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逝世，停灵半个月才办追悼会，竟只为等杨振宁从美国归来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下线”，他在遗嘱里依旧不忘给子女和妻子上了最后一课：“别搞错了啊，咱得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至于他老婆，杜聿明明确写明了：“别瞎折腾，给我留在大陆，台湾那地儿你就别去了，待在这儿，咱们的未来还得靠你。”说得这么直接，真是生死未卜，还是不忘为家族的“战略部署”操心，生前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于是，杜聿明的追悼会本应是一个庄重的告别仪式，然而，它却因为一个人——杨振宁——被搁置了整整半个月。这事儿一提，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杨振宁和杜聿明有了什么特殊关系？

1938年秋天，杨振宁一个还没毕业的高中生，凭着脑袋瓜里装的那些满满的书本知识，愣是考进了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西南联大可不是随便哪个小大学，别看它名字长，背后可是有三所顶级大学撑腰——清华、北大、南开，这三位可都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母校”，人称“学术界的三巨头”。你要知道，三巨头一合力，不知道能整出多少“神操作”。

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阵容可不是开玩笑的。要知道，1939年，这所大学教授已经有269个，其中不乏闻一多、朱自清、吴大猷、朱光潜这几个“重量级”人物。说是教授阵容，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学术梦之队”，这些人不仅教书，还自带文艺范儿和哲学气质，听起来就像是在中学班主任面前，任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你看看，人家杨振宁才16岁就考上了这所大学，咱这是挂了个科，连门都进不去。”有个老学者感慨道，拿着自己的学术硕果，叹气一声，“人家从小就念书，像我们这种年纪，早就把书拿去泡水了。”

杨振宁背着双肩包，走进这座学术殿堂时，简直成了学校的“怪物”。16岁就嫁入了这些“半步不离哲学与数学”的大人物，杨振宁自己都有点迷糊：“我才16岁，怎么跟这些人聊得上？”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的运气真好，到了这个阵容，瞬间就觉得“这不是大学，是天才集合地”，每天睁开眼，见到的都是比自己大一轮的学霸，压根没人去给他开绿灯。倒是有一个老教授看着他，嘴角扬起一丝笑：“小子，挺有志气。你要学得会，跟我们一样，早日变成‘大眼睛’。”

而杨振宁，虽然年纪小，但脑袋活泛，看到这些大人物，不紧张反而兴奋：“哎，终于可以在这种地方跟这些学术前辈学东西了！”大家都说他看起来很“低调”，可低调得让人都快忘了他才16岁。尤其是在课堂上，那神情就像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智商对决，连教授都觉得“这小子不会是从数学题里走出来的吧？”

就这样，杨振宁成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学生，成天跑来跑去，背后也没啥人给他撑腰。要说当时的西南联大，确实让人有点“高攀不起”的感觉。你想想，那可是集合了三所顶尖学府，所有教授大多有着国际名气，甚至能让你把所有书堆起来去给它点个头。

有一天，一位教授打趣说：“哎，振宁，你这么小就进来了，怎么看着像是‘清华北大南开的外卖员’？”

杨振宁一脸淡定：“不不不，教授，我只是带着学问给大家送餐的。”

这话一说，立马惹得周围的学生和教授们哈哈大笑——就算再怎么低调的杨振宁，也从未放过自己在学术上“打小算盘”的机会。这孩子一进西南联大，大家就已经感觉他是个“绝对的重量级选手”，虽然这座学术殿堂的门槛有点高，但杨振宁的进场，不仅点亮了自己，也让这座大学的未来多了几分期待。

1944年，杨振宁才22岁，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直接跳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秒拿下了物理学硕士学位。这成绩，真不是一般的“刷榜”速度，要是在现在的校园里，绝对是那种传闻中的“学霸”：考场上动动脑袋就能答得像“复读机”。人家问杨振宁：“你怎么这么快？”他一脸淡定：“嗯，考试就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

不过，物理学硕士可不是给谁都能随便混到的，杨振宁这条路走得还挺顺，顺到一个程度让他顺便得了个清华公费留美的资格——嗯，这个资格，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留学绿卡”，不仅可以去美国混，还能顺便把清华的名声传出去。

可人生并不是这么简单，留学之前居然还得“放假”一年。好吧，既然可以放松，那杨振宁干脆又回西南联大代了个课，真是学术圈的“社会人”，你说他不想回去休息，非得回来教课——这不就是“在学术界的公园玩耍”么？

就在这时，杨振宁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姑娘——杜致礼。你说这名字，听上去就不简单。她是陕西米脂人，咱都知道，陕西姑娘有一股“辣劲儿”，从吃的到说话，都有一股“刚劲”。但更让杨振宁震惊的是，她的“身份背景”堪称“传世佳作”：她的父亲，便是那个传奇人物——杜聿明，五大总司令之一，跟着国民党从山里山外打拼的“大人物”。

杨振宁不禁一愣：“这姑娘怎么看着比我清华还耀眼？”

而杜致礼的确不简单，虽说家里是“将门千金”，但她在西南联大可是出了名的“校花”。美貌聪慧，人见人夸，不夸不是中国式社会的习惯。

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谁敢说自己家没有点儿“血统背景”？杜致礼出落得亭亭玉立，走到哪儿都能吸引一片目光，简直是西南联大的“行走风景线”，不信你问问周围的男生，连讲座都开到一半突然看见她走进来，讲台上的教授都能被她的气质吸引，直接“掉了话筒”。

但这话说回来，杜致礼其实早就对杨振宁有点“意思”。人家从小见惯了“将门”，但杨振宁那种“高深莫测”的气质，倒是给了她不一样的吸引力。你说杨振宁有那么牛，大家都能看得出来，但她知道，他不只是个学术上的牛人，还有那种特有的“神秘感”——这种人可不多见。

“你知道么？杨振宁比我们这些男生更专注。”杜致礼曾在学友面前小声地嘀咕。

“哎，你说得对，按他那种低调的劲儿，估计连吃饭都不忘带本书。”她的同学插话，显然也对杨振宁有几分佩服。

杨振宁则对杜致礼有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他其实不太了解自己为什么被这个姑娘吸引了，可能是她那种从容不迫的优雅，或者她与父亲那种“将门”氛围反差的温柔。无论如何，这两人看似完全不同的世界，居然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悄悄地有了些交集。

但杜聿明当然是没发现这个“微妙”的变化。杜聿明那时候可是在昆明指挥远征军、做着战场上的决策，不知道自己家的“将门千金”已经开始迷上了“书生气”的杨振宁。万一他知道了，指不定会有一场“军政争斗”，这不是小事儿——“学术界的军令状”呀。

1945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那一年的教学经验，差不多就像是初入职场的小鲜肉，满脑袋才华，满脸书生气。虽说当时他刚满23，青春正盛，气质那叫一个“文艺男神”，可惜他身边的杜致礼倒是看得清楚——她眼中的杨振宁，除了那股“才子”气，更多的还是一种“高不可攀”的距离感。

毕竟，杨振宁当时可不仅仅是个“清华才子”，更是个有点“学术牛人”气质的学者。师生之间的界限，那可是怎么也跨不过去的沟壑。可偏偏，杨振宁那时候的冷静与专注，总让杜致礼在课堂上不自觉地多看了他几眼。大家都知道，眼神接触多了，总会有点电流穿过——尤其是在这种满是书香气的校园里。

然而，彼时的杜致礼跟杨振宁之间，貌似只有那种“无法言说”的默契，完全没有什么过界的行动，反而有点像是电影里，明明主角彼此对望，但两人始终不肯迈出第一步。不是不想，而是时机和身份摆在那里，师生的距离就像那条永远都不可能逾越的线。

不过，不管怎么说，杜致礼的这种“小心思”还是没能阻止杨振宁出国深造的脚步。1945年，杨振宁背着行李，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杜致礼估计也没想过，过了这么些年，这位“师傅”最终会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谁能想到，一段感情竟然会在这么一个悠长的时间里，悄无声息地“发芽”呢？

杨振宁那几年可真是过得风生水起。到了美国，他就像是吃了“知识药丸”，几乎每天都在和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拼着脑力。尤其是决定选择了芝加哥大学，而不是普林斯顿——这不仅仅是因为“芝加哥有费米”，更因为他自个儿喜欢挑战，也喜欢和大人物打交道。结果，杨振宁的选择正好让他见识到了“物理学的殿堂”，还得到了当时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费米的亲自指导。

当然了，杨振宁不仅仅和费米有深度的师生关系，还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个大牌人物——李政道。两人简直就像是“物理学界的黄金搭档”，你有理我有据，每天讨论到天昏地暗。“哥们儿，咱们能不能稍微聊点别的？你能不能不再提量子力学了？”李政道时不时对杨振宁开玩笑。杨振宁那时的回答，总是那种“我在做伟大的物理学研究，且闭嘴”的冷静：“你不懂，这就是科学。”

更牛的是，杨振宁有一次居然收到了爱因斯坦的邀请。那会儿他坐在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满脸崇拜，但又不敢随便开口。你能想象吗？当时的杨振宁应该是全身紧张，不敢说话——有个这样的物理大神坐在面前，估计连他讲的每个字都得仔细琢磨一番。

“我跟你说，”杨振宁总是回忆那时的情景，“当时的我，差点就把自己的脑袋埋到桌子里了，连‘爱因斯坦’都没敢叫，怕一叫出来，他又不理我了。”不过，爱因斯坦倒是非常温和，叼着烟斗，笑眯眯地跟杨振宁谈了好几个小时，“年轻人，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只要你们能改变这个世界。”

1949年，杨振宁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出充满学术挑战的大片。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突然给杨振宁打来了电话——这个“物理学之父”打电话的方式也不简单：“喂，杨振宁，你知道胡适么？”杨振宁一愣，“当然知道，文学界大佬，哲学家，怎么了？”

“他想见你。”吴大猷一声令下，杨振宁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下一个“高光时刻”。毕竟，谁能想到，那个曾在学术领域与世界巨头们打交道的杨振宁，竟然会受到文学巨匠的青睐。人说学术界跟文学界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星球，但这一场会面，也许能将两个领域的“超级明星”拉近一点吧。

杨振宁摸了摸自己的眼睛：“胡适啊，文学的老大，能见他，算是升了个‘职’。”

杨振宁的父亲，大概是个地道的“操心王”，也难怪——别的家长忙着夸孩子考了多少奖，杨振宁的父亲正愁的是：怎么把这根天才之杖甩给外面一个“能接得住”的人。毕竟，27岁了，还没有女朋友，这事儿放在其他地方，估计得让亲戚们翻成“悲惨故事”传几代了。那时候，27岁可不是什么“小年轻”，是正儿八经的“老小伙”了。

于是，杨振宁的父亲无奈之下，决定请出“重量级人物”——胡适。这位五四运动的元老，历史上有个名号，叫做“思想开路先锋”，不是啥“媒人”，但是这次，他成了个“义务婚介”，听起来有点像是“姑妈请来的干儿子”。

胡适嘛，素来以开明著称，尤其在婚姻问题上，总喜欢引导年轻人自由选择。但他还真是个好人，心里想着“我这辈子都干不了什么大事了，帮人家解决点心事也挺有意义”。于是，胡适便在一次会面中，把话题“巧妙”地引到了杨振宁的感情问题上。

“你父亲最近有点急，”胡适笑眯眯地对杨振宁说，“他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单着？”

杨振宁用他那副看似永远不动声色的表情回答：“嗯，忙着做实验，没空谈恋爱。”

“哦，忙着做实验？”胡适有些疑惑，“那你是不是觉得，物理比婚姻更重要？”

杨振宁点点头，觉得这个话题很难接：“其实，婚姻跟实验不一样，婚姻是一种化学反应。”

胡适看着他，笑了笑：“你这话倒是说得挺有道理，但我得告诉你，你做的每一个实验背后，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配方——你总得选个适合你的反映对象，才不会产生意外的爆炸。”

杨振宁闻言，心里默默嘀咕：“这个比喻倒是挺精妙，胡适先生果然够高明。”不过，他并没有当场表态。毕竟，这个问题他早就有了答案，只是，他的答案和胡适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

胡适叹了口气，知道这个年轻人并不会轻易被说服。于是，他把话题转到了另一个层面：“你知道吗，杨振宁，你这年纪，按照我们那个年代的标准，早就应该成家了。但现在，你们这一代人，思想更自由，感情也能自己决定。你父亲委托我来关心你，也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但究竟是谁合适，最终还得你自己做主。”

杨振宁只是微微一笑：“谢谢胡适先生，放心吧，我自己心里有数。”

其实，他哪里有“数”呢？他不过是心中早就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毕竟，在他心里，那个遥远的校园里，有个姑娘一直挂在心头。她名叫杜致礼，是西南联大的校花。她才华出众，家世显赫，而自己却早在那段岁月中就对她产生了莫名的情愫。只是，杨振宁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原因嘛，大家都懂——师生之间，若干个“社会规范”和“道德压力”摆在那里。等他到美国后，虽然天天和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们打交道，那个时刻的她，依旧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当胡适先生在旁边念叨“自由婚姻”的时候，杨振宁心里清楚，自己其实早就有了决定——可惜，这段感情，什么时候才能开花结果，还得看命运怎么安排。

胡适看着杨振宁的若有所思，微微一笑：“我不帮忙了，年轻人嘛，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你心里既然有了方向，那就朝着那个方向走。再说了，你父亲不放心你，是因为他怕你错过了幸福。而你要记住，幸福可不是靠别人决定的。”

“我知道，”杨振宁低声回答，“谢谢你，胡适先生。”

胡适拍拍他的肩膀，语气轻松：“记得，别让那根“物理之杖”把其他更重要的事给挡住了。”

杨振宁不禁一笑，心里却在想：幸好他理解了“自由婚姻”的道理，否则这一年，可能真的就成了“婚恋困局”的第一章。

杨振宁在美国的日子，一直像一个迷失在浩瀚图书馆里的青年物理学家，心里装着一堆公式和方程式，却总是有个地方空着，放着一个他从未忘记的名字——杜致礼。至于那时候的中国，信息如同山顶的雪，深藏在冰层之下，层层封锁，想知道一点动静，比登天还难。

有一天，杨振宁又像往常一样，偷偷从各种途径打探着中国的近况。信息如同沙漠里的水源，每一滴都格外珍贵。于是他听说杜聿明——那个曾经的远征军总司令——居然被抓了，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都被蒋介石送上了台湾。哎，蒋介石的手段真是令人发指，竟然玩起了“人生封杀令”，杜聿明被迫和家人分别，自己落得个“为国捐躯”的标签，蒋介石倒是大义凛然的。

对于杨振宁来说，这一切不过是遥远的政治故事，而那份心底的牵挂，却依然牢牢抓住了他：杜致礼究竟怎么样了？他能想象杜致礼在得知父亲被捕时，心里必定翻滚着一万种情绪，但这无从得知。

然而，命运从来不按常理出牌。正当杨振宁在美国街头闲逛，脑袋里充满着中国的种种情报和心事时，他突然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杜致礼。她像极了曾经那个在西南联大校园里，走路带风的姑娘，面容依旧清秀，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历经风雨后的坚韧。她的出现，简直像是一个超现实的魔法，仿佛时间都在这一瞬间停滞了。

杨振宁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杜致礼？”他轻声唤了一句。

杜致礼转身，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但随即恢复了平静：“杨振宁，真的是你？”她似乎有些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杨振宁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笑了笑：“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你，真是天意。”

杜致礼耸了耸肩，苦笑道：“天意？我看是你迷路了吧。”她打量了一下杨振宁，“不过，说真的，你也够命硬的。要是放在我们家那边，怎么着也得和不少风头人物打交道，可你却一个人跑到美国，居然还能碰到我。你真是个奇迹。”

杨振宁有些尴尬地摸了摸头：“我倒是没想到，真的是你。”

“你也不傻，”杜致礼眼睛一亮，语气轻松，“我可是‘将门千金’，就算是远赴重洋，身边的事儿也不会太简单。”她话语中有一丝无奈，却又透着一股韧劲，“不过，你是不是听说了我最近的情况？上学的时，早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了。我一直做兼职，做得像个小工厂，白天上课，晚上做工，哪里还有时间想其他的？”

杨振宁听了，心里五味杂陈，明明从前大家是那么自由地在校园里谈天说地，今天的她，却不得不为生活奔波。看着杜致礼的笑脸，杨振宁心中那份久违的情感又开始蠢蠢欲动。

“我知道你很坚强，但也不必太累吧，”杨振宁小心翼翼地开口，“要不我帮你联系一些人，看看能不能做点别的。”

杜致礼摆了摆手：“不用了，杨振宁，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千金小姐”。我自己能走得动，凭我自己的本事就行。”她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冷静，似乎什么困难都不会让她低头。

“可是，你不觉得，生活中有些东西不该一个人背负吗？”杨振宁追问道，眼神带着一丝深思。

杜致礼笑了，眼睛里多了几分温暖：“我觉得吧，有些事儿就是得自己扛。我不怕，你也别担心。”

这番话让杨振宁沉默了，他很想告诉她，她的坚强固然让人钦佩，但他也希望她能依赖别人，依赖自己。然而，他知道，这些话他再说出来，只会让她感到更加沉重。于是他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那好，我不打扰你了。只是，我不管你怎么选择，记得你不是一个人。”

杜致礼微微一笑，目送杨振宁走远，心里却知道，这个曾经的年轻人已经悄然进入了她的生活，成为了她难以忘怀的一部分。而她，也在这个异国他乡，开始了一段新的孤独旅程。

在餐厅打工时，有一次杜致礼正忙着给一桌客人端盘子，手法娴熟得就像给自己倒水一样顺手。她眼睛盯着桌子上那一堆堆的盘子，心里想着怎么又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谁知道，就在她端着最后一盘清炒时蔬走过去时，她忽然愣住了——那个坐在窗边的熟悉背影，似乎比她的任物还要吸引她的目光。

“杨振宁？”她低声念了一句，心里一惊。那是她曾经的老师，曾经的青涩少年，时光如同砂砾，早已把一切抛到远方，可他，怎么又在这里？

杨振宁也看到了她。他的目光从菜单上移开，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命运竟然真的有点像小偷，总能偷走最让人意外的重逢。“杜致礼，你怎么会在这里？”

杜致礼笑了笑，放下盘子，挥了挥手：“别问了，我也不想告诉你，怎么个‘命运安排’，反正就是在这餐厅碰到的。你倒是挺好，吃饭就能碰到我这种‘将门千金’，不费吹灰之力。”

“可你还是个餐厅服务员，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在这儿干。”杨振宁忍不住笑了笑，话音里带着几分调侃。

杜致礼一挑眉：“你觉得我会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还是在餐厅里做点儿兼职赚点生活费？我又不是你，身边都是数学公式和实验数据。我也得赚钱吧。你以为我的父亲是任凭蒋介石拿去做试验品的吗？”

杨振宁听得有点愣：“这不一样吧，你……”他有点愣住，接着又不知怎么接下去。

杜致礼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起：“我没什么好说的。生活逼得我学会了赚钱，你得了奖学金就飞去美国了，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杨振宁笑了，眯着眼睛看她：“不过你还真是，长得好，脑子也好，居然在这儿成了服务员，简直是‘华容道’上的一招，‘美人计’嘛。”

杜致礼不服气：“少来这套，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眼里的那些心思。你是想说‘我没能找个高大上的工作’，对吧？你觉得自己混得很好？那就请继续躲在你的实验室里，只是别忘了，生活不只有公式，过得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杨振宁愣了愣，嘴角抽搐：“好吧，好吧，我承认，你没打算做我的‘研究课题’。”

两个人的对话仿佛一下子让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西南联大的日子，都是年轻的心，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畏。

几个月后，杨振宁和杜致礼便正式结婚了。那一年，他们的婚礼简直是个奇迹，毕竟两个人的相识历程充满了偶然和命运的捉弄。杨振宁甚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感慨这段缘分：“如果不是那家餐厅，我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再见到她。命运就是这么巧妙，总是安排我们在哪一天那个地点相遇。”

此时的杨振宁，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做物理实验的书呆子，也不再是那个闷声不响的科学家。婚后，他虽然依然热衷于研究，但他发现了人生中更大的“实验”——那就是和杜致礼一起走下去。

然而，就在他们忙着打算新婚生活时，1950年的夏天，朝鲜战争的爆发，却让这对新婚夫妻的未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杨振宁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不安：钱学森的回国之事，就像是一个不小的信号。这一次，国家迫切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人才——这些做火箭的家伙，在冷战的背景下可都是香饽饽，能拉来多少技术，能立多少功。

然而，杨振宁并不像钱学森那样能直接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他知道自己若回国，也许能帮助国家，但更重要的是，自己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不能轻易放弃对科学的热情。这一点，和钱学森完全不同。

钱学森注重的是实践，是技术，他的回国对于国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财富。而杨振宁的知识，是个抽象的东西，是实验室里的那些无形的公式和理论，它们能为国家做贡献，但需要时间去验证，去实践。

“你就这么不急吗？”杜致礼突然问道，看着杨振宁依旧在实验室埋头工作。

“急什么？我这不是在做自己的实验吗？”杨振宁有些不以为意地回答。

“可是，钱学森回国了，他能够用他的火箭推进国家的进步。你难道不觉得，自己也该为国家贡献点什么？”杜致礼的眼神很认真。

杨振宁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我知道，但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我的研究，可能需要时间，不能急。”

“行，行，”杜致礼叹了口气，知道杨振宁是个倔强的人，干脆不再说话，转身走出门去。她知道，终究有一天，杨振宁会做出属于他的选择。

那时候，杨振宁的生活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物理公式和实验室的孤独与寂寞了。他早就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做研究的小伙子，成了宇宙中最热的物理明星——得了诺贝尔奖，谁还不敬他三分？他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简直是物理学的“灵魂逆袭”，一时间，全球的物理学界都对他们俩充满了敬意。哪怕是那个叫做“蒋介石”的男人，也突然有了点心思，想着自己也许可以借着杜致礼的身份，把杨振宁拉到自己这一边。

“听说了没，杨振宁嫁给了杜聿明的女儿？”蒋介石一边喝着茶，一边低声道。

“知道，知道。”身旁的助手赶紧点头。“蒋先生，杜聿明的女儿虽然嫁给了杨振宁，但您别忘了，她父亲可是咱们的‘旧部’，这可是个好机会。”

蒋介石冷笑了一声，茶杯几乎没稳住：“我知道，老杜的事儿，早晚得拿下。不过杨振宁，嗯，倒是个不错的棋子。这个人，可有大用。李政道都说了，咱们要用点‘软手段’，把他引到咱们这边来。”

这时候蒋介石心里也琢磨着，杜聿明和杨振宁都挺有分量，要是能拉拢这俩，那对他可真是锦上添花。

不久后，蒋介石对杜聿明的老婆，曹秀清的态度骤然一变。从前对她是硬气压着，现在则是笑脸相迎，连那个“软禁”之事也不提了。弄得曹秀清都快有点怀疑人生了：“不对啊，蒋先生你怎么突然这么‘温柔’了？是不是怕我翻脸？”

“哦，你看，能坐得了大位的人，眼光得远点。”蒋介石摸了摸胡子，笑得像个大狐狸。“我们都知道你女婿是‘物理学明星’，他不光是理论牛，生活中也牛得很。咱们这回，可得借个‘机会’跟他聊聊。嘿，告诉你，咱们给杨振宁的‘压力’，绝对不大。”他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助手。

“压力不大？”助手咳嗽一声，明显有些不明所以。

“你看啊，咱们给杨振宁办一场‘欢迎会’，请他来，咱们都得有些‘规矩’，记住了。”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而这时候，曹秀清看着蒋介石脸上的笑意，心里隐隐有了点预感：“你这是要让我去美国见我女儿，是不是？”

“哈哈，你聪明。”蒋介石乐得合不拢嘴，“来美国顺便给你女儿送点‘温暖’，顺便再去看看杨振宁，帮忙‘劝劝’他。你在美国，应该能说得动他吧？”

曹秀清叹了口气，点点头：“行，那我就去。可你们蒋总不能总想着我的女婿。要是杨振宁知道你这样‘巧妙’，肯定不高兴。”

“哈哈，他能不高兴？他还不来听听咱们的‘高见’？”蒋介石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于是，曹秀清从蒋介石的‘善意安排’中，总算找到了她摆脱困境的机会。她飞到美国，和杨振宁一家团聚，生活倒也不坏。两年后，杨振宁通过他的父母，成功获得了关于杜聿明在大陆的消息，知道杜聿明虽然被关押，却并未死，而是接受了“改造”。这让曹秀清心里松了一口气，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是时候去北京看望老公了。

“那时候，我真是怕你们这些老爷们没个定数。”曹秀清笑着对杨振宁说，“你看，蒋介石不管做什么都做得那么有‘艺术性’，你这么有才，搞物理搞得可真不比政治差。”

杨振宁耸耸肩：“我就搞物理，搞啥政治啊。你去北京就去吧，我可不管。”

“行行行，你不管就行。”曹秀清没再多说，心里却清楚，等到她回到中国后，不仅是家庭，甚至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动在等着杨振宁。“不管怎样，起码我和你们一起，好歹有个依靠。”她笑着说道。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得到了特赦，这可让曹秀清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于是她赶紧通过杨振宁的“渠道”安排了自己的一趟归程——日内瓦转机到中国，终于重回故土，和自己的丈夫重新相聚。

“太久了，真的太久了。”杜聿明在看到妻子后，几乎没有办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身旁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也非常重视杜聿明的生活问题，并且时刻关注着他夫妻俩的动向。

“你们杨振宁这小子，回国的事儿也得安排了。”周总理的声音沉稳而亲切。

“周总，我的事先不急。”杨振宁有些踌躇，他也知道，自己总得做出选择。不过这一次，他的选择，显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顾着自己在实验室里徜徉了。

1969年，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简直跟开了挂一样，竟然主动找上了中国。你说，这可比那啥子“冷战”都让人眼前一亮——中美的关系开始慢慢“破冰”了。你看，尼克松直接操起了“巴基斯坦通道”这种高级操作，就像是炒股能找个内幕消息，结果他和中国搞起了“秘密联络”，一切都悄悄地、低调地进行。

接下来就是基辛格这个不着调的大佬，给自己安排了一次“秘密访华”。都说“秘密”两个字最能激发人的好奇心，结果这下可把全球都给吊足了胃口。

没过多久，杨振宁就带着杜致礼跑到中国来，咱们说这两个人，真的是个“历史的奇妙相遇”——杨振宁一头扎在美国的高科技里，杜致礼还在想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常生活凑合成一盘完美的午餐，没想到真能走到一起。

1971年7月28日，杨振宁和岳父杜聿明终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聚了一次。地点就设在了人民大会堂，差点没把杨振宁吓得腿软。你想啊，初次见面，谁不紧张啊？虽然他在美国拿了诺贝尔奖，天天跟科学界的大神们打交道，但真正面对岳父，心里总觉得有点“手脚不知该放哪里”。最后，他开口时，居然冒出个“杜先生”。这叫什么事？那不是和老丈人开会时的‘上级’架子吗？

结果周总理看不过去，赶紧补刀：“振宁，怎么不叫一声岳父呢？”

杨振宁愣了愣，嘴巴也有点发干：“哦，岳父，好久不见。”

“看，还是我们的‘科学家’有文化，刚开始生分一点也正常。”周总理拍着杨振宁的肩膀，笑得像是见了个小学生那样亲切。

从那以后，杜聿明和女儿的关系明显“升温”了，接触次数也多了起来。大家都感受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温馨”——不管是父女，还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总算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然后，再说说杨振宁的“推动”作用，这真的是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下子搞定了一百多个美籍华人科学家。这些人可不简单，都是一些绝对有能耐的“大牛”。杨振宁这个“桥梁”搭得不错，他们成了中美之间的“润滑剂”，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贡献了不少“力量”。

你说，这中美关系的“破冰”不仅仅靠大佬们坐在桌前谈判，这些留洋归来的科学家，才真的是做了“辛苦工作”。他们不仅仅是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他们每一步走的，都代表着一种新的可能性，是把美国的“冷”空气，给中和了。

要是杨振宁知道这“润滑剂”做得这么好，肯定会自豪地说：“这事儿，别看我没天天穿西装，真要讲究起来，我比那些外交官还管用！”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医院里和肾衰竭打了一场“持久战”，最后还是没能赢。人走了，遗言却给自己打了个“总结”，说的还挺高大上：“中华的崛起，两岸迎来真正的和平。”要说，杜聿明这“遗言”比某些人的政治报告还要高远，情怀满满，听得人热血沸腾。

得知噩耗后，杨振宁一脸懵逼地停下了手中的活，想着：“这事儿能耽搁吗？”他可是岳父，还是那种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人物。于是，杨振宁立刻决定回国。

中国的政协领导们一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喊停：“你等着，别急。”然后果断决定推迟杜聿明的追悼会。毕竟，杨振宁这位“国宝级”科学家，怎么能让他缺席这种事儿呢？追悼会暂停，杨振宁没心情继续研究物理，心里想着：“这次回国，不能再做实验了，得给老岳父办个体面。”等杨振宁亲自赶到后，追悼会才终于可以召开。

杜聿明的葬礼可以说是“庄严肃穆”，场面大得像是抗战胜利时的阅兵式。参加的人，个个面色凝重，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默了。你说，杜聿明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将领，那是把青春和热血投进抗战的硬核人物，所有人都感到他对两岸关系的贡献，真的是不可磨灭。

而在53年金婚生活后，杜致礼也因为病痛离开了人世。2003年10月，她悄无声息地走了。你看，两个大人物，老天爷竟然把他们的时间段安排得如此相近，搞得杨振宁整个人都像是快递员，送来送去，送完岳父，又送妻子，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然而，杜致礼的离世并没有让杨振宁沉浸太久的悲痛，他始终在心里有一个声音：“我得回中国了。”终于，2004年，杨振宁正式回国定居了，顺便也就忘了自己的“美国梦”。这人啊，年纪大了，竟然有点想得通了，决心不再和美国的国籍挂钩，开始放弃美国的荣誉，重新加入中国国籍。你说这事儿多牛逼，自己居然能把美国国籍像换衣服一样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