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汕，被放弃名字的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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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游人》

作者：吴纯

出版社：理想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9

以下内容摘选自《遣游人》，由理想国授权发布：

第七章《积木游戏》

自从踏上旅途，我每天醒来都有一个习惯：默想当天的时间。现在是一九四七年七月，我正躺在床上，外面阳光很大，木板床还是让我有种躺在棺材里的错觉，我慢慢确认了我已经离开轮船，半夜的风雨加剧了我晕船的头疼，现在我在汕头的旅馆里。

吃过午饭，我去领事署办证明，又去了潮海关办公室。从潮海关办公室出来之后，我就在附近村里的田地和堤坝边散步，到处看来看去。这么多年过去，这里的人还是会用狐疑的目光观察我，我也以为自己已经认不出这片土地的模样。回到城镇时已经是黄昏，空气里有一股烧草料赤煳煳的气味，街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女人们坐在大埕边抽纱、编草席，街上有儿童在卖菠萝和香蕉，每个人的脸上有淡淡的紫蓝色光晕。

一个卖莲雾的妇女叫住了我，确切地说，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怎么都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她。我早已认不出这个老朋友，她穿着黑裤和蓝布衣，跟我在路上遇到的农妇没什么区别。有人向她投去目光，好奇这个身体壮实、看着像干了半辈子农活的邻人，为何会认识我这个外国人。

我离开那年，她还是不足十岁的小女孩。我问她这几年过得怎样，她告诉我，十多年前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后来丈夫沉迷赌博输光了家业，她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一直没有再嫁。她有很多话要说，很紧张，手不停地扯着袖口，我听得懂她说的话，但我已经十几年没说过这种语言，她的热情和质朴使得我放下异国人的身份，我也跟其他小贩一样脱掉鞋子，坐到她放在箩筐边的板凳上。

我对这趟旅程有过很多想象，与其说是忆旧，不如说是追溯那些从没被我正视过的风景，如今烧草料的味道就很让我着迷。很快我发现，我忽略的东西比想象的东西更多，比如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所有人都叫她细妹，我也跟着这样叫。她的原名叫雁，我们都没想到这个名字，竟是打开那一段往事的钥匙。

这不完全是我的故事，但还是要先从我的经历开始说起。我出生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个手工业家庭，从小我就无心继承祖业，一心梦想着当语言学家，考入了威尔顿公校，主修完语言应用学课程后我才发现，自己懒散的天性根本不适合做这个职业。一八九六年，我拿到毕业证，不甘心就此留在英国，于是去了越南、缅甸和印尼游历，最后选择在菲律宾落脚，在同学的帮助下，很快我在驻防部门当了一名执事。

由于懒散的天气和热带气候的消磨，我在闲差中挥霍时光，也染上了酗酒和玩桥牌的瘾。一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龙舌兰酒，什么事都不记得，只记得在街上跟一个马尼拉人斗殴，我不喜欢马尼拉人的脸。那时菲律宾刚被战败的西班牙送到美国的手中，除了政治上的交涉，各国人在此地经商和生活，早就形成了微妙和制衡的关系网，而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爱酗酒的文官，那次斗殴事件之后，我就被革职了。

就在那流落异乡、游手好闲的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叫约翰逊的美国传教士，他说他正打算前往中国，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于是我跟着浸信会的传教士队伍，坐上蒸汽船，在海上漂了几天之后，抵达了他们在中国的目的地。

我们在一个叫樟林的港口登陆，很多女人站在码头和更高处的土垛上，朝着大海挥手和哭泣，约翰逊告诉我，她们正在送别自己下南洋的丈夫。约翰逊还告诉我，我下船的这个临海地区是潮州府城。我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要来中国，这个远东最大的国度，犹如无边无际的码头组成的大陆，就在踏上码头时，我记起了对它的第一个想象。

我们在汕头落脚，在约翰逊所在的教会里吃住，我先是在当地的教会学堂当教师，主要教授英文和数学。跟在菲律宾一样，我依然过得贫瘠散漫，不同的是，这里主要是南亚热带气候，季风走向和温度也较为宜人，加上当地对外国人的保护政策，生活在这里，我的性情变得非常稳定。凭着以前在语言学上学到的一点技能，我慢慢认得一些中文，一年之后，我基本会听官话，还学了一点本地方言。这种叫潮汕话的方言，听起来像是某原始部落的语言，也是这个国度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我在印尼等地听人讲过这种方言，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移民的华人来自哪里。潮汕话非常难学，我辗转托人找来一本《汕头方言手册》，才渐渐摸到一点窍门。

这本手册是英国学者翟理斯编撰的，十年前他曾经在汕头当外交官，据说他的外交生涯不是很顺利，不久后便返回英国。我很遗憾没能跟这位研究语言的同乡见上一面，对于此地和我这个后来者，他只留下一本词典和几篇游记作为线索。当时我沉浸于语言的学习之中，我那点浅薄的、投机取巧的语言能力总是让我畅行无阻，我经常到集市和稻田边去，跟挑扁担的小贩，跟坐在树下的妇女聊天，他们一开始都很害羞，妇女们会赶紧走开，或者用草帽遮住脸，但你听得到她们在笑，男人们满腹心事的神情，也跟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他们不好意思教我说粗话，就教我歌谣，我曾想过学翟理斯编一本歌谣册，但最终还是懒散作罢。

当时的美国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在潮汕当地各有传教版图，但他们还是必须谨慎地和当地人相处。我的朋友约翰逊和他的同僚费尽周折，制作方言版布道手册，还让我帮忙编成歌谣，便于向村民讲解。约翰逊经常被派往莲下村布道，印尼的热带光线把他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让他看上去有一种平易近人的农民气质。他一点都不享受乡村旅行，农民们的热情和冷漠都会让他倍感受伤，他喜欢坐船穿行于各个水道之上，看渔民和艄公的活计，听船里琵琶声声的伎乐。他不动声色地思念着老家新英格兰，就像思念路边芳香的黄色小花，在他看来，传道、乡愁和野花，都和《圣经》里的每个名词一样珍贵。

约翰逊是个性情温腼的朋友，这种温腼会和我的好奇心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从不跟我辩论，也从不和抵制传教的本地人置气，他把乡野和河流、外国人和当地人当作互相连接的事实，我却热衷于辨认每一样东西之间的区别，就像当地人告诉我的，某个方言词汇的音调一变，意思可能完全不同。约翰逊当然不会和我争论稻子和麦子的区别，但他不能理解我沉迷于各种方言，特别是一些他所形容的、看起来像匪客的人说的语言，发现过多的区别，只会让我轻易发现跨过边界的后果。但边界不仅仅是我个人遇到的问题，我知道一些当地人称信教为“吃教”，意在讽刺多数人表面加入教会，实则是寻求教会势力，庇护他们在乡里械斗中的生存权，约翰逊鲜少提及他对传教和当地信徒的看法，相比起传教士的身份，他更像个抚恤帮贫的士绅。

就像有一次，我们经过一处邋遢的村庄，听到几个庄稼汉在吵架，约翰逊打赌他们是因灌溉引水触发的矛盾，我则发现是男女丑闻，我们没有过多逗留，就这样走出了村庄。第二天乡里府衙贴出了布告，说一个农户把他出轨的妻子装进猪笼，推到河里溺毙。约翰逊为死去的女人祷告，却不称赞我的能力，仿佛是我一语成谶害死了农妇。

没有跟约翰逊一起的时候，我就独自在野外漫游，从清晨走到暮色四合。几十年前的天色跟如今的天色无异，但我已经没有诸般行走的精力，那时我还可以往黑暗里头走，走到陌生的地界，走到放弃语言的时刻。雁却仿佛有很多话想对我说，这位妇人时而平静、时而激动的叙说，一点点唤醒我的记忆。

我想起那是一九〇八年，当地的富贾正在找一位会教外文的家庭教师，去给他家的少爷上课，教会便把我推荐了过去。那时我已经在教会学堂待了两年半，家里寄了几封信来，问询我对未来的打算，可以这么说，外界的事物和植物都蓬勃发生着，只有我沉寂在个人的世界里。本地人和教会有过几次升级的矛盾，约翰逊也说不好接下来的形势，包括教会的人事变更，学堂的后续支持，他是否会离开这里等问题，菲律宾的那段经历，也让我对富人还抱着心有余悸的态度。那时正逢入夏，蟋蟀的叫声快要把我淹没在午睡里，不一会儿又骤风暴雨，雨水落到了花园里，我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外面，报告说有位牧师被村民绑架，所有人跟着他冲了出去，房子和蚊帐也跟着摇晃着。我睡到傍晚，在街上闲逛时遇到约翰逊，跟他说了自己的决定。

雁是在一九〇四年去的陈家，当时她六岁。她家祖上是在福建漳州，整个家族在万历年间才迁居到澄海县，家里世代为佃农，那时候的澄海经常遭海盗上岸打劫，农田也频遇旱涝，她家里的兄弟姐妹众多，口粮吃不饱。她的表舅原是在陈家做工，就将她一同带去陈家，因为年纪小，一开始她学着做一些针线活，还跟着家里的小孩上过几年私塾。

我不记得第一次和雁打过照面的情形，那时她已快十岁，没有缠脚，已经熟悉很多家务和女红，放假回家时也帮忙干农活。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位女仆搬下我牛车上的行李，打了一盆水给我洗脸，盆里还搁着几枝我不认识的花草。陈家的女仆都是勤劳强健的女人，从不柔弱，我在陈家领受过她们的照顾，我一直相信，就算拿到手的棉花变成了谷穗，她们也能织出一张舒适的床垫。

女仆带我去见我的学生，在书房里，陈家的幼子陈立桐穿着一件宝蓝色的立领对襟长衫，戴着圆礼帽，神情淡漠又羞涩，他的脸庞让我想起丰满的动物，不激烈不粗野。他抹了当时在东南亚非常流行的香膏，举手投足间却是旧式的礼仪，他对我在欧洲的经历饶有兴趣：“你会踢足球吗？”他突然提高音调，双腿在高椅上晃来晃去，小心隐藏着一个十三岁男孩的心思。

谈话并未因为我生疏的语言而中断，很快，他就展示出了来自富人家的自信，开始介绍他们家的种种，我恍然大悟过来，他就是这个家族递给我的第一张名片。其实陈家在府城的名声早就如雷贯耳，那时我在乡里游荡，经常从乡民口中听到这个家族难以想象的财富：陈家第一代商人靠着经营红头船发迹，咸丰元年就在香港南北行创办商行，经营大米进出口业，陈慈黉是子承父业，渐渐做成了暹罗商界的米业大贾，在暹罗、新加坡、越南和曼谷的商界，无人不知“陈黉利行”这个商号，有人亲眼见到陈家每天傍晚时分结算一天赚的银元，称重时要动用米斗。

在外人看来，这个家族始终蒙着或是神秘或是华丽的面纱。按照雁的说法，她能到陈家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运气，她深知那超出运气的部分，是置身于这种鼎盛的传说里，就是一种至上的特权。传说的奇异不在于宏大，而在于细节，她开始告诉我一些隐秘的事，比如她第一次来月事时非常害怕，以为自己过早得到了生命中的所有馈赠，不得不提前死去。

陈家幼子倒是一点都不怯怕我这个外国人，可以看出，他的父亲虽无意让他去上学堂，但也正在把他培养成一个学贯中西的中国绅士。我们正说着话，那位穿着织锦长袍的父亲拄着拐杖进来了，这个已过花甲之年、建立了一个纵横异邦的商业帝国的老人，身材高大，目光锐利，气质接近于我在乡间庙里所见的男性神明。他和我寒暄了几句，就继续去厅堂里议事了。

陈家为我安排的住所，比我之前寄住过的地方都要宽敞：一个朝东的房间，光线充足，除了日常的家居用具，还为我添置了书桌和书柜。我快乐地向女仆和她背后的主人表示感激，女仆提来一桶水，快速把地板清洗了一遍。我告诉她自己没有随身带太多的书，只有几本词典，一本大英历史书，和约翰逊给我的中文版的《圣经》，显然她对这个话题也不感兴趣，但她问我信教这个行为的奥妙。

她就住在旁边的村子，经常能看到传教士在传教，她一句都听不懂，神奇的是，她竟期望从我这个一知半解的外国人的口中，了解更专业的宗教知识。我只能告诉她，宗教不是承诺，不是任何实用的事情，我想表达约翰逊的说法，宗教是一朵黄色的花，这个说法让她的脸浮现出了生动和茫然两种颜色，这个可爱的女仆因为专注而嘴巴微张，出汗的脸颊红成一片。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我无处下脚，就坐在窗边的横梁上，打扫完房间，太阳已经完全西斜，她恢复了那种毫不在意的态度，提着木桶走了出去。

这是我第一次跟这里的女性对话。我的意思是，她不把我看成高她一等的客人，回想起来，她们的脸、眼神和语气确实都不一样，在那里你可画不出一张仕女图。相比之下，男人们的面貌就有点千篇一律，他们也出现在各个角落里，大多手持烟筒，结队议事，或者一言不发，登上观景台眺望远方，写下诗歌。相同的是，男人和女人都对我尊敬有加，作为那里唯一的外国人，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到处闲逛的、没有性别的野生动物，没有规范束缚我，也没有新世界要我去遵循。

我就在那间西南角的藏书阁里，教那位少爷英语、历史和数学，他小时候就有私塾老师教过他四书五经等古籍，人很聪明，也很能接受一些挫折。虽然我很严格，但我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传授他什么诡谲的西洋之术，倒是他教会了我很多好玩的东西，写毛笔字、糊风筝、挖田螺，当我玩得尽兴之时，才发现他并不喜欢这种乡野小儿的意趣，倒有点在旁观我像乡野小儿的表演。

陈立桐还有两个年长他许多的哥哥，已经在家族的海外企业中经商，他是他父亲的老来子，格外被溺爱。他羡慕我云游四海，不必背负家族的期望，他爱听我讲在缅甸和暹罗的经历，但我隐隐感觉，这位幼子其实哪里都不想去，他喜欢并接受着这里的一切。

搬进陈家之后，我减少了出门次数，不全是因为慵懒，还因为这里四时轮转的景色总能让我注目良久。春天的时候，澄人熙熙若游化日而登春台，在县志优美的文字里，整个宅子似乎也变得温柔夺目，门庭闪闪发光。女仆们抱着被子和衣服经过，到处是皂粉的味道，柳絮在风里东倒西歪，宅子变成了一座漂浮的孤岛。

我从不吝惜对这个地方的赞美，认为暹罗的皇宫也不过如此。大宅也是这个家族坚固繁茂的象征，那时的澄海夏天频发台风，就算遇到最严重的暴风雨，宅子也毫发无损，台风过境之后，小孩子还拿木盆当作红头船，在门口划着玩。

我分不清楚是出于权力的附丽，还是宅子本身就有一种魔力，那里总给人与世隔绝的幻觉——这个挂着西洋钟表的孤岛家族，自行制定着自己的时间规则。一九〇六年的新年很快就到了，宅子里每天都在燃香，达官贵人陆续登门拜访，鸟叫声都比平时欢快了一些，我经常睡到中午才起床，慢悠悠地穿过院子，远远窥探着宾客的活动，再去找厨娘给我做点吃的。我记得那是新年开始的第五天，我吃完饭后，准备去找小孩斗陀螺，走到后院的拱廊底下时，从高架子垂下来的忍冬花枝条碰着我的头顶，就在瞬间，枝条的震颤闪过我的全身，一种怪异的、分离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升起：麦芽糖黏住我的牙根，溶化在口腔里，我对那里的忍冬和每一根柱子都了如指掌。我站了一会，几近忘记了时间，直至有孩子跑过来，拉了一下我的袖子，我像在缓解贫血症一样，眼前幻想出来的色彩慢慢消散，大宅则一直岿然不动。

我记得很多陈家的细节，却还是想不起第一次和雁打照面的情形，雁却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头发红火，总挂着不知所以的微笑，像个老头佝身观察屋檐。她以为我是在找鸟巢，其实我是在看瓦当上的花纹，我不是合格的学者，但当时我沉迷于这座宅子，研究它的结构，我计算过花纹的种类，还数过房间和门窗，中国人喜欢谈论风水布局，我也开始认为这种奥秘也发挥在那种宅邸里。在那个家里，数字是一种更敏感的禁忌，我听说陈慈黉在给一百艘货船编号的时候，只编到九十九，最后一艘没有号码，如同幽灵的名讳。我还发现有的房屋边沿故意做缺了一角，中国民间有这么两句谚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都是指万事不可过于完满，否则很快就会走向反面，但不得不说，陈家的这种谦虚，也是一种精明的退避。

雁也尽情观察过那个宅子，她喜欢那些瓷砖上的花纹，觉得它们的美丽举世无双。一个男孩走过来，脸上怏怏的，手插进她的衣兜，那是她不到三岁的小儿子，她生育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夭折。她依然记得那些好食物和衣服的情景，回忆旧日，她的脸变得温柔，她不知道如何向男孩描述她的亲眼所见，任由他执拗地掏着什么都没有的口袋。

雁的讲述和我的记忆有重合的部分，但我感觉，我们始终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线上，实际上当时的我们已经被装进无数个庞大的时间口袋里。一九一一年后，陈家从不称民国几几年，这涉及他们的政治立场：隔年“剪辫令”颁布之后，陈慈黉不反对家里的男丁剪辫，但他本人拒绝服从法令。我听说他的胞弟陈慈云本来被举荐为候补道台，革命爆发时，他正在上海候船准备去日本考察，仕途也就此断送，一开始也拒绝剪辫，后来迫于形势才干脆剃了个光头。这两位老人戴西洋表，和外国人做生意，却终生拥护旧日王朝，仿佛他们创造财富，是为了挺直腰板，伫立在无力反哺的帝国之中，最后还是威望保障着他们的忠诚和自傲，让他们避免过多陷入行动的拉锯之中。

外面怎么变化，陈家大宅始终像是那片土地上一个坚固的、引人入胜又充满敬畏的存在，经常有形形色色的商人、乡绅和官员来访。我认得一位叫高绳芝的乡绅，据说他帮助过革命党人先后光复潮梅各县，还召集过那些有钱人筹资，秘密捐款给革命党人。高先生的祖父是暹罗机械火砻业的创始人，他自己也有过人的经商眼界，在县里率先从日本引进技术，开振发织布局，布匹都卖到了南洋。他还顶着亏损的压力，在汕头创办第一家自来水公司，之后又组建了电灯企业和民用电话企业。

他知道陈慈黉对新政态度不佳，从不主动在他面前提起这些事，陈慈黉佩服这位年轻人，也不只出于商业同僚的考量，这位年轻人壮志雄心，一直说要让本地人喝净水，用上电火照明。我知道他聘请过日本人，不反感外国人，也曾和他交谈过几句。有一次他独自在大厅里的大挂钟前站了很久，他看到我，就说他家有一个小客厅，有翠绿的椅子和老姜色的鸟笼，每到傍晚光线渐斜，客厅就像一幅明代的画，并邀请我到他家去欣赏他的收藏。说完他疲倦地笑着，他只是想从我们这里盗走一点时间，尽管他家财富万贯，花园里花繁木盛。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两年之后，起义同僚被杀害的事实让他深受打击，病逝时三十五岁。

那个家里的每个人都有数字天赋，雁也不例外，她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年龄。她问我认不认识有一个叫“瑟”的女仆，我一下就想起来了。瑟是一种乐器的名字，我之所以对她的印象更深刻，是因为她有一种耐心做事的力量，那种力量在我看来甚是神秘。她穿过长廊，在黄昏时候把家里的窗一一关上，她喜欢一边关窗一边点数，当我在中途遇到她，跟她打赌已经关上的窗户数量时，几百扇窗户数下来，她也从不出错。雁告诉我，瑟回福建老家成亲，第二年就难产死了。

瑟在回老家之前曾算过命，算命先生告诉她，生下来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要。我从不喜欢算命，算命神通跟西方炼金术、占星术一样，有算术也有骗术的成分，人容易受到蛊惑，也因为命运就像是一个线团，看不清来龙去脉。她突然想起这位姐妹，是对算命先生心存芥蒂，恐惧预言的实现，还是感慨命运的灰尘，一直随机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雁告诉我，现在乡间也有人用《圣经》来占卜，即任意翻开一页，那页的第一段是卜文。她想请我也用这种方式，替她决定半个月后的一件事，但我想的是，如果约翰逊了解人民如此嫁接了信仰和生活，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一九一三那年的大事，是立桐娶了妻子，她是福建漳州一个盐商世家的女儿，嫁给立桐时十七岁。成婚那天，锣鼓和鞭炮响彻天际，硫黄气味弥漫在整个隆都县的上空，那场婚宴持续了五天，家里出现了很多我没见过的礼物：报时鸟挂钟，金色小人跳舞的发条转盘，骑风车的仙人，弹簧活门，百鸟朝凤的雕花屏风，一种坚硬的、长着绿毛的水果……他们举办了新式婚礼，旧式礼仪也一样没少，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婚纱、照相机和没有裹脚的新娘。白天宴请宾客，晚上就演大戏，陈家在宅前的大埕搭了一个舞台，比我在乡间看过的舞台都要华丽。那几天我喜欢拿着酒瓶子，爬到楼顶，看看月亮，看看戏台上唱书生和小姐的潮剧，我真又喝得烂醉！

后来有人提起了拍照摄取术，那时候迷信的风俗认为，拍照会把人的灵魂给摄走，中国人从不认为灵魂是抽象的东西。结婚那天，陈家找了一架很大的闪光灯，把暗箱放在厅堂前的中间，拍了一张大合照。我和雁都没有见过那张照片，照片也从未被挂在家里，大家的灵魂不知道被摄去什么地方。几个月后，那新娘生了一场怪病，突然变成哑巴，找了许多医生都不见效。立桐很爱惜这位妻子，他对包办婚姻没有过激的看法，新娘的美丽也缓解了他长年的忧郁，女眷的议论让他心烦意乱，他恐惧于妻子的遭遇，还给庙里捐赠了重金祈福，但那新娘依然说不出话。

他们一直叫雁为细妹，记起她真实的名字来，也是因为新娘的病。她说是家里几位主事人把她叫过去，立桐也在场，他们劝说她放弃自己的名字，实际上是剥夺她的名字。一个算命先生说，新娘之所以生病，是家里有人跟她的名字犯冲，而家里只有细妹的名字“雁”，和新娘的“彦”字重音，虽然是不同的字，但他们找不出更多的巧合。

最后雁接受了这个请求，她描述着自己的遭遇，如同描述着一件我没见过的暴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只有被命名后才可以顶天立地，名字也是世界上最短的咒语，失去名字，就像没有了眼睛和嘴巴。对他们农家人来说，名字还代表祖灵的编码，是灵魂落叶归根的依据。这个故事的残暴之处还在于，他们继续称她为细妹，没有人主张给雁一个新的名字。雁是一种野鸟的名字，在英国的水边经常能见到，雁说他们乡下称它为野鹅，跟它名字中的美好寓意没有丝毫关系。

雁觉得人如其物不如其名，倒也是件好事，她学会了在屈辱里寻找乐趣，一度想把自己叫成“蜡烛”“凳子”“毛笔”，仿佛只要她愿意，就能变成自我命名的这些东西。雁说那段日子她经常睡不着，端着饭碗吃着吃着哭了出来，她还去了庙里找庙祝求一个名字，庙祝跟她说没有办法，除非她出家，出家了会有一个佛号，这样才能舍弃俗世的名字。

我对我的好胃口感到抱歉，对我还有多余的名字感到抱歉。那时陈立桐为我起了一个汉语名字：杜甫，我知道杜甫是唐朝的大诗人，写过很多诗歌，我喜欢读他的诗。我顶着这样的大名，反倒有一种幽默感，甚至在某些时刻，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把“杜甫”遗弃在了中国，如果不是雁叫住我，我以为已经没人记得，以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已经不在这里了。

中国人有各种大名和小名，活着时候的名字和死后的名字，很多姓名是忌讳，是权力。就像在陈家，没几个人可以直接称呼那新娘，但现在我可以说出来了，她叫彦枝。没下过南洋的人说，她长着一副南洋女人的面孔，从南洋归乡的则说，她是最典型的中国美人。她那美丽的面孔之下，潜藏着特异的性情，如果说有人怀疑雁的事情是出于构陷，跟她这样的性情不无关系。

我听说她病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人画像。不是那种严肃的、为了给后人留纪念的画像，更像是仿造仕女图的消遣。那时候有个画师不小心画歪了她一侧的眉毛，彦枝不但没有怪罪他，之后几天，她还一直做着歪眉毛的表情。之后越来越多的画师听说了她这种奇特的性情，故意改造她脸上的部位。外面开始流传她的画像，有的丑陋，有的端庄，时间一长，这些画越画越离谱，有传闻称，张员外就收藏了一副女钟馗，所有人看一眼就知道画的是她。彦枝央求员外带到家里来，都被他几番婉拒了。

有个师傅做坏了家里的一个窗户，她对那位手工不好的师傅早有耳闻，于是他时常被她描述为“生着六个角的怪物”，有时候是“满脸白毛、叫阿斗的猴子”，盘踞在屋顶，专门抓小孩，当她涂着凤仙花汁液的长指甲伸出去，孩子尖叫着逃跑。之后家里召集工匠，那位师傅也在名单里，临众人集队过来的前夜，他就病死了。彦枝就说，那工匠是个懦弱的老头，哪禁得住要他现身为鬼怪猿猴呢。

仆人们还学过她见张员外的情景：想起这些流言，她就忍不住跟员外抱怨“哎呀，气死了”，转着手里的扇子，员外赔着笑抹着额前的汗，想着这回非转变心意不可了。他们的谈话生出了另一段流言，他最后生气回家，是看到她在那把扇子的内面写了骂他的话。

我有幸亲眼看到那个和尚的皮囊术。陈家请他来大堂里表演，表演开始时，和尚会盘膝在大堂的中央，用一个大麻布袋罩住全身，一会过后，布袋慢慢撑大，升起来，开始贴着地面游走，在场的人都不敢呼吸，只听得到和尚走路的声响。

和尚表演那天的天气非常闷热，在场的人的眼睛、胳膊等关节似乎都被麻袋无形地套住了。彦枝叫住和尚，问他的法术是从哪里学的。

那和尚停住脚步，布袋里传出声音，像是从陶缸里传出来的。

“我是无用的孤儿，城北佛寺的大和尚好心收留了我，长到九岁，又跟江湖上的师傅学了一点法术。”

彦枝又打听城北佛塔的传说，她说她听说的是，有两个工匠，当年被叫去造佛塔，那个塔造了一半还没有造好，他们就死了。这两个死去的人一直没忘记这个没造完的塔，他们的鬼魂不愿意离开，一直绕着那个塔，一直没法转世。

那和尚原地不动，声音也不动：“他们也想转世，但先转世的人要把另一个人吃掉，眼睛激动发光，嘴要喝辣酒，火要烧舌头，他们认不出那苦恼，不得摆脱，只不过不跟任何人说而已。”

和尚说完就继续表演，他弯曲身体，围着大堂走了几圈，布袋慢慢随着形状变大，鼓胀到了顶点后，开始微微摇摆，里面发出风旋转的响声。布袋又放松下来，像呼出了气，其中有一侧晃动着，有东西正在直接钻出来。

那东西完全脱离了袋子之后，悠悠地走着，东飘西飘，这是布袋走出的透明人形，人形跟和尚模样相似，轮廓和眉眼像极了中国画里的白描，也很像我在仰光见过的僧人，闭着眼睛微笑。在一众惊叹声中，它飘到大堂的门边，朝着门外，一声不响倒地下去。我们走过去瞧，地面上只有一张鹅黄色的人形油纸膜。

和尚脱下布袋，回到厅堂中央，交叉着双手缓缓叩首。表演结束后，一般他不着急着回去，会坐下来喝茶，小孩捡走了油纸膜玩。但那天的和尚，忽然有了属于和尚的超脱，他脱下湿透的鞋子，解下脖巾，泥鳅般瘦小的身形竟比之前矮了一截，似乎真正的障眼法表演才刚刚开始。

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惊人又古怪的法术，和尚和彦枝的对话也让人费解。那天晚上办宴会，彦枝没参加，她捡走了油纸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那晚我们观看了潮剧《南泉斩猫》，讲的是一个僧人为了结束纠纷，杀了一只猫的故事，仆人先把家里的猫都藏了起来，他们担心某些可怕的巧合，又说不出巧合会是什么。

我因为着迷法术，又观摩了他的第二次表演。这次他只转了几圈，就利落地做出半蹲的动作，眨眼的工夫，人形从布袋里一下子弹出。

彦枝叫住了他，和尚已经走到了门沿，只能顶着全副装束，喘着大气返回来。

“上次我说的是佛经里的故事，城北根本没那两个人。”和尚沉默着，她又问他可要听城北两个人转世后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那两个人终于转世为一对子母鸟。母鸟每天出外觅食，将食物叼回来给巢里的雏鸟，雏鸟长大一点，母鸟就带着一起打猎，母鸟杀猎物，雏鸟站在旁边看着。母鸟每逢求偶，转头看一眼那什么都不做的雏鸟，就立马把眼前的求欢对象啄成肉泥，两只鸟扑过去尽情啃食。”

众人听完心知肚明，她所描述的，正是家里某个女眷房里挂着的《三鸟夺食图》。那幅画出自苏州一位名画家的手笔，又拿到庙里去开了光。然而自从挂上那幅图之后，那位女眷就噩梦缠身，最后不得不把画藏在斗橱里。

那幅画手法精湛，家里并不舍得毁掉，也曾把画再请去庙里做法事，但那女眷依然受到画的侵袭。奇怪的是，彦枝编了那个故事之后，那女眷再也没做噩梦。

和尚卸下布袋，平静地和她对视说道：“夫人，这的确是人间实苦。”

那天他没有表演完就走了，再也没来过，我也没能看到那样神奇的魔术。有人说和尚就是修塔人，被彦枝揭穿后落跑，我却认为那是和尚的报复，这样彦枝永远无法知道他的把戏的奥秘。有一段时间，“修塔人”成为在陈家流传的代称，指那些顽固又没法自处的人。雁对这件事完全没有记忆，也不记得是否被叫过“修塔人”，她早已下定决心拒绝被命名，她宁可当只有姓氏的人，也不愿意被变相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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