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现实意义
王 胜
晏阳初(1893—1990),四川巴中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教育家,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奉献了全部心血和精力。晏阳初一生致力于“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在长期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理论,对当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是由孔子的儒家民本思想、耶稣基督的博爱哲学以及对苦力的深刻认识构成的。这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他乡村改造思想的基础,也是他矢志不渝地为平民服务、献身平民事业的力量源泉。除此之外,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形成,还受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以及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新民说的影响。晏阳初出生于书香家庭,其父晏美堂是他的儒学启蒙老师。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经世大同的理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通过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在晏阳初心中扎下深根,影响其一生。晏阳初的民本思想突破了旧的思维框架,把“民”定位在自古以来长期忽视的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平民,使得几千年来一向以帝王将相和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观念,在晏阳初这里得到改变,广大平民成为国家的根本,传统民本思想被晏阳初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晏阳初从中得到启发,提出为了医治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必须对农民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俱备的“新民”。晏阳初既从传统儒家汲取营养,又从近代“新民说”中采撷精华,这为他履行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抱负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二)基督教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的影响。近代中国处于古今更替、中西交汇的大转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大都在少年时代接受传统教育,多有深厚的国学渊源,青年时代又沐浴欧风美雨,不少人曾留学东西洋。其知识结构兼有“子曰诗云”的国学和涉及声光电化、艺文哲思的西学,成为时代性上的“古今过渡人”和民族性上的“中西边缘人”,其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情感系统呈现多重性,其社会实践更是异彩纷呈。晏阳初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处于这种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
1903年秋,晏阳初远赴保宁府(今阆中市)入中国内地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在那里,晏阳初深受传教士姚牧师影响,并于次年自发领受洗礼,皈依基督教。1911年晏阳初又遇传教士史文轩,与其缔结了深厚友谊,以至后来史文轩一战时在法国战场牺牲后,晏阳初为悼念他,即以其名James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晏阳初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耶稣基督积极的博爱哲学,济世扶贫、施爱于民的人道主义与“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启迪了晏阳初热爱劳苦大众和为民服务的思想。他毕生致力于平民事业,力图提高平民素质、改善平民生活。他的事业从中国发展到海外,以求“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这种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国际胸怀,就是深受基督教的博爱哲学的影响。
(三)对苦力的深刻认识。“苦力”原指靠出卖力气干重体力活为生的人,这是西方殖民者对被奴役地区劳动者的贬称,后泛指下层社会穷苦人民。在晏阳初看来,“苦力”即平民。1918年,晏阳初从美国赴法为二十万华工服务,亲眼目睹这些来自华北乡村的穷苦农民,由于没有文化,也无一技之长,既不懂外国语言,又不谙异国风情,经常受人歧视。他进一步认识到“苦力”的苦不仅是在体力劳动和生活上,更重要的是“苦”在缺乏文化和没有平等权利上。
由对“苦力”的认识进而发展到对中国平民社会的思考,“苦力论”成为晏阳初民本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乡村改造的重要支柱。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动乱、专制暴政、贪官污吏横行,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民都是文盲,愚昧无知,任人宰割。晏阳初坚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强调“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因而他立志要将自己“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以解除平民大众的苦难,为谋求大多数人民的幸福而努力。
如果说“苦力论”是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社会基础,传统儒家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那么基督教的博爱哲学和西方民主科学则为晏提供了思想改造的精神动力。这三方面因素在晏阳初的乡村改造实践中彼此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二、晏阳初对乡村改造的实践探索
(一)普及平民教育。晏阳初认为,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存在“误教”,培养出来的所谓读书人大多没有真知识和能力,“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以此谋生活,求利禄;统治者借此笼络士人,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一旦有急,这些读书人“愧无半策匡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另一方面,旧社会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不给人民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只是有钱人才能享受的专利,由此导致中国四万万人中目不识丁的文盲竟占80%以上,他们名为国家的主人翁,但因无知无识,根本不具备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基本常识。晏阳初还对当时所谓的“新教育”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新教育”不过是一些留学生照搬过来的“日本的教育”“英美的教育”。他指出:农村青少年在未受教育前,尚能帮助家人做些农事,但一踏入学校,接受一点“新式教育”,出来后“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都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这是盲目模仿外国教育的结果。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农业教育是无补于中国乡村的。教育改造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普及平民教育,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做工的要读书,读书的要做工”,以达到“除文盲、作新民”的目的,实现教育的平民化、大众化,从根本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种努力方向正是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实施农业改良。晏阳初关于乡村改造的经济主张就是进行农业改良。晏阳初赋予农村经济建设在乡村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其视为整个乡村改造的必要物质条件。晏阳初所谓经济的改造,主要是在农业方面实施农业改良,开展生计教育,发展农村工业,普及农业科学,以达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同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养成农民经济意识与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晏阳初关于农村经济改造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年定县乡村试验的开展,农业改良的种种措施,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增加农业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为其乡村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三)建立保健制度。在近代中国,医院大多设在城市,农民无处就医。由于医疗设施不完善,医药卫生知识不普及,人民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每年死于各种疾病的人多达600万。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损失,更是国家和民族的莫大损失。仅就当时的定县而言,死亡人数中的30%没有经过任何医药治疗。在472个村中,220个村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其他252个村只有一个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旧式中医。绝大多数农民缺乏卫生知识与训练,妇幼卫生不良,传染病流行,全县每年每人用于治病的费用仅三角钱左右。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使晏阳初及其同仁认识到中国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医疗制度,以普及大众卫生与健康知识,推广科学医药设施,以便农民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得到基本医疗和健康保护。只有提高人的身体素质,使人人成为健康的国民,才能谈及对乡村的整体改造。于是经过研究试验,中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保健制度在定县建立起来。
(四)推行县政改革。晏阳初及其同仁认识到,乡村改造的每一项事业,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县政府)的支持,是绝对不能进行下去的。在晏阳初看来,中国旧的县政府机构承数千年之积弊,仍沿袭了传统的县政功能:一是“催科”,负责人民的纳粮上税,县政府成了收税机关;二是“听讼”,为人民判案断狱,县政府又成了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什么办教育、办生产事业,都是前所未有。所以,要想使县政府在乡村改造中发挥应有的力量,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改造的成败就取决于能否将县政改革纳入到改造范围中来。如果不重新组织县政府,给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就不可能完成乡村改造的大业。因为从大的方面着眼,没有健全的县政,就没有健全的省政;而没有健全的省政,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政。因此,政治的改造就是要确立健全的县政,革新其机构,整饬其官吏,并推进各项建设,使之成为培养民力和运用民力的完善的政治机构,把民众力量纳入政治的轨道。
综上所述,晏阳初的乡村改造侧重在教育、经济、卫生和政治层面。教育改造重在普及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乡村改造的重点;经济改造重在改善农民生活,为乡村改造提供物质保障;卫生改造希图通过推广卫生常识,提高农民身体素质,培养健康公民;政治改造则为乡村改造提供政治支持。这四个方面的改造互相联系,一起构成晏阳初乡村改造的实践。而乡村改造的核心就在于人的改造,“除文盲,作新民”,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乡村振兴的启示
(一)扬弃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1926年起,晏阳初领导平教会从东亭镇翟城村开始进行平民教育试验,为定县服务了十余年。晏阳初认为,只有中国农民发展起来,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在看待农民作用的问题上,乡村振兴战略与晏阳初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把晏阳初平教思想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非常有必要。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定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落实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营造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开发本地自然资源,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二)培养专业化农民服务乡村振兴。农村的发展一直是社会建设发展的基本问题,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我国提出建设新型农村、提升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层次,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后,文化教育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只有培养出高素质的农业人才,才能推动农村的产业升级,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长期以来,农民被作为一种出身和身份来界定,并没有注重其职业化,而新时代农业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新型职业化农民。这种新型农民更加专业,有着完善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以及完备的职业道德,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农民。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目标确定为新民教育,要求以四大教育为内容,以三大方式为实现途径来培养完全不同于旧农村的新型农民。当今,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改变,未来现代化农业实现产业化、信息化发展需要专业化的职业人才。所以,学校教育要满足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要求,着力培养专业化的新型农民,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这种专业化的人才培养只能靠学校教育来实现,为农业的转型和提升做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只有通过优质的教育培育高素质的农民,才会有真正的农村发展。
(三)鼓励大学生向农村流动。当年在晏阳初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踊跃投身于农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留恋城市的舒适生活以及丰厚的待遇,心甘情愿地来到定县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工作。他们要“为农民做一点实事”,在他们中不乏归国留学生,不乏硕士博士,同样也不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时人称之为“博士下乡”。所以,国家应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积极搭建大学毕业生扎根农村的平台,提供其发挥才干的舞台,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使之融入农村、建设农村。
(四)加快“科教兴农”步伐。深入开展科技下乡活动,这是解决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村的发展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教育、在科技。只有筑起教育之渠,引来科技之水,才能灌溉农业之田。“科技下乡”活动要脚踏实地、真正深入民间,而不能是蜻蜓点水、游击队式。通过科教兴农战略,依托农村的资源禀赋,构建以农业为主、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经济体系,发展一批产业融合的龙头企业。
(五)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使人富裕,精神文明建设使人幸福。中国传统的乡愁文化浓烈,有必要找回家国情怀的记忆,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倡导新风尚,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只有深入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才能做到移风易俗,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才能引导农民过上富裕、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从而实现农村的稳定、发展与繁荣。
(六)完善社区自治管理。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要达到目的,首先就要改革乡村政治。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只有乡村普遍建立了良好的民主自治制度,国家的政治才能实现民主。当下应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综合治理体制,充分发挥农村教育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进行民主活动的能力,引导农民参与民主建设,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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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 胜(巴中市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