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全国多地发生野猪致害事件,拱食庄稼、阻断交通、扰乱街头,甚至冲撞伤人。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野猪数量达200万头,在28个省份有分布,在其中26个省份致害。当前,解决好野猪致害问题,关键是做好种群调控。

秋冬季节是野猪致害和捕猎野猪的集中时段,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河南三个野猪种群调控试点区县走访发现,近年来野猪种群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由深山大沟向浅山丘陵、平原农区拓展。河南多地以猎犬围猎为主要方式对野猪进行捕杀,积极调控种群数量,但因成本高、收益低、效率差等因素,一些地区防控效果有限,受损群众意见较大。

受访干部认为,野猪致害问题凸显基层生态治理能力短板,需加快理顺人员动员、部门协同、资金拨付等环节的问题,以野猪防控实战练兵,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生态治理理念,人猪“鏖战”亟需找到破局之道。

“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野猪“围村”毁农伤人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位于县域西部山区的四棵树乡平沟村是深山村。47岁的村民陈海松种了10多年中药材,自2020年起,野猪成为他从事农业生产的“头号大敌”。

“最近几年野猪很厉害,种的天麻、黄精、苍术都让野猪拱了,野猪成群结队,一晚上能把一片地都拱完了,基本上绝收了。”陈海松说,有时候一块地被拱食三四遍,白天刚补种,晚上又被野猪拱食,四五年下来,损失几十万元。

为了防备野猪,陈海松放音响、扯灯泡、挂布条,尝试了多种手段,但是野猪很快“免疫”,“刚开始还有用,后来根本不怕了,搭棚子守在地里也防不住。”无奈之下,近两年,陈海松压缩中药材种植范围,只在大路旁边、房屋附近种,原来一年种四五万棒天麻,现在只种3000棒,收入随之减少。

鲁山县林业局相关股室负责人告诉记者,类似情况并不鲜见,野猪在深山区毁坏药材,在浅山丘陵啃食庄稼,数量迅速增加,活动范围由深山区向浅山丘陵、平原农区地带扩展,“经常收到群众反映野猪致害问题,但没有好办法解决,群众有一些怨气。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规定,野生动物造成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但是地方财政紧张,拿不出这笔开支。”

“春拱种、夏毁苗、秋啃果。”位于伏牛山区的洛阳市栾川县同样面临野猪侵害问题,全县野猪种群数量估算在7000头以上。据当地林业部门统计,野猪致害严重时全县受灾耕地面积达5900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6%。2021年以来,还出现野猪攻击村民导致重伤、野猪闯入县城区等致害事件。当地积极治理后,受灾耕地面积明显下降,今年有2000余亩耕地受灾。

“由于野猪是杂食性动物,常成群活动,在玉米地、红薯地里拱食、压倒作物,损害很严重,被糟蹋过的地块近乎绝收。”南阳市西峡县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股负责人时富勋说,前几年严重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反映野猪致害的电话。

多地受访林业部门干部分析,野猪数量激增致害,一是当地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意识提升;二是野猪繁殖能力强,一年繁殖两窝,一窝平均七八头;三是作为杂食性动物,野猪的适应能力强,分布范围广;四是河南等地缺乏大型猛兽,野猪没有天敌。

猎犬围捕成本高难度大,“水土不服”效果不佳

为应对野猪致害问题,2022年起,河南将鲁山、西峡、栾川等13县列入野猪种群调控试点区县,推广以猎犬围猎方式捕杀野猪,禁止用枪弩、陷阱、兽夹等方式捕猎,但部分地区面临成本高、收益低、效果差、难持续等问题。

鲁山县四棵树乡平沟村村民陈鲁伟种了4年天麻,每年都被野猪拱食,严重的年份毁坏一半药材,收入损失约15万元。2022年,鲁山县林业部门开始发放狩猎证,成立猎捕队,陈鲁伟第一批申请证件,如今养了10多条猎犬,其中多条猎犬遍体鳞伤。

“由于野猪比较凶猛,成年野猪一般需要五六条猎犬同时围攻,才能捕杀。猎犬也有分工,非常讲究战术配合。但养犬成本很高,前不久我们刚买了3条幼犬,一条2000元,把一条猎犬训练成熟,得投入约6000元的成本。”陈鲁伟说,11月中旬,他和狩猎队队员进山围猎,碰到一头200多斤的野猪,一次围猎就有两条猎犬死亡,而在围猎过程中,猎犬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猎犬伤亡率高,狩猎成本就高,但是补贴很少。”鲁山县林业局相关股室负责人介绍,2023年捕猎周期内,林业部门按要求组建了6支猎捕队,整个猎捕期死亡猎犬3条,受伤16条,捕获野猪11头。今年秋季虽然将补贴提高至1500元/头,且狩猎队扩充至13个、73人,但截至11月中旬,也仅猎获14头野猪。

工作开展较早、捕猎效果较好的南阳市西峡县,山区面积大,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且山区群众曾有打猎传统。2022年开展野猪种群调控工作后,群众参与积极性高,当地发放290余张狩猎证,成立17支狩猎队,约500条猎犬,2022年捕杀380余头野猪,2023年捕杀290余头,工作成效显著。

西峡县护农护林狩猎服务队成员何吉银经营轮胎生意,热衷养狗,15人的狩猎队还以每台3万多元的价格,购买了3台具备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追踪野猪踪迹,今年已经捕杀野猪约50头,但仅他自己就损失了6条猎犬,一条好猎犬的市场价在1万元左右。

“我主要是爱好,西峡喜欢养猎犬的人多,干这个肯定亏钱,我一年倒贴5万块钱。”何吉银说,虽然捕杀一头野猪西峡林业部门会补贴1000元,但是算经济账肯定不划算。同时,也有其他县区请他到当地捕杀野猪,但跨区围猎成本更高,且有狩猎队碰到过到外地捕猎时猎犬咬死村民禽畜的纠纷,因此他基本不进行跨区域围猎。

西峡林业部门干部分析,猎犬围捕之所以适合当地,与本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相关,复制推广到其他县区后,哪怕是邻近的南阳市淅川县,都出现“水土不服”,且如何平衡狩猎队收支仍是共性难题,当地捕猎队多通过本业挣钱倒贴捕猎。而除了猎犬围捕之外,基层单位缺乏其他调控手段。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县区林业局连麻醉枪都没有,应急处置能力较弱。

理清种群数量“明白账”,编织多方协作“防控网”

受访干部和专家认为,处理野猪致害问题,需在部门协同、资金保障、力量动员等方面发力,提升基层生态防灾减灾能力。

首先,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摸清种群底数,科学研判形势。由于缺乏专项经费,一些地区多年未进行过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现有野猪数量多为各乡村估算上报得来。鲁山林业部门估算当地野猪有1万多头,西峡估算当地野猪4000多头,均为估算数据。长期关注野猪种群调控问题的郑州师范学院生物学教授李长看认为,很多地方都在说“野猪泛滥”,或者其他物种泛滥,但当前不少地方缺乏关键基础数据,野生动物是否真正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无法做出准确科学的判断。

其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调控手段,多部门协同应对野猪致害问题。有基层干部认为,当前河南主要推广猎犬围捕方式,其安全性高、针对性强,但是成本高、效率低,在财政紧张的背景下,补贴标准较低,“经济不划算”直接影响捕猎的积极性、持续性,一些地区恐难达成预期调控效果。在严禁枪弩的情况下,可否由森林公安等部门协同林业部门“联合作战”,在野猪致害严重地区,定区定时由森林公安持枪猎杀野猪,这种方式更安全高效。

再次,农业部门和保险部门可探索更系统、更具针对性的农业险种,帮助农户减少损失。2021年,栾川县在财力有限情况下投入25万元,由林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为群众购买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农作物、经济林每亩赔偿限额200元,并对人身伤亡进行一定赔偿,这项政策延续至今。

栾川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股负责人郭鹏鹏说,引入保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野猪致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把农户损失降至最低,有效缓和了群众怨气。

最后,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探索对野猪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基层干部反映,野猪种群调控过程中,也要谨防个别地区以“安全”“规范”等为由,导致捕猎证发放迟缓、麻醉枪等设备审核困难。同时,李长看认为,县域单打独斗效果有限,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应统筹进行种群调控。此外要科学考量野生动物猎捕政策,加强科技支撑与技术应用,将民间猎杀与政府猎杀协同起来,降低防控成本,增添防控动力。

受访专家认为,以野猪为代表的部分野生动物种群已从“保护提升种群数量”逐渐转向“科学调控种群数量”阶段,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摩擦”一直在发生,回答好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命题,要抓住野猪种群调控的契机,多部门协同治理、实战练兵,探索形成有效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办法。

记者 韩朝阳 马意翀 张浩然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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