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的小儿子唐刚卯在湖北省博物馆工作，最近给我一封信，附有陈寅恪致唐长孺的信的复制件，内容如下：
长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来示并大著。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前数岁曾托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转达钦服之意，想早尘清听矣。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口。所研索者大抵为明清间人诗词及地方志乘之书，而旧时所授之课即尊著所论之范围，其材料日益疏远。故恐详绎大著之后，亦止有叹赏而不能有所质疑承教也。旧作《从史实论切韵》一册附呈，藉博一笑。专此复谢，敬颂著祉。寅恪敬启。九月十九日。（加标点及改写简化字是本文作者做的。）
唐刚卯的信中说：
今寄上陈寅恪先生给我父亲那封信的复印件。信封上的邮票是我童稚无知时剪下的，所以此信的时日成为有待考证之问题。大约应是在1955—56年间。记得文革中，家中我父亲的信件，甚至有父亲眉批的书籍，都尽数由红卫兵拖一板车抄走。（当时革命也是很艰苦的。）
在抄走的家中旧信中，我清楚地记得有邓拓、吴晗、杨献珍的信件。因为当时他们都鼎鼎大名，我知道父亲与他们有书信往来，曾使我震惊不已。但在文革后，退还的物资中，这些信件都已不知下落，而陈寅恪先生此信倒是原封退的。恐是当时红卫兵大学生，不是学历史的，并不知陈先生为何许人而遗漏。今见在北京所搜寻到的杨守敬的从日本带回的卷子中，有的钤有“浩劫之遗”朱印一方。这封信大约也可钤上此印。
从陈信的内容可见是收到唐的赠书及信的答复。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版）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著者在八九月收到样书后即寄赠陈先生一册。陈信写明是九月十九日，当即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此时陈先生在中山大学讲课，著《论再生缘》，研究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事迹，以后出书即《柳如是别传》，与信中所说相符。随后运动频繁，“厚古薄今”逐步受批判，大约连此信所用的“荣宝斋摹古”信笺也不能用了。所以不必费事考证，可以定下此信年月，信封上住处也不错，见陈先生的《编年事辑》（蒋天枢著）。
这封信的字，一望字体笔迹，我就猜想大概是陈夫人唐晓莹（筼）女士的代笔。一对照她为陈先生的笺《秦妇吟》和《元白诗》的书所题的书名就可见其相似，当是出于一人之手。
信的内容不需要任何解释。不过信中提到了我和季雍，似乎我来作一点说明也非多余。
信的口气很客气，我想是因为我们和他的关系远。长孺一生没有见过陈先生，连“私淑”都怕不敢自认，更谈不上“亲炙”。照孟子说伯夷、柳下惠的话，“闻伯夷之风者……闻柳下惠之风者……莫不兴起也，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所以长孺告诉我，他写纪念陈先生百岁诞辰的诗的末句是“教外何妨有别传”。
陈先生在此信中含蓄承认他是同行，大概可以说唐是闻风兴起者，够不上“亲炙”受教者。我虽然见过陈先生，也只有两面。我在一九三八年冬，到桂林的广西图书馆借出当时全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曾集中读过陈先生的文章，只能说是闻风而未兴起者。现在陈先生已享有“天下大名”（孔融语）。我这样说，想必是和二三十年前否认和“权威”有关系不一样吧?
至于我和陈先生见面的那两次，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眼前，不妨多说几句，提供背景材料，也算作个“交代”。
那是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我从武汉到北平（因为内战激烈铁路不通只有搭飞机）。见到老朋友邓广铭时，他非常高兴，引我在北大校长室里见到胡适校长，听他异常兴奋地对我谈他对中国佛教史的见解达半小时以上，因为另有约会才中断。邓先生还说，他将借用胡校长的汽车去清华大学接陈寅恪先生进城到中山公园看牡丹花，请季羡林先生作陪，也邀我参加以便认识他们两位。
那一天赶上了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陈先生并不是一点看不见，至少是能分辨光影形象。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中，我们四个人围坐一个桌子饮茶。陈先生兴致很好，谈了不少话。现在我只记得一条。他说的大意是人取名号也有时代风气。光（绪）宣（统）时期，一阵子取号都是什么“斋”，一阵子又换了什么“庵”。举的例子我忘了。但当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有两位本家的哥哥，一个号少斋，一个号幼斋，证明他们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斋。教我的一位小学教师的号是少庵。他的父亲的号必是什么庵。恰好证明陈先生的话。现在想起来，这个传统并没有断绝。五十年代初期生的孩子常叫“志和”、“卫平”，六十年代后期生的常叫“卫东”，还往往不离一个“红”字。
这次见面临分别时，我向陈先生说，将到清华园登门拜访。随后不久，我就和唐季雍女士结婚。婚后过了几天，我便和季雍同去清华，首先拜访寅恪先生并见到陈夫人唐晓莹（筼）女士。两人都一点也没有老态。我将唐长孺交我转呈的论文《白衣天子试释》奉上，说了武汉大学的一些人的近况。其中自然有陈先生的弟弟陈登恪教授（他用陈春随笔名作小说《留西外史》嘲讽留欧学生）和他的好友吴雨僧（宓）及刘弘度（永济）等教授。不久，这些照例应有的话就谈完了。还有什么问答，全记不起来了。
陈夫人陪坐听着。我随口介绍了一句：唐家和嘉业堂是亲戚。陈先生立刻问季雍，对刘翰怡（承幹）“怎么称呼”。季雍回答了。不料陈夫人顿时面有笑容，本来是对面坐着，这时站起身，走过来，和季雍并坐，拉着她的手问这问那。我听向觉明（达）先生说过，唐晓莹（筼）的祖父是当年的台湾巡抚，甲午战后因不肯让日本占领台湾，曾自立为“台湾大总统”而失败，但不知那唐家和刘家有什么关系。想来只是她知道刘家属于前清遗老，所以就有话谈了。这时我心想，我家和江西义宁也有关系，但说出来有攀附之嫌，向来不说，这时对陈先生也是想说没说。
陈先生忽然也站起走过来。我连忙起身。他对我轻轻问，是不是念了Saddharmapundarika。他说这《妙法莲华经》的梵文名字慢而发音很准确。我回答，没有，但读过Mahqbhqrata（大史诗）。本想接下去讲，《法华经》用的是通行语，不是规范梵文，印度学者不会教，而且佛教在印度灭亡已久，少数学者知道的佛教是巴利语的佛教，也不懂《法华经》。不过我想对陈先生说这些话岂非“江边卖水”，就没有说出口。
大概是季雍看到我们站起来以为是告辞了，便也站起来。陈夫人也以为我们要走了。于是我说了以后有机会再到北平一定再来拜访请教一类的告别话。陈先生随手打开房门，当先大步走出。我没想到他会送，连“请留步”也来不及说。陈夫人也拉着季雍的手随着一同走出。陈先生已经走到小院的篱笆门外站着。我出来握手告别时，只想到内战不知还会打多久，我未必能从武汉再来了，想不到时局急转直下，这一次竟成永别。
假如能够预知永别，就会有不少闲话、旧话可以谈，说不定能多少安慰一下他们两位的晚年寂寞。然而那时他们还不见衰老，我也够不上有和他谈古话的程度。到汪篯南下请陈北上时，我和向觉明（达）私下谈话，都断言陈必不来，不来更好。迎陈是应有之举而又是无益之事。汪回来后我见到，也没有提，不再像初认识他时那样谈陈先生了。人事变化倏忽无常，不料唐长孺还在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时和陈先生通过信。而且陈的回信居然能保存到现在。照老古话说，真是“冥冥之中如有神数”了。照新话说，就是无形的传统不会在“彻底决裂”后灭亡。它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有可能起变化。
我想到陈先生不忘提起的《法华经》，再多说几句。什么时候会有人不照天台宗，也不照慈恩宗窥基的《玄赞》，又不照现代外国人一般的研究路数，而以一再发现的原文经为坐标轴，考察中亚新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及传播，从语言出发而不拘泥于章句之学，以说明亚洲古史呢?《法华》是一部“文丛”，但显然有一个中心思想，可能就是“一统”的思想。中亚正是连续出现大帝国的地方。
今年百岁的已故考古人类学家李济在一九六一年宣布：根据考古发掘的硬性史料推论出，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还吸收了华南和北至西伯利亚西至遥远的西亚的文化成分，河南“安阳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中心，成了青铜时代中期东方的一个极其独特的世界性城市。”（《古代中国文明》）以世界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国上古史已经逐渐出现了轮廓。同样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中古中国文化当然也会有结合实物（不仅是文物）和文献（不仅是书本）的科学考察，在复杂中呈现出新轮廓。
后人可以比王国维更前进一步，加上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诠释”和“解释”。这将使世界认识中国是世界文化里的中国，而我们也更认识自己和外界的真实面貌，不至于动辄“感情用事”。起于中古（公元初）中亚而盛于中国的《法华经》可能是代表一种既外来又本土的文化思想，在从公元后（东汉）直到今天的中国人思想习惯中不断显现其作用。其形成轨迹见于《宋书》和《梁书》的一些传中记载，及《文选》、《文心雕龙》、《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洞经书》等的同时期出现。到隋唐完成而开始新变化。这样的非拼盘式研究，像对安阳那样，到二十一世纪是一定会出现的。单单中国人，单单外国人，都是不能孤立进行这种工作的。不过，当然，不止是陈寅恪、唐长孺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只能在这里“画蛇添足”说空话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