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学良被委任为“西北剿总”副司令，率东北军在陕甘一带“剿共”。但一向强悍的东北军，遇到红军却屡战屡败。
10月25日上午，榆林桥战斗开始，东北军619团按照命令固守在榆林桥镇，红25军兵分东西两路发起进攻，时至下午，战斗就来到尾声，榆林桥全部守敌被全部歼灭，619团团长高福源负伤被俘。
高福源是张学良十分信任的部下之一，年轻气盛的他即便被俘也是一脸的不服气。他本以为自己很快就会被红军处决了，没想到，红军不仅给他治好了枪伤，还派人和他谈话。一段时间后，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正一点点放下对红军的偏见。
伤口愈合后，高福源就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在这里，他读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纲领材料，他这才意识到，红军才是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寻出路的好队伍。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个月，高福源受到了李克农的接见。
一见面，还未等李克农说话，高福源就激动地说道：“经过这些天的学习，我衷心地佩服红军，尤其是红军的抗日主张，我想不仅是我，所有东北军都会产生共鸣的。”高福源还主动提出，他愿意回到东北军区说服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希望红军同意放他回去。
李克农将高福源的想法上报给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马上批准了他的建议，并建议他回去后线做通东北军的工作，再逐步去做张学良工作。高福源点头称好。
就这样，高福源背负着统一抗战的使命回到了东北军。他首先找到了正被围困在甘泉城的东北军的营长周祖尧，用自己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周祖尧一开始还有点犹豫，但高福源一再剖析利害，才终于打动了他。几天后，周祖尧派出代表与红军和谈，红军主动撤围，停止敌对行动。
经过此事，高福源对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充满了信心。
之后，高福源又给正驻洛川的好友佟道写信，阐明了红军愿协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意愿，让佟道引荐他与67军军长王以哲见面。
巧合的是，当时王以哲也正奉张学良的命令试图与红军取得联系，高福源的到来简直适逢其时。
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通过高福源从中传递消息，1936年1月到3月李克农和张学良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又进行了会谈。
可以说，高福源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功臣，可这位功臣却在西安事变之后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了。
1936年12月，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和元老派矛盾激化，最终酿成了惨痛的“二二事件”，王以哲被少壮派一些激进分子杀害。
高福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不让蒋介石趁机瓦解东北军，他不顾自身安危，亲赴前线向105师师长刘多荃说明情况。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刘多荃早就记恨张学良对他的重用，遂命二团团长葛富春痛下杀手。
因葛富春是自己的部下，所以高福源面对杀机一点儿准备也没有。1937年2月4日，高福源被秘密杀害于西安，年仅35岁。
高福源有一子，名叫高本堂，他非常清楚地记得父亲被害后的场景。
那年，高本堂只有几岁，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标题为“通共分子高福源被正法”的文章，他才知道父亲出事了。母亲许芝瑶当即泣不成声，第二天便带着全家人启程奔赴西安。
但当他们来到西安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一座岗哨林立的大楼前，许芝瑶恳求了半天也不让他们进去。不久，楼里出来一个副官模样的人，站在台阶上恶狠狠地说道：“此乃军事重地，不准你们大吵大闹，否则不客气。”又说：“你们是叛徒家属，要放明白点。”
当时全家人都不知道高福源究竟是怎么死的，但由于人微言轻，许芝瑶根本不敢深究，只能匆匆找了一副棺材准备将丈夫埋葬。
高福源的遗体已经被放到了一个残破不堪的旧庙中，见到丈夫冰凉的遗体，许芝瑶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崩溃大哭，任人如何劝说也不管用。
这次高福源原来的副官马绍周来到了破庙，他告诉许芝瑶当务之急要尽快将遗体埋葬，并尽快离开西安，因为仍旧有许多人想要对高福源遗体不利。
许芝瑶听后终于不再哭泣，在丈夫弟弟高福洪的帮助下，他们将棺材抬在了西安东城墙外的一个城垛附近。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一米左右的深坑，草草将高福源的遗体安葬了。
为了便于日后寻找，高福洪还用脚测量了坟与城垛的距离。第二天，高洪福就带着嫂子全家回到了北平。
高福源的遇难令周恩来十分痛心，得知其家中还有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周恩来多次派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消息。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也一直牵挂着此事。
另一边，为生活和战乱所迫，许芝瑶带着儿子和高福洪辗转河南、河南，流落到四川，后又回到东北。
建国后，由于高福源的事情只有少数人熟知，再加上他也从未和家人说过自己与西安事变的事情，所以儿子高本堂和妻子许芝瑶也从来不知他是西安事变的功臣。多年来，高本堂和母亲一直戴着“反属”的帽子生活，受尽了别人的白眼。
1964年，许芝瑶病故，临终前她告诉儿子：“你父亲是好人，他是爱国的，他的照片只剩下穿便服的这一张，就不要烧了吧。”
高本堂此时还不知道，留下这张照片将是他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1980年，高本堂正用手推车送货回到工地上，领导就将他叫到了办公室。来自沈阳市政协的王建华告诉他，邓颖超、吕正操等首长一直在寻找他们，这时高本堂才知父亲是西安事变的功臣。
1982年，高本堂受邀参加“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他拿着父亲唯一的照片参加了会议。就在会谈结束后，他从三叔高福洪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父亲高福源的遗骨找到了。
原来，高福洪虽然记得兄长当初埋在了西安城墙下，但由于时过境迁，当初的城垛已经被拆，具体位置他也无法确认。调查队连续找了好几天都没能找到，就在高福洪灰心的时候，一个钻孔发现了木屑，深挖下去果然发现了棺材。
至于如何确定下来棺材里就是高福源的遗骨呢？高福洪针对几点特征进行了对比：这具遗骨一米八十多；棺材内没有陪葬物；里面捡到的扣子是铜的，正是东北军当时军服上的，如果是百姓的话应该是布疙瘩；牙齿是三十多岁人的牙齿，而高福源遇害时35岁。
但唯有一点高福洪没能对得上，就是他记得当时只埋了一米多深，但挖的时候却有两米，疑惑的他还去请教了地质学家。没想到，地质学家听后就笑了，对他说：“西安多风沙，从三七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城郊地面普遍增高一米。”
高福洪听后恍然大悟，至此西安功臣高福源的遗骨终于找到，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了4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