役落下帷幕，程斌举家逃亡北平，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少将高参。
直至1949年1月，北平解放，程斌隐瞒叛变历史，摇身一变成为起义军官。
1949年2月，程斌混入华北野战军后勤部军械处工作。
就这样程斌逍遥了两年多。
1951年春，沈阳（一说是在北平）街头下起了雨，程斌打着伞在街头，路边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了他伞下，程斌仔细看后发现，眼前这个人竟然也是一个抗联的叛徒刘其昌。
刘其昌抗战时期投降了日伪，后来有投靠了国民党军统，此时却不知为何在沈阳出现。
具体详细的过程，各方描述均不相同，
有的说两人都认出了对方，后来分别各自举报，没想到顺藤摸瓜查下来，两个人都是叛徒；也有的说两人各自认出对方后，出于担心暴露，并没有去举报，一直到后来刘其昌被捕后，为了立功脱罪，交待了程斌的情况。
据有限的资料考证，
刘其昌身份也有很多，一说他曾经当过程斌警卫，但也有文章称，刘其昌1935年就投靠了日伪，那时程斌还是抗联师长。
程斌后来叛变，在热河担任警察大队大队长期间，刘其昌也在热河一带，职务相差不多，因此两人有所交集，据说刘其昌后来被捕以后，曾用“密友”来形容两人的关系。而且两人解放后有过交集，刘其昌被捕后，还大致的告诉了办案的公安机关程斌住所的位置。
抗战胜利后，刘其昌投身军统，因为级别太低，国民党当局败退之际，他没有获准离开，而是受命潜伏下来。
可以考证的是，刘其昌是先于程斌被捕，他在狱中交待：
“害死杨靖宇的凶手，在解放军里当官。”
1951年4月28日，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程斌逮捕归案，经审讯后确认，此人就是叛变的原抗联师长，杀害杨靖宇的凶手程斌。
1951年5月12日，经公审后，程斌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于同日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