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故乡往事二题

*本文为《品读》2024年第12期内容

照相的故事

我的故乡辽宁省新金县墨盘公社与20世纪70年代所有的公社一样，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叫王山头照相馆。不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一般人是不会去照相的。一来照相需要一定的费用，贫困的农家对这格外的开销极其谨慎；二来成年累月不照一次相，照一次相梳洗打扮是颇费工夫的，乡下人宁可把时间都丢在田间地头，也不愿意浪费在“臭美”上。

如果赶上订婚，赶上同学入伍招工，不照一张相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那时没有彩色照相，照相师傅后来手工描上的颜色，每个人的脸都“有红似白”，像画的一样。这就是照相师傅的功夫。那个年代到照相馆学徒，首先就要学习给黑白照片“上色”，然后才是暗房兑药水、曝光、成像之类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现如今不怎么稀奇，那个年代确实有些神秘，也算一门手艺。像电影放映员、瓦匠木匠一样，都是女孩子争相取悦的对象。

王山头小学就在王山头照相馆的旁边，放学后我经常跟同学一起到照相馆去玩。我们都很好奇，总觉得那里有无限的秘密。

也是，有时候就碰上屯子里的叔叔、姑姑来照相，叔叔带着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女青年，姑姑带着一个大小伙子或者是一个帅气的军人。这一般都是来照订婚照的，那时人们比较腼腆，看到我们这些小孩丫丫，他们照样脸红。倒是有的姑姑带着一个军人，很有几分展扬的感觉。他们在外头仿佛还很生分，在照相间却听从照相师傅的摆布，显出亲密的样子，挤出一丝羞涩的笑容，最大程度拍出“革命的友谊”。一张相照下来，颇费些功夫，有的人甚至大汗淋漓。这些场景，通常是不允许别人看的，我们跟照相师傅混熟了，才可以偶尔混进去，看看“西洋镜”。

大约在我六七岁的那年春节，小伙伴巧朋的城里舅舅拎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来乡下的姐姐家串门。巧朋的妈妈是知青，姥姥家在大连城里。巧朋舅舅给巧朋一家照相，我们一帮小伙伴很眼热，但人家不可能白给我们照，说好了照一张一块五毛钱。我当时兜里有几块钱压岁钱，尽管妈妈一再嘱咐不要乱花钱，但我禁不住诱惑，站在巧朋家凌乱的箱子柜子前面，在众人的逗笑中照了一张相，然后付给巧朋舅舅一块五毛钱。

其实，付完钱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妈妈的脾气，一顿打骂是免不了的。但转念一想，我就自己做一回主，看妈妈能怎么样？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晚上回家，我如实告诉妈妈照相的事情，果然妈妈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数落。现在想来，妈妈的数落也不无道理。妈妈说，王山头照相馆的师傅都是老师傅多年带出来的，那是一门手艺，不是谁拿个相机就能照相的。他既不会给你摆姿势，也没有提前让你收拾打扮一下，随随便便就照了？再说他拿个相机准不准成，里面有没有底片？他把你钱收了，什么时候能给你洗出照片来呢？

妈妈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当时有些鲁莽，怎么这些细节当时就没有想到呢？我后悔不迭，但又不好意思专程去巧朋家询问。我觉得城里人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穿着衣帽光鲜，是不会骗人的。

这张相片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当我和妈妈都渐渐淡忘这件事的时候，巧朋才将照片和底片交到我的手上。这大约距离春节有半年之久，妈妈和我终于放下心来，但照片不是跟照相馆一样带纹的相纸，清晰度也差了不少，表情也很不自然。我又被妈妈数落了一顿，妈妈在告诉我以后当心城里人的同时，也告诉我这张照片的命运：不装进墙上的相框里。

后来的十多年里，如果照相，我都选择进照相馆。但我的笑容，几乎每一次都很勉强。

朋友们都对我说：你是真的不会照相啊！

乡村邮递员

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与乡村邮递员打交道。

那时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新少年》《红蕾》等学生报刊。我订阅的是《中国少年报》，但怪异的是，我首先收到了一张《少年报》，是上海出版的，随后就一直收到《中国少年报》。这个事情我有些想不明白，而且我比较了一下，《少年报》办得比《中国少年报》好看。我向邮递员打听缘由，邮递员只是推说搞错了。我想探个究竟，索性按照《少年报》上的地址，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很快，报社回信了。大意是说，目前国内有两份办给少年儿童看的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版的《中国少年报》，一份是上海出版的《少年报》。读者在订阅的时候有时不太好区分，邮局也常常搞错。不过今年搞错了，明年可以改订《少年报》。随信，编辑还夹寄了一份当月的《少年报》和印有“少年报”字样的小笔记本，那个小笔记本大小正好可以装进信封，印刷之精美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还有，那个编辑的字也漂亮极了，可惜署名只是“少年报社”，不知道编辑的真实姓名。这封信我视若珍宝，那个小本子我一直没舍得用，保存了许多年，那封信上的字，我也照着练了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报社给我来信这件事，通过邮递员的嘴，传到了老师的耳朵里，传到了屯子里，传到了大队上。大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同学们也不时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邮递员叫刘乃和，是我家邻屯的，大概也就年长我五六岁的样子。好像初中刚毕业，他就进了邮局，当上了乡村邮递员，每天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穿着绿色的衣服，穿行在机关学校村屯，风风火火的，很令人羡慕。

乃和的弟弟是我的同学，所以他是认识我的。不过之前，大概由于年龄的差异，他并不怎么搭理我。现在好了，报社来信让我们俩更加熟络起来，他也似乎忘记了我的年龄。

之后，《少年报》又陆续寄来几次报纸，每次乃和都很张扬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在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中上前取过那个黄色的信封，却并不打开，等放学回家，在里屋自己独自享受报纸的墨香，欣赏编辑的一手好字，然后锁进自己的小木箱子里。

受了《少年报》的鼓舞和投递员的礼遇，我又参加了《红蕾》杂志举办的看图作文比赛，虽然仅仅得了一个鼓励奖，奖品只是一张《红蕾》杂志社印制的课程表，我也照样很是兴奋。那一年，为了欢送一位瓦房店师范学校来实习的老师，我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自由诗，并且在欢送会上进行了朗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