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情报工作从无到有，由弱到强，逐渐肩负起了保卫我党安全和搜集重要情报的双重重任。
革命战争年代，我党的隐蔽战线上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就仿佛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第一时间获知蒋介石的作战意图和计划，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在我党情报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李克农是主要的亲身经历者，也是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曾长期从事极为隐秘、复杂的情报工作，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曾指出：
“在特殊的环境中，什么都能灵活应变，但信仰绝不能变”。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准则，他多次在关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
李克农出生在安徽芜湖，家庭条件不错，父亲虽然受过旧式教育，但思想很开明，为人正派，年轻的时候是当地政府任职。
李克农在圣雅教会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革命进步思想，并受到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7年，18岁的李克农来到北京，进了报社做发行工作。但不久后，他所在的报社就遭到反动势力的封杀，报社不少人都被逮捕。
于是，李克农暂时回到了老家。父母得知儿子凶险的经历后，偷偷决定为他定亲。因为他们觉得有了家庭以后，或许会让儿子不那么激进。
很快，李克农就跟赵瑛成婚了。虽然是父母的安排，但赵瑛漂亮、文静，性格大方，加之她十分支持李克农的事业。因此，两人婚后虽然聚少离多，但丝毫没有夫妻感情。
1926年，李克农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冬天，根据组织安排，李克农奉命打入芜湖的国民党内。
第二年的4月，芜湖的国民党右派秘密策划发动反革命事变，李先念得知后立即将这一情报送给中共芜湖党组织。最终，我党的主要骨干成员得以及时隐蔽，避免了更大损失。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克农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悬赏5万大洋。赵瑛有亲戚在警察局当差，她一听到这个消息，不顾自己此时已经怀有4个月身孕，先是乘船冒雨来到了裕溪口码头，又从田地里抄近路连续跑了4公里，在敌人之前将消息告诉了李克农。
李克农刚刚转移，敌人就已经赶来，远远躲起来的赵瑛不敢声张，等他们走后才慢慢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1928年，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来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他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统”。
考虑到李克农的年龄，收入也不错，如果一直没有家庭生活，很容易引起敌人怀疑。1930年上半年，经组织批准，李克农将夫人赵瑛和孩子们接到了上海，以便更好地掩护他开展工作。此外，也是为了进一步得到敌人的信任，因为这相当于给敌人送来了人质。
妻子和孩子们来到上海后，李克农又租了一个更大的房子，添了新家具，看起来颇有派头，而他每次出行也总是西装革履。李克农将自家人特意安排在与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外室的同一层楼上。
李克农虽然担心将家人接来会让他们陷入危险的处境，但赵瑛却很善解人意，她安慰道：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我一定会小心行事，一定不给你和组织添麻烦。”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李克农在家人的陪伴下，在上海这一危险的地带，向党中央传递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1931年，顾顺章叛变，直接导致我党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着灭顶之灾。李克农立即想办法与陈赓联系，负责转移。他只来得及交代赵瑛一句“别回家，敌人在搜捕”便再也顾不上了。
赵瑛带着几个孩子四处流浪，风餐露宿，直到风声稍缓后，才与我党的交通员取得了联系。交通员看着赵瑛和孩子们的狼狈模样，忍不住红了眼。
因为上海地下党损失惨重，为保存实力，李克农被派往苏区工作。赵瑛和孩子们则先回了老家。此后六年时间里，李克农先后辗转各地，搜集敌人情报，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革命工作上。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有时间想一想家人。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李克农立即给家人写去了一封信报平安，至于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提。因此，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克农先后前往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在赴任途中，他还曾特意顺道回老家探望家人。当时，他穿着黑色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下巴还蓄满了胡须。一刚进门，就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女儿。
李克农高兴地张开双臂要抱她，没想到，女儿已经不认识他了，转身便冲着房间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嘴里还叫喊着：“爷爷，爷爷，要债了又来了。”
听着女儿的话，李克农心酸不已，他已经想象到家人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了。
短暂的团聚后，李克农便再次离开了。但他在西南一带逐渐稳定下来后，便将一家人接了过来，终于享受了一段比较平静、团圆的生活。
参考资料：世纪风采2019年9期、党史文汇2022年9期、文史博览·文史201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