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从来就没有进入李世民的核心权力层，从来没有成为李世民的心腹，魏徵更没有入阁拜相，魏徵始终就是一个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来衬托李世民的明君的形象。
魏徵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人（今河北人），魏徵出身极为贫苦，自幼生活潦倒，他与房玄龄，温彦博、杜如晦等人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些人要么是官二代，要么是士族出身，对比之下，魏徵的出身很寒酸，但问题是，他与这些人都有一个老师——王通。此人既熟知经史，又有王霸之略，可惜生逢乱世，在这种情况下，王通只能安心教书，唐初众多名臣都出自他的门下。
眼见天下将要大乱，魏徵自然要选择明主投靠，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惜的是，魏徵眼光真的不怎么样，几次择主都以失败告终，你也可以认为，魏徵投靠谁谁倒霉，以至于最后李世民要接纳魏徵的时候，李神通竭力反对，意思就是魏徵是个丧门星，但李世民却不以为然，他对李神通表示，那些人之所以败亡，就是因为未听魏徵之言。
在遇见李世民之前，魏徵换了好几任老板，大业十三年，魏徵选择的第一个老板是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李密也发现魏徵非常有才华，对魏徵也是重用，但令人奇怪的是，李密对于魏徵提出的建议很少采纳，魏徵在李密身边并不得志。
当时，占据洛阳的王世充被李密击败，可魏徵却向李密建议，我们虽然赢了，但损失巨大，属于战术上胜利而战略上却失败了，而且将士们有战功却得不到封赏。现在我们应该休养生息，等待时机，可惜李密没有听他的话，导致大败，丧失了争霸天下的资本。
后来，魏徵跟随随李密降了李渊，李渊让魏徵去河北劝降还在河北的李勣，结果出现意外，窦建德率军突然南下，魏徵、李勣等人成了俘虏。没过多久，魏徵又主动窦建德。窦建德被击败后，魏徵再次入仕唐，李渊也没有怪罪，并且把魏徵推荐给太子李建成。
按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点，魏徵无疑是一个道德上有缺点的人，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小人，很难被人接受，可魏徵却来者不拒，但每事一主，也都尽其所能。李建成事败之后，魏徵又辅佐李世民，毫无道德上的负罪感，而且他还对李世民直言，如果太子早用言，就不至于如此。
李世民登基后，唐太宗与众臣讨论治国的方针。魏徵认为：“朝代或有更替，但是百姓淳朴，可以教化，先贤所说的仁义之道不会过时。当今要务在于安民”。
封德彝则认为：“现在人心变坏，已经无法推行仁义。所以秦朝必须凭借法律，汉朝必须行霸道。大唐应该以王霸之道治国”。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魏徵的政治方略，某次，兵部征兵数量不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觉得可以招募不到十八岁，但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对此尚书左丞魏徵坚决反对，由于朝廷发布的决策需要经过他的签署才能生效，但魏徵拒绝签字，征兵令卡在了魏徵这里。
李世民急了，就对魏徵解释道，征兵不足，都得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坏处！
魏徵就说：治军不在人数众多，陛下也是知兵之人，只要治军得法，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陛下总说以诚信治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可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怎能失信于天下，李世民仔细想想觉得魏徵说的对就停止征兵，还有一次，吴王李恪外出打猎毁坏农田被御史弹劾，李世民就怪罪吴王府长史处事不当，要处罚长史，魏徵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给怼死了：“房玄龄都不能阻止陛下游玩，吴王府长史又有什么资格阻止吴王恪打猎”。
就此《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魏徵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
在史书中，我们基本看不见魏徵对治理国家提出战略性建议和方案，纵横捭阖，因为这些是房玄龄、杜如晦的事情。因为这不是魏徵的长项，李世民也不会问魏徵。
晚年的李世民变得懈怠，在贞观十三年，魏徵上书书著名的“十渐疏”。这篇文章写得极为精彩，直指李世民的十个缺点：“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李世民看后十分震动，可也仅此而已。
喋喋不休的谏臣，每次发完牢骚之后，都能得到皇帝的回应。这是魏徵最幸运的一点。贞观之治最让后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君臣道合，大臣敢讲话，这是同心协力的政治风气。
君臣之所以能够如此合作“愉快”，就是因为君臣二人都亲眼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亲历者。一个最为强大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多年就速亡了，这君臣二人，尤其李世民时时保持警惕之心。魏徵主持修《隋书》。在魏徵看来，隋朝之亡因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意思就是隋亡于炀帝，正如秦亡于二世，矛头直指君主严刑峻法、穷兵黩武、营造无度、巡幸不止等做法。
可惜的是，李世民与魏徵的君臣之义，正如贞观之治一般，只是历史的昙花一现，没有善始善终，换言之，最后李世民最后不装了，而魏徵当真了。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李世民为此痛哭流涕，为之神伤，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没过多久，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四。当年年底，太子李承乾谋反，英明一世的唐太宗逐渐展露出昏聩的一面，吏部尚书侯君集与太子少师杜正伦因为涉案，一个被杀，一个被贬。仅仅因为魏徵曾经推荐过二人，李世民就认为魏徵是不是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正直，甚至有结党营私之嫌。
更严重的是，李世民得知魏徵曾经写下自己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是打算把好名声传之后世，这实际上就是好名声，这是文人的惯有的臭毛病，魏徵也不能免俗，而在李世民看来，魏徵此举就意味着自己是无道昏君，一气之下，废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长子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两年之后，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如果放在以前，定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一次没有了。唐军虽然取得大胜，李世民还是后悔了。回师之后，他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他又重新立起魏徵的墓碑，这样一来，李世民还是那个千古无二的开明君主。
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避免不了走向昏庸；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王朝，尚且不能走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克”的历史规律。那要如何寻找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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