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为抗战大局奠定了基础。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式编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作战序列。八路军的编制结构为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朱德担任总指挥，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他们带领部队承担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使命。
此时八路军有12位团长，如杨得志、李天佑等，皆是从战火中淬炼出来的老红军指挥员。他们年纪轻轻便已身经百战，在战场上展现不一般的军事才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就跟随红军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些团长们凭借着优秀的指挥能力，成为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
建国后，在这12位团长中，685团团长杨得志，从八路军时期到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担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等重要职务，还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等。朝鲜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后又历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还曾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长等要职。
686团团长李天佑，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等职，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之后还担任过广州军区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716团首任团长宋时轮，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等职，参加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69团团长陈锡联，是刘邓大军的主力战将，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等职，参加了进军中原、淮海战役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共有五位团长荣膺开国中将殊荣。715团团长王尚荣，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职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第2师师长等重要职务，参与了宜川战役等诸多关键战役。717团团长刘转连，在解放战争年代，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第29师师长等要职。
718团团长文年生，曾出任华北军区第6纵队司令员等关键岗位。770团团长张才千，在解放战争中，担任过中原野战军第12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位。771团团长徐深吉，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他们皆为国家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令人惋惜的是，688团团长陈锦绣在1938年1月22日的河北平山马家山战斗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牺牲。772团团长叶成焕在1938年4月的战斗中，为抗击日寇英勇捐躯。
然而，在这些团长中，却出现了张绍东这样的反面案例。
张绍东曾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师师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担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团长，而他却擅自违背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部队驻地违规“打土豪”，中饱私囊，甚至还与地主家女儿有不正当关系。当旅部决定整顿队伍时，1938年2月25日晚，张绍东伙同参谋长兰国清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走出军营，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逃。最终，只有张绍东、兰国清等少数人叛逃成功，大部分人在团政工干部的说服下返回了部队。
张绍东曾是徐海东麾下的得力战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诸多恶战，战功卓著。然而，这样一位本应在抗日战场上继续发光发热的将领，为何却走上了叛逃之路，伍瑞卿，当时担任344旅687团供给处军需股股长，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他亲眼目睹了张绍东叛变事件的发生，之后整理出四条原因。
首先，此事与团参谋长兰国清有着紧密联系。兰国清原本来自旧军队，虽然参加过平江起义等重要事件，但其思想觉悟一直较低，对人民军队的政策长期心存不满。在政委制度暂时取消之后，兰国清更是觉得没了约束，频繁地鼓动张绍东去破坏部队的纪律和风气。
其次，部队环境与制度的变化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抗战初期，八路军暂时取消了政委制度，党的领导力被削弱。党小组开会少，且开会也多是主要负责人讲话，其他人不敢提意见，有问题也难以向上反馈，各种军阀作风等不良现象开始显露。这种环境下，张绍东的错误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约束，逐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再次，外部不良分子的渗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687团有一个原是青帮小头目的俘虏参谋，将各种恶习带给了张绍东和兰国清，进一步腐蚀了他们的思想。
最后，对前途的悲观情绪也是重要因素。1938年1月，张绍东的老战友、688团团长陈锦绣作战牺牲，同时687团与日寇作战伤亡也很大。这让张绍东对前途感到极度悲观，在兰国清的怂恿下，最终决定叛逃。
1938年2月25日，张绍东以查看地形为名，将团部和两个营的部队拉到昔阳东治头，试图劝说大家投向国党。但他的话遭到了田守尧和吴信泉等的强烈反对，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长和少数人。
八路军总部在得知张绍东叛逃的消息后，震惊之余深感痛心。朱老总亲自来到687团，主持整训工作，以肃清张绍东叛逃事件带来的恶劣影响，同时派出部队全力追捕叛贼，誓要将其绳之以法。然而，张绍东和兰国清二人如同人间蒸发，部队搜寻多日，却毫无踪迹，追捕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关于张绍东和兰国清的去向，出现了诸多传闻。有人说他们投靠国党后，因某些原因被囚禁，可能是他们的叛逃行为未被国党完全信任，亦或是他们知晓太多机密而被视为隐患加以囚禁。还有传闻称，他们在逃亡途中被日军发现并杀害，毕竟他们曾是八路军的重要人物，日军若得知他们的行踪，极有可能将其铲除，以打击八路军士气。另外，也有说法认为他们隐姓埋名过上了平民日子，也许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叛逃行为不得人心，为了保命，选择潜逃到偏远山村，试图在平淡中度过余生。
但这些都仅仅是传闻，并无确凿证据加以证实。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隐姓埋名的可能性确实相对较大。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只要他们避开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逃往深山僻壤的偏远山村，改名换姓，伪装成普通百姓，的确有一定机会不被发现。不过，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永远都难以揭开那神秘的面纱，只能留给后人不断地猜测与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