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伍国，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
作者投稿，原标题《大学公共英语过级考试及语言的交流特性》
最近特地询问了生活在中国国内的几位学“非英语专业”，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八零-九零后朋友对英语“过级考试”的看法，得到的回答大概有两种。一位友人是断然否定过级考试的意义，认为靠高中学英语的扎实底子就可以通过四级，而六级仅仅意味着背更的多词汇和做更多的题目，但四六级考试即使通过，对工作和生活的作用也不大，“影响微乎其微”，对“哑巴英语”也没有改善；另一位友人也认为这只是一门考试，能帮助大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但谈不上真正的“掌握”。第三位年轻朋友则认为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考试，学习英语就没有“动力”，但他也承认，过级考试期待的英语能力，和后来在实际工作的应用的英语，包括和美国客户交往时的语言关系不大，观点大概算折衷型。第四位朋友也属于折中型，承认过级考试可以强迫自己背单词，但他坦承在最近的几次需要使用英文的求职面试中，存在听不太懂也表达不好的问题。
笔者也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感叹，一个在美国英语中很常用的词，自己过了“六级”却不知道。私以为这些都涉及中国的英语教育以及考试内容长期和实际生活脱节，不注重应用能力的缺陷，也就是说仍然把大多数学生的英语教学局限在“应试”和做题的框子里。
外语教材的编撰本身也有问题。在翻阅一些对外汉语教材时也曾发现，即使是由中国的语言专家编写的教材似乎也存在和生活中的口语脱节的现象，令人感觉那些书本上的对话虽然语法正确，但现实中中国人并不这样说话。同样情况也出现在英语学习中。一些英语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已经制作了很多短视频，不断纠正说，中国人的一些英文用法“也对，但以英文为母语的人不是这样说的…”
四六级作为一种标准化考试，如果一些学校不再强制学生通过，并和毕业脱钩，也有一定合理性，但是，总体上弱化英语教学，贬低英语学习本身的意义对中国融入世界，包括在心态上接纳全球文化以及被接受，是极其不利的。全球的经贸，学术，外交中的日常交流，通行语言都是英语，互联上绝大多数的表达都是以英文进行。英语仍是地球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英语水平欠佳事实上也导致交流的低效和低质量。一些具有博士学位的国内中年学者有的已经是博导，正教授，也应该是通过了“六级考试”的，但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他们的英语往往只能照着稿子读，或者按照PowerPoint 上的要点来读，即单向输出，一到自由问答和交流环节，就听不懂，也答不出，或者听懂了但说不清，就想找个人来“翻译翻译”。
笔者曾经在一个在线会议过程中被临时抓去做过交流环节的口译，把西方学者的问题翻译出来，并传达他们的意思。在别的会议上也见到其他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被临时找去充当大陆学者的翻译。有一些并不难用英文表达的意思，例如，“我不是‘之一’，我就是搜集某种材料最多的那个人”这类玩笑，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知名中年学者也无法用英语说出来，还得外事活动中的官员那样说几句停下来，依赖翻译。有的中国教授可以宣读英文论文，但全程充满奇怪乃至错误的英文发音。有位海归朋友曾告诉我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这种高教重镇见过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因为英语的局限，在学术交流现场只能说今天天气很好之类和讨论议题毫不相关的话，虽然受到友善的包容，但显得很不专业，他在现场都感到尴尬。
在我的经验中，亚洲其他英语并非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假如有学者出席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国际会议时，尽管各带口音，但基本上不会出现需要临时找人翻译才能顺利交流的困局，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都没有专门的英语水平过级考试。更不可以区分专业英语和非专业/公共英语。
中国的航空公司一些飞美国的航班也常常出现这类情况。如果只是单向输出式地说英语，空服人员都可以胜任愉快，但只要客人产生疑问，要求解释，进入对话，空服往往就张口结舌，转向乘客中的定居国外的华人，用中文请求“你来帮我解释一下。”仿佛英语培训除了“coffee？tea？coke？”以外是不包括应对任何复杂场景的。
在匿名审读一些英文论文时，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是中国国内的学者，把中文论文翻译成英文来投稿的，因为行文，思维，句子结构都能明显地让人感到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英文的句子结构和中文句子结构及其背后的运思非常不一样，包括前者中大量从句和关联词的使用，意义表达上的不断转折和层层推进，都体现出中西思维逻辑的区别，这是深度学习英文的人应该注意的，也只能通过大量研读英文的学术写作慢慢学习和掌握。
我曾经应邀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的英文刊物做过十年的汉英学术翻译，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两个问题：
第一，尽管邀请者对我的工作尚算满意，但我作为非母语的英译者，仍然需要不断学习和磨练，因为在以英语为母语而又受过社科博士训练的“语言编辑”那里，我的翻译也存在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为此我专门做有笔记加以总结。
第二，当这位严苛的“语言编辑”审读整个文本的时候，很多她所指出的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她作为“语言编辑” 对译文进行润色的职业定位，而是她作为学者对中文原作者的论证和行文在学术上的质疑（此时她不自觉地成为一位不请自来的“匿名评审者”），但这些问题是我们不能代答的，除非中方编辑要求作者做出回应。然而，这个部分的争议本身牵涉的就是两种文化和学术背景下的人对社科研究本身的理解。也就是说，一篇经过英译的中文学术论文，在受过学术训练而且较为严苛的英国人读来，存在很多不能说服人或者感到奇怪的地方，尽管我已经力所能及地在翻译过程中对很多背景以直接增加词句和加译者注的方式力求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也在对编辑的答复中代替作者做了一些解释。这些发表过程中的一次次的跨文化障碍，质疑，解释，增补，可能是作者们至今都不知道的。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一位编辑英文学术刊物的著名华裔学者最后决定不再接受被翻译成英文的中文论文，只接受以英文原创的稿件。
当我自己的文字被翻译成英文时，我立即可以感觉到，精通中英双语，而又受过高质量的翻译专业训练的新加坡译员，在处理时对文本有不少的提高，进行她们所认为适当的调整和编辑。即使不说翻译过程一定存在“创造性叛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是确凿无疑的。因此我每次都会对翻译的工作表示诚挚感谢。
另外的要点就是语言背后的思想实质。真正深入学习英文，而不是以快速解题和通过考试为目的的人，会在阅读中自然接触和体味到英语文化中的一些思维方式，比如对 “事实”（fact）和 “价值” （value）及观点（opinion）进行的严格区分。美国人很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是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一概念的经常使用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提前假定，在人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常常存在背离，所以才会出现不符合初衷的效果。美国人在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常常会用socialization， “社会化”。这个中文词语在中文中的实际意义并不明确，但在英语中因为有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读者很容易理解，当一个人说自己被“socialized” ，是在指涉如何逐渐形成符合社会规范和期待的自我认知，特别是关于自我的性别和种族定位。
还有一个词非常常见的词是context，“语境”，以及相应的表示动态过程的contextualization. 美国的大学文科教育中，十分注重让学生掌握某种事物和现象的context, 而这里预设的假定是，掌握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宏观“语境”，有利于更准确地认识事物和社会历史现象的起源和过程。但这种认识并非是为了进行关于好恶的道德评判，而恰恰是为了避免简单粗率的评判，在认知的意义上获得更完整和准确的了解。这一了解的目的，又涉及到美国人用词和观念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现代公民，乃至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养成一批 “well-informed”的，即充分知情的人。在这一系列的词语和概念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的一些基本的现代理念，即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公民首先必须充分获取信息，并能够采用各种不同的多元的perspectives （ 视角）来看待问题，即使不同意也可以先充分地听取不同角度的观点，了解对方的观点和价值的形成史（这个时候美国人常常会说：Now I know where you come from），即使未必赞同，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再进一步去进行有意义的交流。
或许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充斥着“悲剧”（tragedy）,“困境”（dilemma）, “陷阱”（tragedy），“悖论”（paradox），“脆弱”（vulnerability）这样的语汇，在受到现代美国社会学理论影响的中国政治和历史研究中，“冲突”（conflict）, “控制”（control）, “抵抗”（resistance）, “竞赛”（contest）之类的概念框架比比皆是，而在这些词语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和哲学基础。又比如，中国古典文献爱使用“兴”和“亡”这一组概念，而英文中描述一个帝国或文明常常用“decline and fall”。这里的“fall” 可以对应“亡”，会瞬时发生，但decline （衰）描述的则是一个缓慢，痛苦和惶恐的滑落过程，有点类似“大厦将倾”中“将倾”的状态而非倾的崩塌瞬间。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史学巨著即名为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衰亡史》）。近代的例子可参见在西方和中国的知识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德国学者Oswald Spengler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衰落》（德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英 The Decline of the West）。德文原文中的Untergang兼具衰落decline 和覆亡downfall两个意义，但通行的英文译本选择了描述过程的decline 一词（中译选择“衰落”也贴近英文的选择即书中本意）。了解decline 这个词的况味和在英文语境的高频使用，有助于理解当今美国的危机感。
《西方的没落》德文版书影
汉传佛教的“八宗”，各“宗”是否可以由英文的sect 准确传达也是一个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 “sect” 带有反叛主流的意涵，比如新教/抗议宗对天主教的反叛，就使基督新教成为一种sect，但如果不强调紧张，叛离，抗议，和分离的一面，仅仅指涉一个大型宗教内部在信仰，实践，组织结构方面存在区别的不同次级群体，denomination 也是可以使用的。在这一意义上，由于禅宗对领悟佛理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性改变和突破，事实上可以看成一个sect, 但由于其并非小众和排他的广泛影响力及其学术思想性质，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学派”性质的school，而基于对某部佛典的偏好而形成的其他宗派如天台宗和华严宗，并无激进的叛离行为，则称为school 似更为妥当。然而在实践中，以美国佛教学者Donald Lopez, Jr. 所编撰的一本论文集A Modern Buddhist Bible为例，以英文为母语的学者们对于把汉传佛教宗派说成“sect”并无任何异议，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只要宗派之间存在教义解读和经典侧重方面的某种独立性（independence），就是一个sect ，这里的使用我认为是取其广义，而非一定要激烈反叛。
当然，中国本土的概念也是值得重视的。阎学通教授在其英文著作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 中就将荀子思想中的“礼”翻译为“social norms (rites)”。在不过度深研“礼”的复杂哲学和伦理意涵的国关研究中，这样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精到。另外，阎学通教授书中把荀子思想中三种国际关系形态中的“王”英译为“humane authority”, “霸” 译为“hegemony/hegemonic authority”，“强”译为 “tyranny” （《荀子》王制篇中“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并以表格来阐释三者的区别，对于英文读者掌握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和词语站之间的细微差别极为有益，反过来，这些中国本土的概念也不妨借用来分析当今的国际局势。
一些国内学者如倪乐雄教授的战略思考被美国学界主动翻译成英文来研读，但前提是，倪乐雄教授的中文著述植根于对中国历史经验和儒家学说与西方哲学的双重领悟，其基于比较文明视角的宏观分析，在经过翻译以后并不生硬，而分析和结论能很快被英文读者思考的效果。蒋庆先生被译成英文的论著中，针对现代思想中对“理性”(reason)，“利益”(interests)，“意志”(will) 的过度强调，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指出，人不仅在个人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同样也是情感存在，而情感分为三种：“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s），“宗教情感”(religious feelings)，和“心理情感”（psychological feelings）。这些属于以中文原文的功力和原创性取胜。
这样看来，一个当代学者的功力和深度仍是首要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语言的局限，但前提是其原创性和深刻性。我个人甚至始终认为，林语堂用精美地道的英文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的作品，其长久的影响及其所能引起的普世的共鸣，在今天来看，其实是远远不如经过翻译的鲁迅小说，因为鲁迅小说早已超越了语言的隔阂，触及了人性的普遍困境。一个当代美国学生，如何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可能会产生一种对（经过刻意美化的）遥远的“中国文化”的想象，而读鲁迅小说，如《故乡》的英译本，能立即从中看到自己——这是我教学中的亲身经历。
另一种对本土概念的移译，就是在实践中已经进行的，对原词拼音的直接使用。由于翻译中的一大难点就在于语义和语境的完全重合，把儒译为ru, 道译为dao, 仁译为ren, 再经由阐释性的说明帮助英文读者理解这些词语在中文原语境中的复杂意涵，使之不至于被单一的英译词语遮蔽，是学术界已经进行的实践。电脑游戏中把妖怪 “翻译”为yaoguai 也是值得肯定的，英文世界的游戏玩家可以经由yaoguai这一陌生的新语词和游戏体验去领悟其意义，而非一定要直接看到和听到monster/demon 这样的熟悉词汇。我的一名正在把李清照的生平和创作作为毕业论文主题的美国学生，就用 “ci poetry” 来翻译“（宋）词”，这样其他美国读者既能认为“词”是一种“诗”，因而便于理解，又能通过一个音译词ci来感受一种中国特性。
然而，人工智能的兴起加剧了对深度英语学习和有反思的跨文化交际的轻视。现在，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英语学习已经不重要，只要用ChatGPT把自己的“阶段性成果”“翻译翻译”就能一秒见效，其实还是忽视了上面谈到的语言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过度把语言工具化，也夸大了人工智能翻译的精准度。一些“阶段性成果”中充斥官媒口号式语言和惊叹号，是怎么技术上精准翻译都难以进入全球学术对话的。
中国高教界把英语教学人为地区分为培养翻译和交流能力，或者进一步偏重语言学或文学的高级研究或翻译理论的“专业英语”，以及不注重实际能力，只需要做题过级就能毕业，并以此认为掌握了英语的“公共英语”两个类别，可能是包括取消四六级考试之争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根源。一切人类语言的基本功能都是口头或书面的表达和交流，不应该存在不注重交流而又自称“公共”的外语教学。也就是说，所有的英语学习者首先都应该进行同样的，以有效的“公共交流”为目的的学习，而不是人为二分，专门让外语学院的学生去学习“开口的”外语，而让“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去学习不注重实际交流（包括发音的准确度），只集中做题的“哑巴英语”。外语专业的学生当然应该进行更密集的口语，写作，翻译训练，更深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研读，或者培养对语言学理论的兴趣，或者专门训练同声传译，但基本交流能力应该是所有外语学习者共同的首要目标。对于有国际交流需求的文科学者来说，总想临时“找个人翻一翻”不如好好磨练基本的英语交流能力，思考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而且不要低估“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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