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组织了“当一天普查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基层行主题宣传活动，一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及省级媒体组成的采访团，来到陕西咸阳市、宝鸡市文物普查一线，深入了解文物普查亮点及特点，展现文物普查的显著成效。
咸阳“三普”复查近70%
咸阳市在“四普”工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至10月底已完成复查“三普”文物点1833处，完成率66.39%；核查新发现线索1355条，完成率64.89%，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点85处；已完成8个县实地调查工作。
目前，咸阳市“三普”复查率已接近70%。记者跟随普查队到礼泉唐昭陵遗址、旬邑唐家大院进行复查，到彬州对“新发现”下马河遗址实地采访，了解咸阳市普查显著成绩背后的工作机制和创新实践。
帝陵古韵，历史见证
山川拱卫，昭陵威严，九嵕山上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合葬的昭陵，也列入陕西“四普”计划。10月29日，记者随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对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复查登记。
“昭陵规模庞大，除了昭陵主体，还涉及到四周的玄武门、戟门、番酋长石像、北阙、游殿、祭坛、昭陵六骏、山门、献殿、朱雀门阙台、栈道、石窑等多处遗迹，特别是昭陵南侧有众多的陪葬墓，普查工作相对其他文物点来说不太容易。但我们应采尽采，以确保100%符合标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咸阳市普查队队长赵旭阳说。
赵旭阳介绍情况中
咸阳“四普”四组组长岳明一边操作RTK一边记录昭陵祭坛遗址的数据。他提到，昭陵的普查工作不仅包括主陵区，还涉及到上百座陪葬墓的复查，这些陪葬墓分布在不同的乡镇，普查队员们需要分组行动，确保每个点都被覆盖到。陪葬墓中比较有名的有尉迟恭墓、房玄龄墓、燕妃墓、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李靖墓、魏徵墓等。
为更好地记录和理解昭陵陪葬墓的出土文物，记者跟随普查队来到了昭陵博物馆。该馆陈列有昭陵献殿、祭坛遗址和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以及昭陵部分陪葬墓出土多幅壁画、多通墓碑和已发掘墓葬的多合墓志石。
本次普查发现昭陵的保护状况总体良好，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对昭陵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补充更新和完善。
古建风华，雕刻传情
庭院深深，雕梁画栋，唐家大院是清代民居建筑的瑰宝。根据普查安排，10月29日下午，记者随咸阳市普查队员来到了旬邑县太村镇唐家村的唐家大院。唐家大院属于晚清时期当地豪绅唐氏家族的宅邸，始建于道光五年（1825年），历时43年才基本完工，作为文物普查类别中的“古建筑”类型，该院落原有87座，现存5座，主体建筑均为砖木结构，硬山灰瓦顶。
“在普查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对古建筑进行文字记录、坐标采集、照片采集，还要对现场仔细观察，观察和对比‘三普’表格核验是否发生改变，比如唐家大院的5号院，之前‘三普’的时候还未修缮，那么这次我们把目前看到的保存现状进行补充和详细描述。”咸阳普查队三组组长王亚飞说。
记者团前往唐家大院
唐家大院的建筑精美，砖雕、木雕情态各异，体现了北方四合院和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风格，普查队员许鹏把这些情况收录在相机中。他毕业于西安美院，日常担任发掘报告的线图、出土器物的手绘图等。在普查中他除了负责常规的打点、拍照、记录等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漫画，他的漫画不仅记录了咸阳普查中的建筑风貌，还捕捉了普查队员的有趣瞬间。“我觉得有必要用画笔记录下这些场景，尤其是古建上一些部位的细节镜头不一定能拍出来”，许鹏说。
普查期间，许鹏记录李昆桦工作瞬间
像往常一样，普查队员苏云君打开无人机对唐家大院进行了720°航拍，她推动无人机的控制摇杆，紧盯着无人机传回来的镜头画面，向身旁的记者解读着画面，“无人机航拍可以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建筑，更方便发现一些地面上难以察觉的细节”。
苏云君还负责室内文字资料的整理以及电脑绘图，该组人数少，但依然按照进度安排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咸阳市现阶段共分了8组，由于测绘人员配了5位，所以该组队员相比其他组少1位，但该组队员不辱使命，按期完成任务”，赵旭阳补充道。
普查队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已经在普查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相比古遗址、石窟寺或古墓葬类，唐家大院这处普查点属于交通便利的普查类型，在野外普查员们需要在各种环境下进行实地考察，面对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条件。“我们经常需要住在野外，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甚至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步行进行普查，但每当有新发现或解决了某些历史疑问的时候，感觉到充满收获。”王亚飞补充道。
史前沧桑，古韵悠长
河流蜿蜒，古韵长存，下马河遗址的发现是咸阳市普查队一个重要收获，属于“新发现”类型。史前人们喜欢在开阔的二级台地择水而居，位于彬州永乐镇红岩河村的下马河旁的二台地就符合这一特点。
下马河遗址
10月29日傍晚，记者和咸阳普查二组来到下马河遗址，没走多远便在道路靠近台地的一侧，看到明显区别于黄土和草色的红陶残片裸露出来。咸阳普查队二组组长郑勋眼疾手快，跨过高草用手铲捡起了那块陶片。“这是泥质红陶、细绳纹，可能是一个器物腹部残片。”记者们举着录音笔把他围在中间，听他讲起史前陶器纹饰的特点。
下马河遗址断崖上裸露出来的陶器残片
队员们沿着道路两侧的台地上、断崖边，四处寻找。果然，在田间小路旁的断崖又发现了多处灰坑遗迹，郑勋随即呼唤队员拿来标杆测距仪对其进行测量，拿出RTK开始记录。现场在断崖上还发现了呈灰黑色，土质疏松，蜂窝状小孔的灰坑，坑中夹杂一些器物残片和动物骨骼残块。
下马河遗址断崖上的灰坑
普查队员马锋英从断崖上抽出块陶器残片，仔细辨认后装入了标本袋。他说下马河遗址面积较大，约有20000平方米，从已经采集到的标本质地看，有夹砂红陶、灰陶、泥质灰陶等，纹饰有绳纹、刻划纹、麻点纹、布纹及篮纹，可辨器物有鬲、罐、钵、缸、板瓦等。年代应为新石器龙山文化、西周、秦汉时期。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该处曾是古代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
下马河遗址实地调查中
该遗址的东南角是一处清代古城堡遗址。马锋英说，在这处遗址的夯土内，除了杂有史前的红陶、灰陶等器物残片之外，还在堡址内地表上看到不少含有少量清代建筑材料的残片。这些细节说明下马河遗址时间跨度长，遗存内涵丰富，保存完整，是泾河流域古遗址的典型代表，具有较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靠近下马河遗址的清代古城堡遗址一角
彬州名胜，艺术瑰宝
翠影婆娑山脚下，细雨润泽大佛静。在丝绸之路的古道上，彬县大佛寺的石窟群，是陕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其宏伟的石窟群和精美的佛像，吸引着无数观众。
10月30日早晨，在彬县大佛寺内，咸阳普查队一组组长李昆桦带着3名女队员和1名来自测绘部门的男队员，身着统一服装，已在细雨蒙蒙中开始了对这处石窟寺的复查。
咸阳普查队一组队员在彬县大佛寺普查工作现场
李昆桦作为参加过“三普”的老队员，经历了从队员到组长的转变。当记者问到两次普查的区别，她回答“现在心情跟十余年前不同了，除了做好自己岗位的本职工作，负责的事物比‘三普’时多，承担的责任也多了，安全、路线设计、遗址范围以及每个队员的状态都得关注到。”当提到女儿在学校曾骄傲介绍自己的妈妈是文物普查员时，眼中泛起泪光点点。
雨滴敲打在伞面上，在大佛寺千佛洞前，李昆桦跟队员一起拉起尺子，报数据、记录、拍照、打点，一气呵成。
咸阳普查队一组队员在彬县大佛寺普查工作现场
该组队员王玉雪和韩诗佳在做数据的记录、整理和上传工作时细致入微，这项工作考验着队员们的耐心和专业眼光，“我们会从拍的这些照片里面挑出最好的再上传。”由于下雨，她们没有使用无人机，“我们会挑选天气好的时候，集中飞行”。
邢钰婷是近年入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新人，在采访时她说：“很幸运，刚入职就遇到了十几年才一次的文物普查。参加‘四普’以来，对陕西特别是咸阳历史脉路有了全面系统了解。此外个人田野考古技能、绘图技能，包括无人机、RTK等新技术的应用也有很大提升”。
咸阳普查队一组转战下一处文物点
在面对陡峭的崖壁和石窟时，女性普查队员们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勇气和体力。邢钰婷描述了她们如何通过团队合作，成功完成了一处险峻石窟的考察：“我们需要砍树开路，甚至徒手攀爬，每个人都被酸枣刺扎伤，但大家都没有抱怨。”
宝鸡市新发现文物点158处
宝鸡市“四普”工作同样走在全省前列，截至11月中旬共完成麟游、扶风、岐山、眉县、太白5个县的实地调查工作，共普查文物点1656处，其中复查“三普”文物点1498处，新发现文物点158处。
在宝鸡市，记者跟随文物普查队员们前往岐山县沈公祠、扶风县胜利机械厂旧址等文物点开展普查工作。
祠堂肃穆，家族记忆
10月30日，记者跟随宝鸡市普查队来到了位于岐山县凤鸣镇资福村，沈公祠的发现让记者对清代关中西部地方家族祭祀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前期，宝鸡市通过新媒体渠道发布征集普查线索公告，有效拓宽信息收集的渠道，征集到的线索数量显著。”宝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颢介绍，“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一个叫做沈公祠的地方，由周军利书记带领观看。”
记者团前往沈公祠
周军利，岐山县凤鸣镇资福村党支部书记，对当地的历史文化了如指掌，正是他在较早时间提供的线索，让这座隐匿在时光深处的沈公祠得以重见天日。
沈公祠门楼上的砖雕花卉在雨中显得格外生动，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普查队员们迅速展开工作，田磊手中的绘图笔在纸上飞舞，刘小荣则忙着测量和记录，庄东奇举着RTK负责打点，王含则不时地与村支书周君利交流，深入了解祠堂的历史背景。
沈公祠大门入口
“这座祠堂是沈氏家族的，村中除了这处祠堂，我们村周氏祠堂也保存较好。”周军利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该村历史的自豪。记者在院内看到，碑刻上的字迹虽然历经风雨，但仍可辨认出“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梅月”的字样，墙上贴有记录着沈氏家族的迁徙与发展的介绍。
沈公祠院内的碑刻
此刻，雨越下越大，但普查队员们的工作热情却丝毫不减。他们或蹲或站，或测量或记录。雨水打湿了衣服，泥巴沾满了鞋子，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沈公祠作为一处新发现，是宝鸡“四普”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也是文物普查成效的体现。
工业遗产，时代印记
在扶风县城南五凤山下，陕西省胜利机械厂旧址显得非常低调。“陕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胜利机械厂就是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成立的。”陕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处处长吴文戈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工厂的生产任务从军工转向了民用。“我们现在主要生产铜型材、铜棒、铜排等产品，全国各地都有需求。”从军工到民用，从窑洞到现代化车间，陕西省胜利机械厂这座“窑洞工厂”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变迁。
在陕西省胜利机械厂旧址，吴文戈向记者团介绍情况
在进入窑洞前，记者被分配到两个普查组，分别跟随5队队长王福斌和队员王俏。手电筒照亮了幽深窑洞，迷宫一般的窑洞内已互相打通，两组都被叮嘱注意安全，防止被地上的金属器物扎到，记者们小心翼翼走、仔细观察，不时拍照记录，普查员把光打向墙壁，发现标语。
陕西省胜利机械厂旧址，窑洞内墙壁上的标语
王俏使用测距仪记录了窑洞内的场景，一处窑洞内墙上的黑板引起了她的特别注意，上面记录着技工的出勤情况和缺勤原因，这让她感觉到尽管历史已远去，但工人们的青春和记忆依然鲜活，仿佛触手可及。
宝鸡市普查队队员在工作中
王福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宝鸡人，他的家族与这片土地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曾是一家兵工厂的建设者。作为文博工作者，王队长深感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重大，他一边测量着窑洞的深度一边介绍。“我爷爷是兵工厂的职工，这里每个窑洞都有自己的故事。”王队长的话语中透露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工作的热爱。
宝鸡市普查队队员在工作中
“我一看就知道了。”普查队员贾保弟简洁的话语中透露出对过去的深刻记忆和对文物保护意义的深远理解。作为岐山本地人，贾保弟对三线建设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情感。
工作现场
陕西省胜利机械厂的普查工作，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重新发现，更是对未来的一次深思。在这里，记者看到了一线普查队员用敬业、专业的行动，守护着历史的根脉，续写着文化的篇章。
岐山苍翠，周王荣光
一场秋雨过后，岐山县京当镇岐阳村的野外土地泥泞不堪，普查队员们的脚下沾满了泥土，但他们的热情丝毫未减。10月31日，记者跟随着宝鸡市普查队去复查一处“三普”时，发现了面积约为33万平方米的遗址——岐阳遗址。
宝鸡岐阳遗址普查工作现场
来自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侯骁秦，在土崖的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块灰色陶片，经队长王颢辨认，这是前仰韶时期的陶器残片，距今约7000年。这一发现，将岐阳遗址的历史跨度往前推了1000年，为研究岐山县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人类活动与分布提供了重要价值。
宝鸡岐阳遗址普查工作现场
离开岐阳遗址，继续前往周太王陵。该陵为岐阳一号遗址的一部分，由于未经过考古发掘，墓葬的年代和内涵不详，但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祭祀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地方。现场可以看到墓冢南侧有清乾隆年间立的碑刻，上书“周太王陵”四字。
普查 宝鸡周太王陵
三王庙位于周太王陵南约380米处，供奉太王、王季、文王，现存正殿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2014年完成维修。在三王殿的普查中，记者注意到了门楣上刻有“绵绵瓜瓞”四字。侯骁秦作为土生土长的宝鸡人，不禁流露出对家乡的深情和对普查工作的热爱，她动情地说：“当我站在太王陵和三王殿前，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我曾专攻西周青铜器，读研时就对这里的历史了如指掌，甚至能背诵《绵绵瓜瓞》这首诗。如今亲眼目睹这些历史遗迹，感受到古公亶父带领子民来到这里，开疆拓土的情景，这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浪漫。”近年来三王殿经历了多次维修，保存状况良好，这得益于多方的保护努力。
宝鸡三王庙门楣上“绵绵瓜瓞”四字很醒目
当完成一天的户外实地调查“外业”后，文物普查员们的工作却未停歇。晚上21点，数据整理和上传录入等“内业”工作仍在继续。每一张表格的填写、每一份标本的认定、每一张照片的归档，都需他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精神来完成。采集回来的标本清洗、编号、拍照上传，立面图、平面图的绘制，东西南北‘四向’照片以及全景图等都需要区分清楚。他们说：“这些数据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讲述历史故事的关键。每一个细节的精确记录，都是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对未来的负责。”
宝鸡普查队“业内”工作现场
不止是咸阳、宝鸡，在陕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展开。技术革新如RTK技术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运用，使得文物点测绘数据采集工作达到了亚米级的精度，而“陕西文物一张图”系统的建设，预示着文物资源管理将迈向更高效、精准、全面的新阶段。
截至11月11日，全省10个设区市、杨凌示范区、韩城市均已全面启动，107个县区中80个县区已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其中54个县区已完成实地调查。共复核三普文物点31970个，占三普文物点总数的65.17%，新发现文物点1584个，新发现文物点比例为5%。工作质量和进度居全国前列。这些数字不仅见证了陕西“四普”人的专业精神和高效执行力，更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承诺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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