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攻下金陵,太平天国失败,取得半壁江山之后,为什么不称帝?这一问题的提出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湘系势力中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等都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建议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

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了立即就撕毁了,并斥责李元度。后来其他将领所拟之联也没有一个符合曾国藩的心意。他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

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书写出 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意自立的想法。



不仅湘系势力曾有劝进的举动,甚至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比如,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 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无论是自己的下属还是敌人,让曾国藩称帝的建议,都不是无的放矢的,在他们看来,凭借曾国藩当时的实力,的确有坐享江山的资本。可曾国藩为何要拒绝这些人的拥戴呢?难道他真的是圣人,没有称帝的雄心吗?其实不然。

在当时,曾国藩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所处的局势究竟有多凶险。因为他和曾做过自己幕僚的李鸿章之间,已有感情破裂之势。



诚然,在对满族权贵的矛盾上,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利益共同体,“唇亡”则“齿寒”。但这并不能说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就没有矛盾。

众所周知。李鸿章本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心态很矛盾,他既希望李鸿章有出息,又不希望他太有出息。所以在李鸿章组建淮军时,曾国藩不但同意,而且希望李鸿章尽快组建成军,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消灭太平军,又可以增强自己在清朝统治集团的势力。

但是,曾国藩又不希望李鸿章的淮军招得太多,规模过大,对他湘军“老大”的地位产生冲击。所以开始时,就限制淮军的规模和人数,并派心腹密切监视李及其淮军。



更重要的是,当时李鸿章淮军的实力已经逐渐超过了曾国藩的湘军。淮军当初只有13个营5500人,是李鸿章东凑西借组建而成的。到了上海以后,和上海的外国势力、地方势力一结合,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军队的人数扩增到7万之众,其军队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之多、之先进是当时任何中国军队所不可比拟的。

淮军的人才优势也是湘军不能比的。淮军不仅拥有传统的军事、政治人才,而且它还拥有一大批湘军所没有的“科技精英”“洋务精英”“现代军事精英”。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淮军与湘军矛盾较深。淮军有两个特点, 一是原太平军降军多; 二是大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作为安徽人,淮军很难与曾国藩有任何认同感。淮军中有很多原太平军将领,著名的有淮军第二号人物程学启,以及后来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等人,与湘军仇怨也颇深。



淮军自从到了上海后,就变得财大气粗了,经常欠饷的湘军与之相比,简直是穷死了,所以在曾国藩唠唠叨叨的乞讨下,淮军曾多次“施舍”湘军几十万两白银。以至于后来,淮军甚至瞧不起“土包子”湘军。甚至曾国藩也担心,曾在一封家书中说到李鸿章及其淮军“气焰颇大,恐欺侮湘军”。

由此看来,曾国藩在当时就算有称帝的心,可能也没有那个胆量,毕竟李鸿章的淮军势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害怕自己一旦称帝,李鸿章就举起“平乱”的大旗,一口气吃掉湘军。

不过,李鸿章对曾国藩是否称帝自立,是不会感兴趣的,他曾经对安徽老乡程学启说过,曾国藩和湘军是“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

通过李鸿章的评价,可以看出湘军其实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他能战胜数倍于己的太平军关键,在于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师,拥有了对长江的绝对控制权,实现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扫清江面,直捣金陵”之战略。



可以说,在长江流域作战的太平军和湘军之间,谁控制了长江,谁就拥有了胜利。相反,因无水师,太平军的粮道补给是由陆路运输的,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加上沿途还有清军,陆运是千难万难的。

于是,便造成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景,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的湘军能吃饱 穿暖,甚至还有木炭烤火,而包围湘军的30多万太平军竟然被冻死、饿死近10万人。由于非战斗减员惨重,李秀成不得不撤围。1864年7月19日攻破天京城的恰恰就是这当时被包围的5万湘军。

根据以上战例,主要依靠水师战胜太平军的湘军,进入北方平原地带,与八旗骑兵作战,他还会有胜利的把握吗?所以,他曾国藩还敢贸贸然就称帝吗?

当然,我们通过对曾国藩生平的经历来分析,他也很难有称帝的雄心。



曾国藩取得对太平军的胜利,并非“横扫千军如卷席”那么顺利。在战争中,曾国藩也算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第一次,因靖港大败自杀,被幕僚章寿麟救起;第二次,是回到长沙后,听说要解散湘军,悲观到极点,准备自杀,幸亏湘潭大捷的消息传来,才收起自杀的念头;第三次是湖口大败之时,再次投水自杀,幸得幕僚李元度相救;第四次,南昌被围,差点被石达开活捉,幸亏天京事变,石达开撤兵回天京报仇,曾国藩捡回一条性命。

为消灭太平军,曾氏兄弟也死去数人,曾国藩的二弟曾国葆在战场上累死,三弟曾国华在战场上战死。在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之前,长期以无职、无权的“在籍侍郎”之空衔带兵作战,尤其在湘军的军费开支上受尽湖广 总督杨需、官文等地方大员的欺凌,在中央也受尽大学士祁春圃、彭蕴章等权贵的排挤。

可以说,曾国藩能活着看到太平军的胜利,已经很不容易,再让曾国藩称帝自立,作军事政治上的冒险,他恐怕已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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