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版（也称中央版）
1、天津版三年大头于1914年12月开始正式发行，由意大利籍雕模师鲁乔治雕模（除三年外，无证据证明民国八九十年天津版大头为此君所雕模），并由天津造币总厂（即中央造币厂）制成祖模分发各造币分厂生产。
2、此版的雕模工艺极为精细，呈现的是袁世凯身着戎装、未戴军帽的侧面肖像，这在大头版别中被公认为官版。它不仅体现了袁世凯的威严，也展示了铸币工艺的精湛。随后，尽管各地包括军阀钱庄在内的非官版大头银币造型千奇百怪，但它们在铸造时基本上都以此版为基准，进行雕模和铸造。这表明此版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它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被广泛模仿和传承。
3、据历史记录，除了天津总厂外，还有多个分厂领取了这一版的模具进行生产，包括南京厂、武昌厂、杭州厂、广州厂、奉天厂、安庆厂和南昌厂。这些造币厂都使用了天津版的模具来铸造官版大头，虽然不同厂可能会有细微的修模区别。因此，所谓的天津版并非完全由天津厂生产，而是成为了一个通用的称呼，涵盖了所有使用天津版模具的造币厂。至于具体哪个厂生产了哪种修模的天津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考证。
二、武昌曲缨版
1、从人像和嘉禾的特征来看，这一版别实际上只是天津版的一次修模尝试。为了与原版天津版有所区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将其称为“武昌试机版”。然而，这一版别在市面上有一定的流通量，并且存在几种不同的子版别，因此“试机”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尽管如此，武昌的命名已经为广大钱币爱好者所接受，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至于这一版别是否真的出自武昌造币厂，虽然理论上有可能，但目前还缺乏确凿的历史文献来支持这一说法。
2、个人认为，将这一版别称为武昌版并无不妥，只要一提到武昌版，人们就能联想到曲缨这一独特的系列。当然，我们也要清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武昌造币厂铸造的。
3、这一版别中包含了短笔国、长笔国、橄榄齿和直齿等多种不同的子版别。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在嘉禾图案7点半钟位置的缨带呈现弯曲，这也就是钱币收藏界所说的“曲缨”。因此，也有人将这一版别直接称为曲缨版。
4、在这几个子版别中，短笔国橄榄齿版相对常见，而直齿版和长笔国版则较为罕见，特别是品相上佳的更是稀缺。
5、在武昌版中，橄榄齿版的银币直径略大于普通的天津版，而直齿版的直径则与普通天津版保持一致。这种细微的差别为钱币收藏者提供了辨别版别的重要线索。
三、沈阳版
1、1948年11月8日，中共东北局决定沈阳造币厂成立银币科，筹备制造银圆。1949年5月—1951年4月，铸造三角圆。主要目的应该是供西藏地区使用。
2、此系列版别众多先不赘述。
四、成都版
1、1951年2月，中共西南局决定成都造币厂试铸大头，1951年4月—1954年初，正式生产银币。
2、成都版主要是竹节花三角圆，还有比较稀少的所谓进藏礼品币缺齿大花和短芒大花。
重庆大空花（下图）
五、甘肃版
1、在1928年孔繁锦主政期间，江西雕刻师陈发坤担纲设计，开始了新一轮的铸币工程。他所雕刻的袁世凯像，以其精美和霸气的细节处理，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这一系列钱币的铸造，不仅体现了当时铸币工艺的高水平，也映射出孔繁锦时期对货币形象的重视。
2、1930至1931年间，甘肃加字版别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声名显赫。这一版别的银币，原本是为了满足冯玉祥军队的军饷需求而铸造，因此其流通范围有限，存世量极为稀少。甘肃加字版别以其独特的地域标识和历史价值，成为了钱币收藏界的宠儿。
3、甘肃大头系列的银币，其成色存在一定的波动，普遍偏低，例如甘肃加字版别仅含82%的银。然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不完美的成色，赋予了这个系列独特的魅力。加之其版别繁多，甘肃大头系列成为了收藏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每一枚都承载着一段历史，等待着被探索和珍藏。
六、上海版
1、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接管中央造币厂, 改为人民造币厂。6月7日—18日，中共华东局决定复工铸币，利用接管时库存的原料和半成品，生产银圆11天。
2、此版为普通三年模具修模而成，特点是将普通三年的“圆”字修成三角圆，同时嘉禾面修长内齿。稀少，也当属于三角圆中的名誉版别。
七、云南版
1、云南版大头（也称滇版大头），铸造于1949年7月到1950年1月之间，铸量不多，仅为176万7千余枚。
2、版别简单，仅有单叶和双叶（剪刀叶）等版。
3、可能是铸造工艺问题，银币整体呈弱打漂浮之感。好品稀见。
八、福建版
1、有学者提出史料记载福建并未生产大头，故此版称福建大头应该为约定俗成的叫法。
2、此版有枝压叶和叶压枝等版别。
3、存世不多，好品稀少（目前露面仅见一枚MS分数的），为大头爱好者所追捧，市场价格比普通大头高很多。
九、新疆版
1、此系列的“大头”银币在雕刻工艺上略显粗糙，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铸造技术或生产条件所限。尽管如此，它们的铸造量并不大，但版别却相当丰富，这使得每一枚钱币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些版别的差异，为钱币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也增加了收藏的趣味性。
2、该系列银币的头像和嘉禾图案极具特色，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这一版别。这些鲜明的特征成为了此版银币的显著标识，不仅体现了雕刻师的艺术风格，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趋向和文化特征。这种辨识度高的设计风格，使得这些钱币在众多版别中脱颖而出，成为收藏家们的宠儿。
3、由于可能是币胚加工工艺的问题，这些银币常常会出现起皮和沙眼等铸造缺陷，这也许是由于当时的铸造材料或技术限制所致。因此，保存状态完好、原光闪烁的钱币极为稀少，难以寻觅。这些铸造上的不完美，反而增添了这些钱币的历史沧桑感，使得那些品相良好的钱币更加珍贵，成为钱币收藏市场上的珍稀品。
十、山东大扣版
1、此版一样无史料证明为山东所铸，但山东大扣的叫法约定俗成，已经为泉界普遍认可。
2、袁像雕刻霸气精美，风格独特，胸前扣子硕大，故称山东大扣。
3、此版存世不算多，好品稀少。目前露面仅见两枚上MS品相的，基本上能有带光品相的就非常少见了。
十一、湖南钢丝发版
1、湖南版为约定俗成叫法，并无史料证实。
2、袁像雕刻精美大气，两面内齿加长加粗，很有特色。
3、此版存世稀少，好品难觅。
4、此版赝品很多，但据个人观察，真品直径略小于普通官版大头，而赝品直径却与之同。当然辨伪还有其它一些特征，不做详述，由观帖诸位自己对比揣摩。
十二、湖北鄂造版
1、湖北银元局于民国成立后，改为武昌造币分厂。鄂造币的人像和嘉禾以及文字均拙劲十足，明显非中央造币厂发模，而是武昌厂自行雕模铸造。据记载，此后武昌厂再未自行雕模铸造过任何银币。武昌造币厂的前身是湖北银元局，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奏请清廷准许在湖北鼓铸机制银元，并在武汉筹建了湖北银元局。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铸银币，共有三种，分别为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武昌造币厂在民国时期继续扮演重要角色，民国三年（1914年），武昌造币分厂改为财政部武昌造币分厂，隶属中央，承担国币铸造任务。武昌造币厂铸造的银币因其独特的设计和铸造工艺，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尤其是那些自行雕模铸造的银币，更是钱币收藏界的珍品。
2、地位特殊的品种，它与甘肃加字一起，成为袁像中仅有的一大一小加铸地方标记的银币，铸量不多，存世稀少。甘肃版“袁大头”壹圆银币存世量本来就比一般“袁大头”版别少，而“甘肃袁大头加字版”又是甘肃版“袁大头”中的名誉品，存世量就更少。这种加铸地方标记的银币，不仅反映了当时货币铸造的地域性特征，也因其稀缺性而在钱币收藏市场上备受追捧。这些银币的铸造量有限，加之流通过程中的损耗，使得现存的真品极为罕见，因而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市场潜力。
3、鄂造与民国九年造贰角（无加字）的关系，本人通过对比图片发现人像字体均及其相似，应属同一模具，至少应该是同一雕模师雕刻无疑。民国九年（1920年），武昌造币厂铸造了贰角袁氏银币，即著名的“鄂造”贰角。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金银镍铝》记载有“袁世凯民国贰角银币（纪年民国九年）”编号为667；同时记载“湖北民国银币贰角（中文纪年民国九年）”编号为765，指出765与667型相似，但设计上是不同的，能够容易互相区分。这表明，尽管两者在设计上有所区别，但在雕刻工艺上可能存在联系，可能由同一雕模师或团队完成，这一发现为研究民国时期钱币的铸造工艺和流通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十三、海南版
1、此版有资料显示为解放战争末期海南币厂所铸（隶属广东，也有称广州版），铸量不多。由于是在特殊时期铸造，海南币厂的这一版钱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在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撤退，海南币厂的铸币时间较短，因此这一版钱币的存世量相对较少。钱币市场上，这一版的钱币因其稀缺性而受到收藏者的欢迎，市价相对较高。
2、由于年代较近，原光好品不少见。海南版的钱币由于铸造年代较近，因此在钱币市场上，保存状态良好的原光钱币较为常见。这些钱币的品相较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流通磨损，保持了铸币时的原始光泽，对于收藏者来说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3、此版整体为九年精发特征（发细，背小嘉禾），但可能由于模具或工艺等铸造原因，整币呈模糊漂浮之感，根本无法体现九年精发之精美之处。海南版的钱币在设计上保留了九年精发的特征，例如细致的发丝和背部的小嘉禾图案。然而，由于模具或铸造工艺的问题，这些钱币的图案往往显得不够清晰，给人一种模糊和漂浮的感觉。这种效果与精发版的精美细致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海南版的钱币在艺术表现上略显不足。尽管如此，海南版的钱币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铸造特点，仍然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研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