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1905年1月29日~1966年），原名式、婴，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安徽安庆人，属龙。现代书法家、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细说“二王”
／潘伯鹰
中国古代的书家众多，但我们这本小书只想从王羲之、王献之——即所谓“二王”——父子说起。由于二王有无真迹流传下来至今不能论定，因之想根据书迹以论二王是很难的。不过比起张芝、钟繇来，二王总算有多些的痕迹留下来的。我们只能主要根据记载。
谈到二王，就不能不谈到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我们知道晋代是讲究门阀的时代。王家和谢家以及郗、庾等家族是政治上当权的大贵族。王敦和王导是我们所熟知的晋史上权倾人主的大贵族。他们便是王羲之的从伯父。他的祖父名叫王正，官至尚书郎（所以王羲之生平写“正”字都避讳写作“政”字，帖中常见）。他父名叫王旷，官淮南太守。这个王旷不仅是一个书家，善行书和隶书，并且是一个决大计的智囊。当刘曜、石勒兵陷洛阳，西晋的江山不稳之时，首创过江之议另为司马氏奠定新皇朝，而以晋元帝为这一政权的代表的便是王旷。王旷开启了东晋历史的新叶。王敦、王导等因而得为东晋政权的唯一柱石。王羲之便是这样人家的一个贵公子。
潘伯鹰行书诗词笺（转自《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
羲之字逸少。他在小时拙于言语，但长大了变得非常善辩。当时有重名的周看重他，王敦、王导器重他，有大名的阮裕也敬佩他，他的名声大起。他初为秘书郎，继为庾亮的参军，迁为长史。继拜护军将军，继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与骠骑将军王述少时齐名，但他看不起王述。后来王述做了扬州刺史，官在他之上，并且正管得着他。王述利用地位，处处就会稽郡行政等方面挑剔，他深以为耻，就称病去郡，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这便是相传著名的《告誓文》）。此后他便由着自己的天性，游观山海，至升平五年五十九岁时死了。死后，朝廷赠他“金紫光禄大夫”；但他的儿子们，秉承先志辞谢不受。羲之是一个有节操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幼时即有骨鲠之称。下面是他在少年时的一件故事。当时的太尉郗鉴派了一个门生到王导家去求女婿。门生回来告诉郗鉴说：“王家的子弟都好。但一听到像你这样的大阔佬要挑女婿，每个人都紧张起来了。只有一个人在东边床上，袒着肚皮吃东西，神气好像没听到这回事。”郗鉴说：“这正是个好女婿！”于是郗家就将女儿嫁他了。庾亮临死时，上表朝廷特别提到王羲之“有鉴裁”。羲之少时和谢安、许询及外国和尚支遁是好朋友。他对于谢安这位东山高卧，打退了苻坚，安定了朝野的大宰相，曾经切实地提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当时有一个殷浩，是声望极高而名不副实的“大政治家”。他素来不重视殷浩。但殷浩虚声已经太大，官位已经崇高，先是薄尚书仆射而不为的，终于做了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综朝政了。这殷浩又专门和刚刚灭蜀的桓温作对头，羲之看出这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摩擦，大不利于国家的危机。他秘密地去苦劝殷浩和荀羡（殷浩的羽翼）务须与桓温团结。殷浩不听，并且要乘北胡大乱，大举北伐。王羲之看出殷浩必败，写信阻止。殷浩果然大败，还不甘心，思图再举。羲之不但又写信戒止殷浩，并写信给会稽王，叫王爷止住这再一次的糊涂冒险。他主张“……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
潘伯鹰《节临房玄龄碑》（转自《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
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可惜这样沉痛的直言竟不生效。殷浩终于一败涂地，桓温加以倾陷，殷浩竟坐废以死。国家内外的损失更不可意计！羲之比较正视人民疾苦。他在会稽时，朝廷对老百姓赋役繁重，地方上又常遭饥荒。羲之一面开仓赈贷贫民，一面向朝廷抗争。他给谢安写信替老百姓说话并提出实行办法。这种信都在《晋书》中传了下来。他又有一封给谢万的信说：“……然所谓通识，政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算得了什么呢）？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度量才干的人，竟早入山林，一往不返，历来都寄以无穷的叹息。他赋有一种爱好天然的恬退性情。他爱画（相传羲之有临镜自写真），爱山水，爱鹅，爱开一点玩笑，爱写字，爱种些果树和小孩子分着吃“一味之甘”，爱与亲知时共欢燕，谈谈家乡事情，甚至也染上当时的时髦习气，爱一点服食神仙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奉五斗米道的教徒，仿佛服食为分内之事，但这种行为确是当时的风尚）。王羲之的生平大抵如此。
王献之《鹅群帖》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有七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他从小不爱多说话。谢安曾经批评他在弟兄之中最好，为的“吉人之辞寡”。他为人很通脱，曾经到一个顾辟疆的花园里去，看看就走了。主人家骂他无礼，他也不在意。桓温请他写扇子，误落了一点墨，他将就着那一点墨，画了个“乌驳牸牛”。由此可知他不但善书，抑且工画；不但书法方面，并且画法方面也承继了父亲的艺能。
他最初做州主簿，秘书郎，转丞。又做过谢安的长史，进号卫将军。后又升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在仕途上比父亲阔得多了。他在太康十一年卒于中书令官位，年四十三。他先娶郗昙女（他的表姊）为妻，后来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做了新安公主的驸马，不得已而与郗氏离婚。他无子，只有一女，曾立为安僖皇后。因此他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他死时，族弟王珉代其官，所以世人称他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他小名官奴。世传《官奴帖》之“官奴”即指的是他。
他的为人，很得到父亲“骨鲠”性格的遗传。他数岁时即曾因观樗蒲而面折过父亲的门人。他又曾当面拒绝了宰相而兼父执的谢安，不肯写太极殿的匾额。但谢安死后很多人就现出炎凉世态，对于宰相身后的赠礼说了许多闲话。只有他和徐邈二人替谢安明辩忠勋。最后他又上疏力争，谢安才蒙殊礼。他对中书令这样的贵官是不愿做的。他的《辞中令帖》传至今日，犹足以想见他立身的廉退。
我们谈二王的这一切都为的是要容易欣赏他们的书法。但，正面谈到他们的书法反而为难起来。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一件毫无疑问的真迹下来。第二因为古今来对他们父子的优劣评价大有出入。这些评价又都不是外行的比较，但由于批评者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所以参差极大。
《晋书·王羲之传》只提到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对于他的学书过程、他与时人的比较都未言及。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采集了一些材料，虽然严格说来，其中不能无疑，但大体总有所本。自《法书要录》以外，材料固多，考信亦难。兹就所知综述如次。
羲之学写字是很早的。相传他七岁学书，十二岁窃读他父亲枕中的前代笔论。父亲教以大纲，又从卫夫人受学。他学卫夫人时，自以为很好。后来渡江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等大家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等大家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三体书；又在他的堂兄王洽处看到《华岳碑》。这样眼界更开了，胸襟更大了。回顾当初只学一个卫夫人徒然耗费年月，他就在众碑里学习，才成为自己的字。这相传是他五十三岁时自己说的。
潘伯鹰临《丧乱帖》
但这不是说，他只是这样滥学就能成功。他自己苦学的是隶书。他与之争衡的是钟繇和张芝。钟的正书（楷）和张的草书实际上皆系隶书的发展。因此他的学钟张，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展。换句话说他所专精的是隶书。这证明他虽博览，却是为了约取。他之所以能以书法称圣，树立了永远不朽的传统，皆由于此。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他又说：“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这话看，他承认了自己的真书（楷）胜过钟繇，草书不及张芝。其原因是张芝对草书实在太用功了。现在钟张的真迹一字无存。即使就墨拓流传的字来看也实在难于分别高下。即如钟繇的字，世称他与胡昭同师刘德昇。胡的字肥，他的字瘦。而唐太宗又嫌他的字“长而逾制”。这些话都绝对不是无根据的。但我们所见墨拓中钟繇的字如《荐季直表》《宣示表》之类皆是肥而短的，正好与前二说相反。只有《宋拓兰亭续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笔画瘦劲却又不见“长而逾制”的地方，并且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王羲之临的。由此看来，既无从寻到毫无疑问的钟繇真迹，自无从比论钟王。至于张芝之例与此相同。
原载潘伯鹰著《中国书法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