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人文科学的基本功
——以历史学为例蔡鸿生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师从陈寅恪、岺仲勉等史学大师，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五十多年，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宗教文化、岭南佛教史、广州对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等身，知识广博，其所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俄罗斯馆纪事》、《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中外文化交流史事考述》、《仰望陈寅恪》、《学理与方法》等著作早已蜚声学林，广为传诵。本文为2011年6月8日蔡鸿生教授在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历史系“名家讲坛系列讲座”所做报告，文字为历史系教师殷小平记录整理。来源：微信公号——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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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我的专业，
文学是我的爱好，
历史是我的训练。
——胡适
首先说明一下，讲题为什么这样设计：“人文科学的基本功——以历史学为例”。二十世纪有一位对中国学术很有影响的学者——胡适。胡适兼通文史哲，他曾经说过：“哲学是我的专业，文学是我的爱好，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史哲都讲到了。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从胡适的讲话中引发出来的。历史对胡适先生起了训练的作用，所以，我也从历史学讲起。
我们经历过繁体字到简体字的改革，好在这个“史”字没有什么变化。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跟我们广州的“广”字就大不一样了。“广”的繁体字作“廣”。有人开玩笑说，广州这个“廣”，挖掉个蛋黄就不好吃；要请书法家来写这个（简体的）“广”也很难。不过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廣州日报》的版头还是用繁体的“廣”字。
“史”字跟“广”字不一样，没有经过简化的。“史”（板书）的篆文写作
（板书），“从又持中”。从上下结构看，上面是一个“中”，下面是一个“手”；“中”即“册”。“史”就是“以手持册”，为了记录事情，所以，史的含义就是“纪事”。
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
——王国维
关于“史”的定义，国内外有诸多说法。假如要讲历史学的定义，两个钟头都不够讲。这里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常见的说法有：“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过去的政治”。还有一个很俏皮的讲法，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他说：“历史是活人对死人开的玩笑。”伏尔泰的意思是说历史是任由后人评说的。我这里要介绍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说法：“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历史学就是要研究事物的变化，而且要搞清楚因果关系。
2
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年代、地理、管制和目录。
——邓广铭
任何事物总要牵涉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地、人”被称为历史学的三要素。一讲历史，就离不开时、地、人，它指的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的活动。而跟时、地、人三要素直接对应的知识是什么呢？“时”对应“年代”，“地”对应“地理”，“人”对应“官制”。“年代”、“地理”和“官制”是记载在书上的，由此引起了第四个相关的知识——“目录”。不知目录就找不到书。从历史的三要素引出历史研究的四把钥匙，就是年代、地理、官制和目录。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邓广铭曾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这四把钥匙。
年代
先说年代。现在我国按公元纪年，很是方便。但在中国古代不是这样，一个皇帝有若干个年号。比如唐朝皇帝武则天，在其统治时期就有十八个年号。年号后来逐渐简化，到了清代，十个皇帝就十个年号：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十分方便。道光皇帝就是道光，光绪皇帝就是光绪，这样就方便了。但是在清朝以前不是这样。研究历史不清楚年号就容易错误百出。
地理
再说地理。比如广州所处的位置叫岭南。事实上呢，岭南包括了两广和海南。
官职
官制更是如此。从中央到地方，官名复杂，容易搞错。举个例子，大家可能也不生疏的刺史、太守、知府三个官职，指广州的地方长官，相当于今天的广州市市长。但历史上可以叫刺史，也可以叫太守，不同的时代叫法也就不同。
目录
目录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就专门编有一本目录，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
假如我们要强调史学研究的基本功，那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三要素加四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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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加四把钥匙，还只限于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即知识的层面。还有一个认识的层面。
（板书：“知识”、“认识”）我之所以写出来，是因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区别，在古代汉语中，“知”是第一个层面，“识”是第二个层面。在现代汉语中，则分为“知识”和“认识”。知识之外还要有认识。跟练功一样，知识是“外练”，认识是“内练”。戏曲界特别重视练基本功，曰“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知”和“识”的关系也是如此。
对“识”的要求是“通识”，不要限于一般的“认识”。说到通识，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全景式的观察，不只是要看到一点。而要获得通识，做到全景式的观察，就要求把事物过程化。不要把事物看成一个一个的片段，不要把它看成东一块西一块的，而要把它看成一个过程。把事物过程化，就是通识。
举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现在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差不多都有一个要求，就是“学术史的回顾”。学术史的回顾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把课题过程化。前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张三李四说了些什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现在轮到我，我又有什么话要说。这样就是把一个课题过程化。
撰写学术史是一个亟需训练的思路。在学术史的回顾当中，包含了目录学和史学史两个层面。张三写了什么，李四写了什么，这是目录学。但学术史不止是罗列书目，不止是开列书单；在目录学之外要有史学史。前人做研究，有什么创新，有什么失误；现在轮到我，有什么话要说，我要说的这些话（选题），到底是有新意呢，还是炒冷饭？
学术史的撰写是通过回顾来展望的。在座不少是历史专业，不是历史专业的，大概也接触过历史书。不谈历史则已，一谈历史，全是过去的事。历史思维是什么？有人曾经很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八仙，其中一仙是张果老。张果老的秘密武器是他的专用坐骑，一头驴。他骑驴很特别，是倒骑驴。张果老倒骑驴，这在八仙当中很有特色。骑在驴上，驴往前走，他自己的则是往后望。历史就是这样，往后看是为了向前进。历史研究的特点大概也是如此，回顾是为了明确方向，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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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问题扩大到人文科学的范畴。人文科学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呢？现在看来是有的。这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读书先识字。
读书先识字，不识字就无法看书，就无法进入专门的研究领域。这个并不是我在这里灵机一动想到的，这是前辈学人说的。最早提出读书先识字的是唐代学者韩愈。清代学者顾炎武又重申此说。到了20世纪，很多学者也都强调这个问题。识字被很多人看作小儿科。我都是大学生了，我都是研究生了，我都是副教授、教授了，怎么还来跟我讲读书先识字呢？这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就浓缩在中国文字里。只有识字才能接触最原本的中国文化。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是我们未必知道它的涵义。比如大家从宿舍走到教室，要经过“道路”（板书），为何叫“道路”？“道”就是“蹈”（板书），“路”就是“露”（板书）。道路就是你踩过的地方显露出来。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更突出的一些词，比如单个字的“婚”（板书）。“婚”是左右结构，“女”字边，加一个“黄昏”的“昏”。这个字的起源就是“黄昏抢女人”。不是早上，如果是早上，就该“女”字边加一个“早”字了。为何要在黄昏呢，因为很多偷偷摸摸的事情都是太阳下山以后进行的，光天化日之下有诸多不便嘛。这种事情历史上叫作“抢婚”。抢婚是原始社会后期的一种风俗。根据《广东省志》的记载，在20世纪初的粤北瑶族，还保留着这种抢婚的礼俗，不过只是徒具形式而已。
抢婚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呢？抢婚之前是乱婚。乱婚不讲年龄不讲辈份，是混乱的。从乱到抢，形成了一个对偶关系；对偶婚就比乱婚前进了一大步。如果孤立的来看，抢婚是野蛮透顶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抢婚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抢婚之后是买卖婚。买卖婚比抢婚又前进了一大步。在买卖婚阶段，出现了婚姻的中介，叫做“媒”（板书）。媒者，谋也。媒人就是谋合两性的人。由媒人来谋合的婚姻，带有买卖的性质，但比起抢婚，它是进步的。不过，比起它之后的自主婚，它又是落后的。自主婚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一种婚姻形态。一直到现阶段，21世纪，公元2011年，我们的婚姻形态还是自主婚。婚姻不是由父母来拍板，而是男女双方自愿结合。
关于“婚”的溯源，我完全是往后看的，像张果老倒骑驴那样。假如往前看，你来问我，自主婚之后又该什么婚呢？我哑口无言。没有出现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在猜测，说现在有一种东西很时髦，你们知道不知道呢，是“同居”（板书）。其实不然，婚姻要求夫妻双方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无拘无束的“同居”不是一种婚姻形态。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陈寅恪
上面一席话，并不是突发奇想。陈寅恪先生曾经讲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板书）真真正正解释一个字，就差不多讲了一部文化史。
读书先识字这个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不要看作是小儿科。实际上我们是识字不多的。首先是我，我识字不多，现在还在识字中。有人做了初步的统计，中国的汉字有六万字左右，我们现在掌握比较多的大概是十分之一。假如你认识了五六千字，那么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也只占汉字的十分之一。再对比另一个数据。我们今天说扫盲，扫除文盲，扫盲的标准是认识两千汉字。认识两千汉字就可以不算你是文盲，假如你只认识五百字，那你就是半文盲。半文盲读报纸，很多都读不通。这是经过研究得出的。
我们现在评价别人也好，自我评价也好，很少去想：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字？我们会说：我今年比去年多发表了几篇文章。这笔帐容易算。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字。更不用说，我今年比去年多认识了几个“义”。因为字是多义的。也许字的两三个义掌握了，但是它的第四义第五义，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一个字有九个义，你只知道其中几个义项，那你怎么能说自己把字识透了呢。
识字只是一个起点。作为文科生而言，知识是逐步深化的。先识字，再造句，然后作文，最后才是著书。一般人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训练的。除非是天才，才刚刚识字，然后就可以著书了。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庸才，在座诸位应该承认都是人才。是人才就应该按照这个程序：识字—造句—作文—著书，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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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讲，都是一些起跑线上的事情，或者说是小儿科。但是，基本功的训练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离开这些训练如何谈基本功呢？这里又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学业和职业的关系。
打个比方。有人也许会想，好，听了你今晚这席话，我就来勤练基本功，那请问，这些基本功跟我毕业以后从事的职业有什么关系？你得先回答这个问题，我学习才有积极性嘛。要不然我成天傻乎乎地练基本功，将来工作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用，那不是浪费了？同学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在此，我有一个建议，提供给在座的各位同学参考。
当今大学的专业是按照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进行分类的。各个学科分出专业，专业之内还可以细分成不同的方向。它是一个知识系统，不可能跟社会分工来对口。社会中谋生的职业多种多样。同样是历史学专业的毕业生，有一个去了海关，有一个去了银行，有一个去管仓库。面对形形色色的行业，大学教育能对上口吗？不可能。假如要对口，那是逗你玩。
为什么不能对口仍然要学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我们大学的专业究竟要起一个什么作用？我个人认为，大学的专业是为了培养智力、发展智力、提高智力而设置的。国内外的大学都是如此。比如大名鼎鼎的牛津，古典式训练最好的是研读古希腊文、古拉丁文等死文字。这些训练跟他将来走向社会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究竟占了百分之几都拿不准，大量是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得这么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智力，才能够发展智力，才能够提高智力。如果你的智力很高，你将来就业的时候必定就能做得出色。或者说，智力强，将来才有可能成为强人。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不用想东想西了，就按照学校现在设置的这些课程，一门一门地学好，提升你的智力，这样将来要你去银行就去银行，要你去海关就去海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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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归纳下来，今天的讲话就是：读书先识字，牢记时地人，在通识上下功夫。
要重视基本功，这是我近些年反思的结果。回头去看，从五十年代进入大学，然后工作到现在，几十年中，自己最欠缺的是什么呢？自己最欠缺的是基本功。在座各位是正在起跑线上，或者说离起跑线不远，大家还来得及去训练基本功。
如果我生下来就是八十岁，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十八岁，人生就更有乐趣了。
——马克·吐温
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八十岁，然后一步一步走到十八岁，人生就更有乐趣了。”我受这句话启发。我现在离八十岁也不远，假如让我回到十八岁——进大学的标准年龄，那我就要好好来练基本功。我会注意“识字”，也不会忽略“时、地、人”，还要在“通识”上下苦功。以上这些话，算是我这位史学老兵与各位史学新兵交流心得。谢谢各位！
▲座无虚席并不断加座的学术报告会场
报告结束后，不少历史系学生也向蔡教授踊跃提问，下文为问答环节的节选记录。文字由历史系教师殷小平记录整理。
问：推行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中国文化的特点，您如何看待简繁字？
蔡：第一批简体字，准备时间长，讨论充分，挑选严格；后来的几批简化字，时间比较紧迫，就不够完善。比如有一个议论很多的字，“爱”（板书）。“爱”原来有一个“心”，作“愛”；这个字看起来就简化得不好，无心之爱怎么爱呢。但是也有一些字，我就觉得是简体的更好。比如金钱龟的“龟”（板书），乌龟的“龟”，它简化后还是像一只龟；而他的繁体字“龜”（何方耀教授板书）就特别麻烦，我到现在写都还有缺笔。
比较起来，有一些简得好，有一些简得不好。从总体上说，我们对汉字简化是欢迎的，它书写的速度比较快，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记，这是它的优点。但是有繁体字在前，所以简化的时候应该考虑，哪些地方该保留，哪些地方该合并，哪些地方该删除，不能随便简化。比如人的五官，除了眉毛可以抽疏，其他任何部分都不能简，一对眼睛，缺了任何一只都不行。
问：如何从史学史的角度来撰写学术史？
蔡：我读过不少学位论文，也参加过硕士、博士的论文答辩会。学术史的回顾都有做，但是做得好的不多。对事不对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学术史的回顾是回顾一个过程。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做一个课题，研究端午节。那你的学术史就要来回顾，前人有谁研究过端午节，他的看法是什么。你的初步工作就会整理出一个书目，从1949年回顾到2010年，关于端午节的研究有哪些，列出一个清单，一本流水帐。在这个清单里面，哪个是奠基性的，哪个是代表性的，哪个是流行性的。弄清楚这些，最后才落实到你这个作者，你能提供一些什么心得。假如是你真真正正的心得，那不会很多，但是已经可观。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这个学术史的回顾就是高明的。
我个人觉得学术史做得最好的，并不是人文学科的著作，而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物种起源》有一个前言，回顾物种起源的学术史。他提出，以前有关物种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上帝造万物，一种观点认为万物历来如此。达尔文排除这两种观点，提出了“进化论”：物种变成现在这个面貌，是进化的结果。所以我们提出这一种样板来参考，是保证学术史的回顾，能够按照一个较高的层次来运行，而不是去抄一个完完整整的研究目录。尤其现在电脑检索很快，人人都可以查到，不要满足于知道有关的书目，而是要在书目中作一个史学史的分析。史学史的分析完了，再把自己放进去，轮到自己可以有什么话要说。
问：如何理解三要素中的“人”对应“官制”？
蔡：历史上的官制很复杂，不去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在研究人物的时候出差错。你们中学时学过《琵琶引》，讲到“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一种官，按照唐朝的官制，这种官不是穿青衫的。对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曾研究过，他说虽然白居易当时是司马，但并不是实职，所以他只能够穿青的。这样就讲得通了。
历史人物当中还有很多不当官的。那么将“人”对应这个“官”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对人来言，历史上的官制很复杂，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基本功。有些问题的理解不能扣字面。比如“百官”、“百姓”，这个“百”，指的是“多”，中国的姓特别多，不止一百；百货商店里面商品成千上万，何止一百种？像“百戏”，就是“杂技”，可以说是一百种，也可以指几百种。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官制”，是因为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涉及到官制问题就特别复杂，我们要把它列作基本功当中的一项。
问：可否为青年学生开列一些提高通识的书单？
蔡：书单不易开。
刚才讲到，训练通识就是训练我们碰到任何事物，都要把它加以“过程化”（板书），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基本符合通识的要求。“过程化”要长期训练才能做到，要不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缺环（板书）。拉一条链条，没办法看作一个过程，里面总是断裂，就有缺环。这样的认识总是残缺不全，不能够看作一种通识。
比如“城市”（板书）。把城市过程化，就是要把城市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历史上最早是没有城市，城市是从农村分离出来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城市的面貌渐渐都差不多了。处处“火柴盒”，佛山、增城和广州，景观看起来都差不多。
为了更好地认识城市，我们还要把城市和乡村对比来研究。究竟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城乡中间还有一个半城半乡的形态。唐宋时代曾经出现过一种“草市”（板书）。草市不是卖草，它是一个“粗糙的、草率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介于城乡之间的一个交换场所。
大家回头检查一下，在表现事物的时候有没有缺环？缺在哪里，再来完善。当然很多时候自己看不出缺环，这就需要别人帮你指出，可以补救。过程化要长期训练，写出来就三个字，但在实践中要做到谈何容易？比如我们看待一个同学，要过程化，就不要因为一时一事对他产生好感和反感；你得过程化，从他以前看到他的现在，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
看到一个事物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就不会单纯地切出一段，看问题片面化。
大家可以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文章和著作，看看他过程化的程度有多高。我很难介绍一个样品给你们去参考，因为很多有通识的文章，它不一定跟你的专业对口，这些著述你读起来可能味同嚼蜡。你读都读不下去，又怎么去领会人家的通识有多高呢？还不如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别人的著作，看看他的通识达到什么程度，他对问题的过程化分析得完整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