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4年的政治学研究状况，可以看到：构建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共识不断深化，并成为贯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总抓手，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继续成为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引领力量，计算政治学、政治传播学等学科意识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命题，围绕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政治发展等重大议题持续深化研究，在基础理论建构与回应时代发展上协力推进；面对全球变局与科技变革，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国内与全球层面构筑良善公共生活中的价值愈发重要。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持续推进
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在政治学等学科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共识已经达成”（张树华），并且生长出诸多新的学科分支和学术生长点。
1.多领域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在推进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成为重要的先行力量，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共同体自觉。历史政治学自2019年实现建制性发展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生长点，在反思西方政治学、深度挖掘中国政治传统、创新研究范式、提出标识性概念中取得重要成果。在首批发布的“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论丛”成果中，《历史政治学》《政治的概念》对中国政治学的范式革命及其知识论原理进行了阐发，《文教国家》等则从国家形态和传统之现代更生中具体展示了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田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则体现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层层递进的特点，即中国性问题、独立性思考、原创性概念、学科性介入、经典性议题、体系化理论。
在计算政治学、法政治学以及政治现象学等新兴领域，亦可看到拓展学术研究领域、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与自觉。在“第一届计算政治学论坛”上，杨雪冬强调，计算政治学要着力把握自身在新时代的价值属性，致力于推动政治生活的向上向善，要对宏观制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避免对技术细节的过度关注；要对历史问题投以更深入的关注，避免过于表象化的当下研究。孟天广、吴培琳则考察了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趋势与进路，指出算法政治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考察其类型学和成因；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究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在“首届新时代法政治学论坛”上，庞金友表示，政治学与法学的学科交叉具有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法政治学的发展将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在政治现象学视域中，王海洲表示，正在尝试推进的中国政治学大语言模型，可望通过深层知识图谱分析，处理数据库中所有词元间的潜在关系，从而发现更多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蜉蝣概念”。
在政治传播、民族政治学等传统研究领域，学科意识、构建理论体系的自觉更加突显。荆学民认为，政治传播“学”的形态逐渐彰显。他主张，用政治传播学引领和指导未来的政治传播实践，同时依靠政治传播研究的学理性协调政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争论，解释中国与西方政治传播的实践差异，容纳新时代人类政治秩序的剧烈变革。民族政治学则在系统梳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持续为解决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贡献学理支持。周平提出，国家发展形势和任务的根本变化，要求反思民族叙事的历史经验，塑造一个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个民族相结合的复合型叙事。
2.知识生产与概念建构
在世界知识网络中考察知识生产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杨雪冬、许超通过中美两国政治学互为镜像的考察，指出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贡献的展开，中国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应该提高开放性、包容性，揭示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智慧的一般逻辑。李艳霞主张，新时代背景下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以知识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为核心，把握“本土”与“外来”；以自主的自觉性和自为性为核心，平衡知识与权力；以知识体系建构的绵延性为视角，融通历史与现在。
概念建构，尤其是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联受到重视。郭忠华指出，学科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成和传承方式，学术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和更新方式，话语体系表明自主知识体系的应用和交流方式，三大体系都对标识性概念的操作化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此外，陈军亚、郭台辉则分别从概念建构中的知识秩序以及概念建构作为知识创新路径进行了讨论。在具体研究中，历史政治学和田野政治学都强调基于中国经验建构概念及概念体系、发展政治理论。区别在于，后者注重面向田野实践提炼概念，徐勇、黄振华等学者通过具体考察家户制概念的建构，总结出如何面向中国实践提炼概念，进而在发展概念家族、强化现实取向、构建理论体系方面继续深化拓展；而前者不仅注重基于历史经验进行概念发现，而且重视对政治、权力、国家、政体、政党等基本概念进行重述，在澄清西方学术迷思中确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
熊易寒在总结职责同构、项目制等国家治理标识性概念时指出，国家治理知识体系是多学科共享与竞争的“公共领域”，政治学参与建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西方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的知识化的综合。他认为，面对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知识体系建构可围绕数字化治理对政府组织结构以及组织间关系、政府监管方式、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国家能力的影响等核心议题展开。
3.方法论自觉
随着历史政治学的勃兴，相关方法论探讨得到多维推进。一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转向的趋势中，探讨以历史发展理论的具体进路。陈明明提出，以探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寻求对事件和行为的解释，有助于全面反省政治学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建构。二是重新检视历史政治学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关系。如吕杰总结了因果分析框架对过程性因果的最新讨论、动态计量模型以及动态贝叶斯统计模型的最新成果对于推动历史政治学实证研究提供的方法学工具。刘伟、李昊霖则提出，将过程追踪法带入研究，以解决历史政治学中时间性因果机制缺位的问题。三是深入挖掘历史社会科学的质性方法论。罗祎楠勾画出质性方法论流派内在的学理联系与共同的思维局限，提出要在新的方法谱系中展开对实践者“主体性”的自觉分析，注重史观作为认识实践的方法论属性。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也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包刚升主张结合政治史，在文本解读和逻辑反思的框架下实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孙晓春则指出，应从基本概念切入，复原思想家的逻辑框架；季乃礼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实现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以及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围绕“如何重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李强提出，要将思想史研究升华到政治理论探索，通过研究汲取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智慧或避免其失误，思考当前的政治理论问题；刘训练则反对以求新立异、跟风追潮为取向的研究，主张要承认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拓展空间有限，但也要相信中国学人是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的。
此外，比较政治学中关注案例、理论与方法的均衡（王丽萍），定量科学研究中预测科学（高奇琦）与自然实验法运用的前景（法卉），田野调查研究中口述史研究方法的重构（张奎力）以及政治文化研究中新范式的发展（郎友兴、王旭）等议题也受到关注，体现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方法论自觉。
4.知识生产中的学科边界与学术拓展
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如何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下彰显其核心价值，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互鉴和对话，是学科自主性与学术包容性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新时代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直面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党史党建学等新兴一级学科在学科设置、研究议题、人才队伍以及学术资源等方面带来的挑战，更需要在观念认识和具体研究中明确学科边界与特质，探索与相关学科在治国理政重大议题上协同发力，共同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在国家安全研究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核。陈明明指出，政治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政治学视野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国国家安全建构的历史、结构和行动维度。江天雨认为，政治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统合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进行交叉学科建设的锚点，国家安全学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政治学学科建制的融通性、研究议程的真实性。此外，程同顺、曹海军等人则强调，从总体性把握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探讨了高边疆国家安全治理、大党独有安全难题等议题。在纪检监察研究中，党内全过程监督体系（李景治）、巡视巡查制度（马雪松）、协同监督（程同顺）等议题也在政治学视域下得到探讨。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在国家建构、政治认同、政治传播等研究议题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也将为检视、修正、建构政治学理论提供大量宝贵的经验证据。在党史党建研究中，政治史、政党史属性深刻影响着党史研究，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比较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等议题与政治学研究内在关联。贺东航提出，以历史政治学进路深化、拓展党史研究，实现党史研究与政治学理论的学术共进；刘红凛从系统党建观出发，分析了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的基本内涵与内在关系；王立峰、田芳芳则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出发探讨了党内法规理论的建构问题。而对于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内如何实现党史学科与党建学科的融合发展，历史政治学进路或可提供参考。
学科性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源头活水。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提炼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现代国家的概念重构与理论建构
在国家理论研究中，政党—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表现出较强的适用性，新近提出的新型现代国家概念则表现出丰富的理论潜力。杨光斌主张，在政党国家视域下考察现代化与世界体系的变革；贺东航则聚焦党的领导，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以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此外，殷冬水、柳建文等分别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中国特色党治模式协调区域发展的机制。针对周光辉近年来提出的“新型现代国家”概念，景跃进主张将其作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纲领性概念，通过对现代国家的概念重构，发展概念集群，揭示“新型”一词所表达的中国性，将新型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时刻”转化为“新政治学”的中国时刻。
在国家理论研究中，国家认同构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一是在基础研究方面，意识的结构差异、身份机制对认同的影响得到阐发。周光辉从国家意识的意义结构展开，分析了认知、认同与期待对于国家实现精神统一的构成性意义；周平则分析了身份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能动性与自我构建的新特征，从而深刻影响到认同问题。此外，徐百军提出将国家认同纳入政治义务概念的理解，在规范性导向中寻求国家认同的可能性政治。二是在研究议题上，新技术的影响受到关注。如张爱军主张，要通过伦理规制、价值引领、综合治理以及效能评估等规制算法在驱动国家认同中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杨绘荣等展示了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的脉络及热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则更加突显了国家认同与共同体维度，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两面性，注重在文化、观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杨明洪、李桃君分别探讨了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互构逻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关联；刘永刚、常轶军、高永久等则突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路径。
2.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持续推进
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政治学者结合学科特点进行了深入阐发。王浦劬全面分析了制度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内涵与挈领功能，指出制度建设是国家组织方式的规则的整体、系统和协同优化与完善，是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欧阳景根则围绕国家制度竞争力，探讨了其结构、机制与建设核心，指出制度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此外，路风等学者的研究，不仅系统总结了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特征，而且在现代金融体系的比较历史研究中梳理出抗日根据地阶段的国家建设，对于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所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郭定平则探讨了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具体路径，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作用的关系。
燕继荣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逐渐从经济现代化向治理现代化的拓展，新时代的改革是治理型改革，不同于此前的发展型改革。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诸多研究中，数字治理、城市治理以及社会治理构成了新的研究热点。
在数字治理的讨论中，数字政府建设成为关注的重点。朱光磊、陈璐聚焦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指出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政绩激励机制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改革需要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锁利铭、李军则围绕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实现纵向一体化进行了分析，指出其逻辑起点在于政民互动、改革着力点在于府际关系、价值终点则落于以人民为中心。此外，韩志明从信息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如何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以及国家与社会双向清晰化的过程；刘银喜等探讨了建构数据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性，提出坚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价值取向，实现数据治理功能的深度耦合。
在地方治理与城市治理的讨论中，治理的空间逻辑与权利逻辑受到关注。在空间逻辑中，杨龙指出，中国对治理单元的恰当运用，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马雪松、赵聚军则分别探讨了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对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如何有效应对海量人口流量等问题。在权利逻辑中，何艳玲聚焦人民城市建设，指出基于城市权利理论可以理顺人民城市建设中对人民性的认知，同时基于具体治理场景分析发现人民的共有需求；吴晓林通过分析产权结构之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指出城市政府要做好制度安排，确保人民作为城市主人的主体性。
在社会治理的讨论中，直面社会结构变迁、突出共同体叙事成为研究特点。朱光磊、韩林秀总结了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与重组的新特点，指出在整体上社会流动仍然正常，阶层关系保持总体和谐，但要提防各种人为性的破坏因素，主动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促进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徐勇则从政治学视角阐发了治理之于共同体的意义，指出只有通过治理才能形成稳定的共同体，从而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此外，重估传统、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以及数字技术等亦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进路。
3.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围绕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70周年，在学理上深刻探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关联。浦兴祖认为，正是在毛泽东的“国体—政体”理论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选择并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体，以适应和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程竹汝则从根本政治制度属性、实现机制、实践形式三个方面， 回答了人大制度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张贤明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组成和重要支撑，必然承担的协商民主功能、有着协商民主的基本实践。此外，商红日、孔繁斌分别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宪法精神表达与制度表达以及适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展开了探讨。
二是强调以民主推进治理、以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意义。如王炳权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基层治理的逻辑理路；张明军、李天云则提出民生民主的概念，主张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民生领域细化与落实。此外，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数字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数智民主建设也受到广泛关注。
三是从民主的语义与观念展开分析。燕继荣、李修科聚焦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三个关键词，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意义在于，在公共事务中不仅要强调民主，而且要求保障民主的人民性并落实到全过程；实践意义在于要确保人民在民主实践的各个层面的全流程中始终在场。陈周旺则从民主观念的演变梳理了从主权在民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历程，指出应重构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认识到先锋型政党所具有的根本性地位。
4.比较文明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构成了政治学界的重要共识。林尚立指出，当代中国政治作为新型政治文明形态，实现了古老文明大国的整体现代转型，创造了五千多年文明不断、大一统格局不破的现代国家建构新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历史性地解决了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千古政治难题，给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周淑真则阐发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指出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衰退是文明形态的扭曲。
此外，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也构成了研究关注的重点。杨立华认为，应该从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方法论四个层次总结民本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全面超越传统民本思想的民本民主思想，全力推进当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薛洁则挖掘了国家礼制对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构建，指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礼制中以长幼亲疏为基础的人伦法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全球变局与科技变革时代的政治学价值
面对全球变局与科技变革带来的挑战，如何在新的结构与秩序中看待政治的作用，政治学如何回应个体与共同体、国家与世界、人类与科技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既在根本上关涉政治学作为学科的自主性，也在长远上影响公共生活的形塑。正如杨光斌所言，政治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超稳定性结构，依然是知识论上待发掘的领域；而政治发展中的组织化悖论则意味着把握政治作用的“度”始终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技艺。
1.全球变局下的国家研究与世界政治学
从全球变局看，中国发展政治学的价值更加突显。苏长和指出，中国是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也应该是一个政治学大国，必须有阐释自己和阐释世界的且有广泛影响力、感召力的政治理论。而国际局势的变化，一方面促进了关于大国兴衰、国家战略的研究，包刚升在《大国的命运》一书中关于非西方传统大国所经历的政治危机及其后续的国家再造过程的比较历史分析，薄贵利、任剑涛从建构性与规避性的不同向度关于国家战略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对于西方政治发展现状的深入探讨。佟德志分析了美式选举原则异化对政治极化的加剧；庞金友等学者则注重考察身份政治与政治极化的关联；谭安奎则从政治哲学层面分析了政治极化对于政治现代性的冲击。
新近提出的建设世界政治学主张，强调以历史政治学为方法论、以世界市场和政治思潮为研究单元，尤其关切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对于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的塑造。在世界政治学的框架下，白云真提出，未来研究要侧重深化历史事件本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历史认识论、拓展实质性问题的历史辩证法研究；释启鹏则通过揭示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内嵌于自由主义世界政治体系、以帝国主义为根本动力的本质，剖析了西方世界秩序的思想基础，进而阐发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新方案的价值。
2.科技变革催生科技政治学新发展
在研究范式上，顾超提出，以政治学为本位发展科技政治学，建立科技与政治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纲领，在议题设置方面努力开辟对科技史的政治学研究、深化对科学与权力关系的政治哲学研究、拓展科技政治学的经验研究。吴冠军则提出，以量子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重思社会科学研究的牛顿主义—人类主义范式。
在具体议题上，大模型等新技术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层面的影响都得到了关注。在国家治理层面，任剑涛指出，技治主义在本质上是攀附在科技强势发展上的政治思潮与治国理念，呈现出由弱趋强的态势，但其无法取代建立在经验与知识共同支撑基础上的治国模式。王中原认为，新兴人工智能将深刻重塑当代政治，并主张以深度民主应对深度智能的内嵌风险。在全球治理层面，大模型引发的全球正义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高奇琦指出，大模型全球治理的关键在于进行科学分类：对超大模型参考核武器治理思路，以实现有限发展和不扩散；对一般模型则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发挥其对各国生产力的推动效应，关键在于风险定价。而对于大模型技术引发的全球正义问题，他主张人工智能先进企业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先国家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者姿态，在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承担补救责任，并提出全球基本收入作为实现全球正义底线原则的具体方案。
反思与展望
政乃众人之事，政治的品格彰显人类共同生活的至高之善，政治的技艺考验人类共同行动的力量与智慧。身处时代大变局，中国政治学人需要继续以高度的自觉意识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亦需要在学科互鉴、学术交融中回应时代命题，寻找学科发展的新增长点。如果说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勃兴构成了呼唤本土化、实现自主性的学术表达，那么，在政治—经济的基本学理中探究大变局的根本动力与演化趋势，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中审思技术变革下的制度角色与人的存在，不仅将在人类知识领域中进一步发掘政治的作用，亦可为良善的公共生活与人的发展筑就基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执笔：刘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罗浩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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