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涉及新闻学的基础设施研究、虚幻真相效应、数字游民、搜索引擎对新闻消费的影响、数据新闻、灾难新闻的视觉呈现等多样主题。
1.新闻学进行基础设施研究的必要性
过去二十年来，学者们对基础设施研究的关注与日俱增。发表在2024年第10期《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的一篇文章，探讨了基础设施研究对于新闻学的价值和意义。
文章指出，基础设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关注社会、经济或组织运行所需的组织结构及设施。早期的研究关注基础设施的固有物理性质，如今的研究则将基础设施视为关系性的，它嵌入社会和组织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演变而持续变革。
在新闻学领域，基础设施研究主要聚焦四个主题：第一，新闻机构研究，包括新闻编辑部、新闻生产流程、新闻组织的数字化转型等话题；第二，平台和平台权力研究，关注数字平台的算法、商业模式和文化惯例如何形塑公众的新闻消费习惯；第三，相关机构和应用研究，聚焦与新闻业相关的组织和应用，如新闻委员会、事实核查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第四，社会技术装置研究，包括信任和政策等要素如何影响新闻业在社会技术系统中的运作。
文章认为，基础设施研究为新闻学提供了一个“双向视角”：既有利于解构过去的新闻系统，重思那些长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新闻基础设施是如何形成、发展并走到今天的；也有利于看清未来的行业趋势，理解新技术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新闻的生产、分发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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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幻真相效应与深度伪造
虚幻真相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 ITE）是一种认知偏差，指的是如果人们以前曾经接触过某种说法，那么无论其真实性如何，他们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准确的。以往的学者通过对广告和谣言的研究验证了这一效应。2024年第10期《广播与电子媒介》（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有学者聚焦深度伪造新闻，探究这类内容是否会造成虚幻真相效应。
论文对8个国家的用户进行了4个维度的调研，包括：对深度伪造内容的感知是否准确、之前是否接触过深度伪造信息、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频率以及认知能力的高低。研究发现，先前接触过深度伪造内容的用户，更可能认为深度伪造新闻中的信息是准确的，这说明虚幻真相效应依旧在发挥作用。研究还指出，社交媒体平台使用频率越高的用户对深度伪造信息的感知准确性越高，而认知能力则对感知准确性的影响有限。此外，不同国家的用户对深度伪造的感知准确性存在差异。
总之，研究确认了虚幻真实效应在全球多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这表明人们倾向于相信他们之前接触过的信息，即使这些信息是深度伪造的。论文建议对虚幻真相效应进行后续研究，以评估这一效应和深度伪造对公众信任和社会态度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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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游民的孤独感与社交媒体使用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指的是在不同地点工作的远程工作者。近年来，越来越多从事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市场营销、文化创意等行业的人们选择了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更加灵活和休闲，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也带来了孤独感等消极后果。发表在2024年第10期《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 Society）的一篇文章，通过对数字游民的深度访谈，探讨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数字游民倾向于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他们主要通过“桥接社交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的方式拓展信息和机会，并通过“绑定社交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的方式建立紧密的社交圈子和强联系。但由于数字游民经常移动办公，限制了他们建立持久关系的能力，也可能导致社交倦怠。此外，签证政策、旅行方式和所在地的社会文化也会影响数字游民建立长期关系的能力，从而导致孤独感。
总之，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可能导致孤独的连续体（continuum），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高度主观，取决于个体如何管理他们的社交需求和社交技能，以及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工具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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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搜索引擎对新闻消费的影响
搜索引擎是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但目前针对人们在搜索引擎平台的新闻消费偏好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为了考察搜索引擎对用户消费新闻的影响，发表在2024年第11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的一篇文章对280名用户的网络行为数据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追踪。研究分析了可能影响用户选择新闻的三个关键因素：搜索结果排名（ranking）、消息源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对消息源的熟悉度（familiarity）。前两者属于算法领域的因素，后一个属于心理领域的因素。研究者使用消息源出现的次数来评估消息源的代表性，用新闻参与度（news engagement）作为用户对消息源熟悉度的测算指标。其中，新闻参与度包含三种主要模式，即：日常访问、社交媒体推荐引流和有意搜索。
研究发现，考察的两个算法因素对用户的新闻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对消息源的熟悉度则不然。与非新闻信息相比，搜索结果排名对用户新闻选择的影响较小，这很可能表明，个人利用搜索引擎选择新闻时需经历一个更谨慎的决策过程，如更仔细地阅读标题和信息摘要。此外，研究还发现谷歌搜索很多情况下将人们导向他们不熟悉的消息源，这实际上增加了用户新闻消费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媒体的受众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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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数据新闻记者获取公共数据的方式
随着数据新闻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新闻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理解数据新闻记者在获取、审核和分析公共数据方面的系统性挑战。发表在2024年第10期《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的一篇文章，据此开展了研究。论文应用公共数据透明度基础设施（public data transpar 、‘ency infrastructure）的类型学和语境主义框架来分析新闻实践，以总结数据新闻生产的常见模式。研究期望通过对公共数据透明度基础设施的跨国比较来阐发各地获取数据的方法差异。研究调研了来自34个国家的数据新闻记者，了解他们在数据获取方面的挑战、为克服这些障碍所采取的策略、合作中的创新以及他们对开放数据倡议的态度。
研究重点总结了目前全球数据新闻记者获取公共数据的常用方式，包括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从网页爬取数据，利用有效的修辞策略和法律知识向有关机构提出获取数据的请求，通过众筹、民意调查、社交媒体平台的受众分析、汇编其他媒体报道的数据进行数据收集，使用补充或交叉核验官方数据的第三方数据，以及与其他新闻机构合作获取数据等。上述多样的数据获取方式有利于增加数据新闻方面的跨域合作，逐步弥合数据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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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灾难新闻的视觉呈现差异
在新闻报道中插入图片是一种常见做法，可以激发读者的情感，增加报道的可信度，并增强人们对事件重要性的感知。但当插入的图片包含暴力、伤害等因素时，人们往往产生争议，比如认为这些图片过于惊悚，或图片使用可能受到种族和文化偏见的影响。为了确认媒体是否在灾难报道（如关于谋杀、袭击、事故、疾病的报道）中对特定事件和受害者进行差异化视觉呈现，发表在《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24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开展了研究。
论文对墨西哥、美国、德国的15份报纸中的相关新闻图片进行了内容分析，并根据灾难新闻中图片的直观程度（degree of displayed graphicness）将图片分为“非图形化图片”（non-graphic images）、“适度图形化图片”（moderately graphic images）和“图形化图片”（graphic images）。非图形化图片指不显示暴力和痛苦后果的照片，如地图、面部照片和受害者在事故发生前的照片；在适度图形化图片中，人们可以推断出暴力因素，但由于照片角度（如长镜头）或图片编辑（如模糊化处理），这种暴力或伤害并不直接呈现；图形化图片则对受伤、死亡和暴力行为等进行了直观描绘。
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在报道国际新闻和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区新闻时更可能使用图像。非白人受害者更有可能出现在灾难新闻的图片中。灾难报道的视觉呈现也具有国别差异，墨西哥和美国的报纸比德国的报纸更可能在灾难新闻中刊登图片。此项研究说明不同种族和移民身份的受害者在新闻照片中的呈现并不均衡，这可能导致受众对受害者及其国家的文化产生刻板印象或强化已有刻板印象。此外，这也会导致受众对现实产生偏见，比如认为某些地方的暴力事件更多，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