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后，中国水陆两战场连连败北，清政府决定对日议和。次年1月，天皇任命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伊藤受命后，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突出强调了“索款”对日本的重要性：“索赔一事实关我国将来之隆盛。”把战争赔款直接与日本发展联系了起来。
1895年2月12日，慈禧太后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4月10日，日本方面向李鸿章正式提出和约约稿，其中第四条就赔款问题写道：“中国约将库平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可谓狮子大开口。而根据清政府对李鸿章的训令，“割地以一处为限，赔款以万万两为断”。但日本方面的态度始终强硬，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声称“战后赔款，自与寻常事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三亿两这个数目的制定，是日本政府既要考虑清政府承受能力的极限，不能一下子将它搞垮，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西方列强的插手和干涉，以确保日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一种折中选择。李鸿章被日本青年行刺后，日本有所缓和，表示“赔款数额虽可略减，但绝不可能作大量削减。”最终，《马关条约》签订时，其第4款的内容最后敲定如下：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又规定，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 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后来，又加上了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金三千万两，威海卫驻军费用150万两，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总共从中国勒索银两达2.3亿，约为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3倍。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了从中国尽可能地榨取更多的赔款，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便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
所谓库平银，是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并无白银实物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确定银两的标准成色，源于康熙时，其成色约为935.374，即每一千两纹银含有935.374 两纯银。但是，在以后的长期流通中，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未能保持标准一致，各省有高有低。按理说，中国赔款所用之库平银应以康熙标准库平来计算。而林董却以贴足实足色为借口，要求成色为988. 89。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只得就范。仅此一项，中国便多付给了日本1325万两。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间货币支付一般多用英镑结算，金融市场又瞬息万变，日本方面又提出“先划定一公平之镑价”的问题，结果，仅银镑兑换一项，又使中国受亏约1494万两。
这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数目如下：（1）军费两亿两；（2）赎辽费用3000万两；（3）威海卫驻军费150万两；（4）以“库平实足”为名勒索的1325万两；（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约1500万两。共计约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3.895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2.6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4.87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