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大概是北宋朋友最多的文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几乎都有他的好友。

但是朋友多,敌人也多。

比如:章惇、王安石、吕惠卿、李定、沈括……

苏轼被贬流放,半生飘零,都是拜这些敌人所赐。

可苏轼却说: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在他眼里,没有坏人。

或者说,好的坏的,他都能接纳。

用慈悲去宽恕,用理解去包容。这是一个人的胸怀,也是一个人的格局。



01

  • 见过天地,才能放下恩怨。

苏轼这一生最大的敌人有两个,前半生是王安石,后半生是章惇。

俩人前赴后继,为苏轼带来“人生流浪套餐”。

先说王安石。

苏轼刚出道的时候,是神宗皇帝钦点的未来宰相,按理说仕途就算不是平步青云,也该是一帆风顺。

但苏轼的仕途却异常坎坷,不是外放就是流放,甚至还曾拥有过四个多月的监狱体验卡。

原因也很简单,他才气太高,名气太大,还带头反对新法。

王安石很生气,也很忌惮。所以他经常在神宗面前说苏轼坏话。

一会儿说苏轼能力不行,一会儿又说苏轼讽刺圣上。

时间久了,神宗自己也迷糊了,甚至说出了“苏轼非佳士”这样的话。

王安石让下属诬陷苏轼“贩私”,调查许久,没有证据。

神宗居然说:虽然没有,但苏轼也未必就干净到哪里去。还是把他贬出京城。

到后来,神宗成见越来越深,甚至起了杀心。

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就是出自神宗的手笔,大科学家沈括不过是个跑腿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是苏轼真正的死敌——你死我活的敌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苏轼居然原谅了他。

王安石卸任宰相,隐退南京,苏轼主动发去问候,前去拜访。

苏轼和王安石遍览南京,切磋诗文。

王安石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人之间,一笑泯恩仇。

要不是没有买到合适的田宅,苏轼差点住在南京,和王安石这个老对头做了邻居。

在朝堂,苏轼眼里只有策论、变法、政绩、新党、旧党。

但是黄州的山水告诉他,清风明月才是人生无尽的宝藏。

在之前,苏轼眼里只有功名做官。

但是赤壁的遗迹告诉他,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不值得。

人一旦拥有天地万物的尺度,就会收获一种更为通透豁达的眼光。

人间的纷扰也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王安石也就从他的死对头,变成了一个可以谈天说地的老友。

庄子曾经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古代有一只蜗牛,左边触角上有个小国叫触氏国,右边的叫蛮氏国。

两个国家因为争夺地盘而经常发生战争,有时竟伏尸百万,血流成河,打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这两个国家为了这点小地方争得不可开交。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蜗牛之外的世界,还会为此争斗吗?

宽容是一种格局,是一种见识,是一种眼界。

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自然就拥有一种超然的境界。

心里有风景,眼里无是非。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看到的天地越宽广,是非恩怨就越少。

所以敌人都能原谅,所有过往都能和解。所有恩怨都不足道,所有是非都不足辩。



02

  • 见过众生,才能心怀慈悲。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

刚上任时,税官就押来了一个偷税的人。

这个人叫吴味道,他带了很多布匹,为了逃税,假称是给苏轼运货的。

没想到正好撞到苏轼手里。

苏轼问过之后才知,吴味道家里穷,为了进京赶考,村里人给他凑了一些布匹。

但是沿途各处都要抽税,到了京城就剩不了多少了,为了免税,才谎称是给苏轼送布。

苏轼听完之后,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在封皮上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官衔,让他送到京城去。

生活不容易,人生不轻松。

人性本善,如果不是生计维艰,谁又愿意甘冒风险。

天下没有坏人,只有一些不得已的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一个人真正见过众生的苦难,才能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

苏轼在朝的时候,百官曾经讨论过一项关于漕运的政策。

当时的漕运工人除了给官府送粮之外,常常在船舱里夹带货物,赚点外快。

很多士大夫觉得漕工刁顽贪婪,于是颁布法令禁止私运货物。

苏轼却据理力争,认为此事无伤大雅,

他常年在地方为官,征过徭役,办过农事,知道民生艰难。漕运辛苦,工人赚点钱也在情理之中。

他不觉得他们是坏人,只觉得他们是些可怜人。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凡事都有因果。很多“恶”的背后,大多有难言之隐。

那些看不到的地方,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别人的境遇,体察别人的不易,人生就会少一些责难,多一点慈悲。



03

  • 见过自己,才能懂得宽宥。

我们前面说了王安石,再说说章惇。

章惇是真的恨苏轼,做事也是真的狠。

哲宗亲政之后,苏轼被贬到英州,章惇被起复。

章惇一到京城,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贬到英州的苏轼贬往更远的惠州。

不仅如此,他还把苏轼的死对头程之才任命为当地的地方官。

想要利用苏程两家宿怨借刀杀人。

没想到程之才早就把两家的恩怨放下,反而和苏轼相处甚欢。

章惇看苏轼在惠州快活,心里不爽,又把他贬到了更远的海南。

甚至把他赶出官驿,让苏轼流落街头,存心要整死他。

但随着哲宗去世,新党失势,章惇被贬。

章惇的儿子写信给苏轼,希望他不要打击报复。

苏轼却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意思是两人的感情一如既往,甚至还给章惇写了避瘴的药方。

从神宗到高太后,从高太后到向哲宗,从哲宗到向太后。

新旧两党轮番上场,几经沉浮,苏轼早就把“党争”看明白了。

势有所至,事乃必然”。

没有人能置身之外,没有人能不被裹挟,没有人能在旋涡中清醒。

章惇固然对他赶尽杀绝,可他又何曾“无辜”。

苏辙本来对章惇评价很高,觉得他是个做实事的人,但是在党争中,依然执意罢黜章惇,把他赶出朝堂。

苏轼站队苏辙,帮着弟弟一起攻击章惇,指责他对西夏用兵的战略失误。

苏轼心里知道,那不是失误,甚至是章惇的功绩,但那是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党争之中,大家都迷了心智。只有立场,没有对错。

政治倾轧中,大家都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我知道自己不完美,所以不愿苛责别人。

某种意义上,原谅章惇,也是原谅党争中的自己。

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见自己是最难的。

需要很深的反省,需要很大的勇气。

见过自己身上的懦弱、自私,承认自己也曾有过丑陋的一面,才不愿去指责、记恨。

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曾犯过一样的错。

苏轼觉得造化弄人,如果没有党争,也许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既然如此,不如一切向前看。

罗曼·罗兰说:理解一切便宽容一切。

宽容并不是姑息错误和软弱,而是一种自省和勇敢。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知道人性的限度,就会少一点苛责。

看清自己,放过自己,理解他人,宽恕他人。

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



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评价别人,总是喜欢说:这个人是好的,那个人是坏的。

年纪大了才知道,世界上的好与坏,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你心里是好的,一切就都是好的。

看别人是坏人,很多时候,是自己的境界还不够。

见过天地,才有格局;见过众生,才懂慈悲;见过自己,才懂宽容。

人若没有格局,看到的全是问题,人若有了高度,看到的都是好人。

修一份度世之量,练一份容人之心,只见因果,不见评判,只见慈悲,不见责难。

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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