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
蒋介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对专门征集来的长期混迹于上海滩的市井恶少和流氓暴徒以及自己的军队下令，屠杀那些几个月来为他扫清进驻上海道路的工人群众，而他自己则于4月11日离开上海到南京，为的是避免同一场蓄意谋杀有个人牵连。
1、四一二前后蒋介石的政治操作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建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接着南京政府发布的秘字第一号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在武汉和上海及其他各地开会讨蒋的人都被列入了这个有着197人的名单上，首当其冲是鲍罗廷，接着是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徐谦、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4月18日当晚，蒋介石在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
在蒋介石军队中任职的苏联军事顾问也被应邀出席。
本处摘录一位军事顾问对当场情况的部分记述：
蒋介石端坐在前排第一张桌的中间，挨着他坐的是胡汉民。
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一件普通的便袍，外面套一件深灰色的传统丝绸马褂。他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很像一只蝙蝠。一张知识分子的尖削面孔显示出他是一个刚毅的领导人。梳着平头的黑发使他消瘦的脸庞更加明显。在对面一些桌子就座者是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军官。
这里有体态笨重、宽脸庞、戴眼镜的何应软和坐立不安、面无表情、剃着光头（或秃顶）、颅骨凸出的白崇禧（他就是执行蒋介石命令、枪杀上海工人群众、制造四一二惨案的元凶)。
宴会的高峰是几个人发表讲话。
第一个发表演说的是蒋介石。
他在讲话中，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攻击鲍罗廷。
蒋介石说：
“我曾给共产国际发了一封电报，询问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们没答复我。问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态度如何？他们也一直不答复我！”
蒋介石在这里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也就是公开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独裁者。骂完鲍罗廷后，蒋介石又把中国共产党大骂了一通。
继蒋介石之后，胡汉民讲了话。他在讲话中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他尤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接着讲话的人也和胡汉民一样，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共产国际充满敌意。
总之，在这次宴会上，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攻击。发言者都要求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正常人声音讲话，都是胡喊乱叫，歇斯底里地狂呼。
起初，我想提醒一下大吵大闹的发言者们，我们是应他们的请求才来中国的，苏联对国民革命给予了无偿的援助，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将所有分散的队伍联合成了统一的军队，打败了北方的军阀。
但是，当我看到异常激昂的将领们的歇斯底里发狂之后，便决定离开这帮家伙。我们以退席来强调表明，我们既不赞同发言者的情绪，也不赞同他们发言的内容。显然，我们示威性地退出宴会对总司令和参加者们起了使他们清醒的作用。他们沉默不语地看着我们走了。
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而苏联顾问们还留在蒋军中。
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到莫斯科的撤离命令，所以就出现了如此尴尬的场面。直到4月2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才决定下令撤离他们。
会议决定给鲍罗廷、汪精卫和加伦发出如下内容的电报：
我们认为召回我们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顾问是适宜的。因为他们属于派给你们使用的人员，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就将他们召回并通知我们，你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召回。
就这样，一直期待拉住蒋介石的斯大林尴尬地撤回了在蒋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这些顾问们接到撤退命令后陆续离开南京到达武汉。
2、四一二后逮捕蒋介石的行动
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蒋介石在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早已大打出手，因此武汉政府对于蒋介石可能采取的行动还是有警觉，特别是鲍罗廷早就看出他有向南京、上海进军，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投降的意向。
武汉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准备迁都南京、密令逮捕蒋介石等，但终因优柔迟疑而没有发生作用。
武汉政府于3月下旬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
3月27日，林祖涵将密令缝在衣服内，以代表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的名义东下。同时，张国焘则以机密方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抓捕蒋介石这样的重大行动，却只是草拟了一个密令。
同时，鲍罗廷及武汉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程潜个人的身上，而程潜却并不愿意立即执行命令。就在程潜犹豫不决之际，4月9日蒋介石突然进驻南京，并且立即宣布“军警密布，断绝交通”；他还让亲信部队占领了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使在长江以北作战的忠于武汉的第2、6军与南京城内的中共党人林祖涵（林伯渠）率领的第6军三个团失去呼应。
接着，又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祖涵三个团的武装。林侥幸脱险。
对于此事，鲍罗廷后来总结说：
第6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介石的命令，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坚定而明确的指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时间。
由此，武汉政府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也失去了逮捕蒋介石的机会，自然迁都南京的决定也落了空。
3、“迎汪”与“恢复党权”
4月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自从“三二〇”事件后，他一直避居国外。
此后“迎汪抑蒋”一直是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抵制蒋介石影响日益巨大的策略。
在1927年春天的武汉，“迎汪”更成为“恢复党权”的象征。
人们对蒋介石越是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就越高。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愤然而起，激烈讨蒋，要把蒋介石捉拿归案。
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鲍罗廷、董必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何香凝、孙科等28人。会议作出关于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的决定。
但是，与对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高调谴责相比，武汉政府在对蒋介石的军事打击方面却仍然顾虑重重，以致回避与之进行军事决战。
这时革命阵营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来看，蒋介石及其所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组织基础、地域范围由过去倚重的力量变为革命的对象；由此导致全国政局发生改变，原来是南北两个对峙的政府，现在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分庭抗礼。
武汉政府虽然还管辖着湘鄂赣三省地区，但却处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
武汉政权面临的最直接军事威胁是：北有奉系军阀的南进，东有蒋介石的背叛和对抗。是东征讨蒋打新军阀，还是北伐打张作霖吴佩孚等奉直老军阀？
武汉政府的军事方针陷于动摇不定之中。
军事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张发奎等主张东征讨蒋，认为对蒋介石不进行讨伐，任其发展，则党纪不申，内战亦随其后而来，因此应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出兵，将其扑灭。
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徐谦等人则力主北伐讨奉，其理由：
一是蒋介石也在喊北伐，并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性宣传，同时他还无力西犯武汉；
二是如果武汉大军东下讨蒋，难保张作霖的奉军不南下对武汉发动进攻，倘若如此，那么武汉会立即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
三是北伐可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从陕西接应出来在河南会师，因为冯不仅反对奉张，而且表示拥护武汉政府。
实事求是地说，两种意见各有利弊。
若向东讨伐蒋介石，奉系有可能乘机沿京汉铁路南下，直取武汉；若向北进军打奉系，又难保风头正盛的蒋介石不进攻武汉。这是很现实的难以解决的矛盾。
因此，不仅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没有统一一致的意见，而且在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之间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4、东征与北伐、深入与广出之争
到底是东征还是北伐？来自莫斯科的鲍罗廷与罗易意见各异。
罗易是4月2日到汉口的。他肩负着斯大林的期望来到中国，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取代维经斯基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蔡和森说：
新国际代表鲁易（即罗易）同志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同志政见冲突。
双方冲突的主要方面体现在对武汉政权下一步的革命斗争策略及方向的认识和判断差异上。
罗易自己也说：
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同鲍有分歧。
罗易上面所说的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深入”与“广出”之争。
所谓深入还是广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武汉革命政权要不要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如何解决土地问题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鲍罗廷与罗易各执一端。
而当时武汉政权需要紧急解决的军事行动方向问题，又无法摆脱“深入”与“广出”的理论之争。
因此，武汉政权的东征还是北伐的军事行动方向问题是与武汉政权的革命深入和巩固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鲍主张立即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鲁易（即罗易）反对此主张，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于是有所谓深入广出之争。鲁易（即罗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
5、鲍罗廷凭啥认为北伐才是出路？
鲍罗廷与罗易的争论使东征与北伐问题的决断更加复杂化。
鲍罗廷主张北伐。这是鲍罗廷一贯的主张。
还在2月份蒋介石没有公开叛变之前，他就主张国民革命军的作战主攻方向应该是河南。但当时“蒋介石的作战计划规定南方人的主力进攻浙江和上海。鲍罗廷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建议重视河南方向”。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认为上海和沿海地区更不能去。在4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他明确提出：
东征讨蒋是下策，而北伐才是武汉政权的出路。
他认为北伐的决策之所以是正确的，其理由如下：
(1)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投降便是失败，远如太平天国，近如我们的4月12日及蒋介石之投降。所以东南不是革命的根据地。
(2)西北帝国主义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俄，故可为革命根据地。
(3)东南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蒋介石与我们正式决裂之后，对于武汉经济封锁，商业停业，汇兑不通，食料燃料日见恐慌。如不迅速北伐，去经营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来，不到几星期，武汉政府在经济上也要自溃自倒。
(4)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河中三十几条兵舰已卸炮衣，水兵陆战队日有上岸之谣，外商尽行关门停业，牵着离开武汉…若不迅速出师北伐，没有出路。
(5)现在中国国际状况不如俄国1918时代：彼时大战初了，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不堪，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牵制并反对武装干涉。若不早为之，我们一切皆要失掉，所以巩固既得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只是句空话。
(6)此时小资产阶级国民党领袖们对于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社会普遍的不安与动摇正在忧惶万分，怎能再强迫其实行土地革命？如此只有使国民党离开我们，使左派与蒋介石妥协而与我们分裂。
(7)唐生智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接冯玉祥出来牵制他不可。同冯玉祥到西北去可以开一新的局面。
(8)所以现在革命只有广出，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实行。
总之，鲍罗廷认为，与其在进攻上海、江浙等地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像太平天国起义那样被粉碎，不如进行北伐，与冯玉祥会师，牵制已经靠不住的唐生智，还可以壮大武汉政府的声色，给彷徨动摇的小资产阶级以希望和出路。
6、罗易与鲍罗廷的较量
刚开始时，“鲍罗廷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都支持北方政策(原文如此，似应指北伐政策)，理由是：不扩大地盘革命就无法深入”。
陈独秀说得更直接：“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
他支持鲍罗廷的意见。
但是，鲍罗廷的主张遭到了罗易和多里奥的反对。维经斯基此时在上海，没有参与这场争论。
在13日的会议上，罗易提出：
在发起下一步进攻前应拥有巩固的根据地…
我的意见是：
在目前危机条件下，革命的任务是：
(1)发展工农运动；(2)集中和加强国家机关；（3)改革和集中军队。
在14日的会议上，罗易再次表示：
立即发起进攻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我们拥有强大的国民党组织、共产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地区而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那里除了冯和阎（指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外，我们没有有组织的力量。我们没有这样的保障，即这些军队总会友好地对待我们。
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危机，这些力量将会反对我们，而我们又不会有很巩固的根据地同他们作斗争。
反对立即北伐的主要理由是：
它会加强武装力量，给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人和农民带来损害。革命基础将不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威力，而是武装力量。…革命面临着三项任务。
这三项任务的解决，不是靠立即北伐，而是靠巩固我们所拥有的政权。
这三项任务是：
(1)通过实行土地革命和先进的劳工政策发动民主力量；(2)依靠民主力量夺取农村政权；(3)改编和集中革命军队。
鲍罗廷与罗易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多里奥坚持反对北上，中共中央最终接受了罗易的意见。
但是，鲍罗廷声称：国民党已经决定北伐，他已经表示同意。
如果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反对北伐，他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双方意见相持不下。
7、我党支持罗易的影响
到15日开会时，鲍罗廷与罗易二人，一方面双方仍然坚持己见，另一方面又各自后退一步。
对此，罗易这样叙述道：
然而今天，鲍罗廷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使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今天他不再说要到北京、张家口、长城去，今天他说，这个计划只是要占领陇海路。我准备同意这个计划。不越过陇海路的进军纯粹是一种防御措施，这可以纳入保卫我们基地的计划之内。它已不再像堂·吉诃德的冒险那样，想把革命扩张到西藏，把基地转移到蒙古。
如果北伐是指他今天所说的内容，那么我同意。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性措施，而不是一个进攻性措施。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妥协。因为在我昨天的发言中，我就提出应把军队暂时派往河南边界，并应与冯（玉祥）达成协议，让他的军队逐渐向陇海路推进。当我昨天反对鲍罗廷的计划时，我就说为了防守起见，我们必须向陇海路进军。我是反对立即北伐的，但我不否认，必须抗击北洋军阀，保卫我们自己。
对于鲍罗廷和罗易的争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也各不相同。
但是，争论的结果，罗易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会后瞿秋白起草了会议的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4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汉口通过的《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这个推迟北伐的决议指出：
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
然而最需要的是保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否则，巩固革命基地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进行。
为达此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这个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立即占领直到河南省南部的地区；
(2)与冯玉祥建立紧密和有效的合作，使他的军队能逐渐向陇海路推进；
(3)从浦口撤出的第二军和第六军，必须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
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最终将导致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
长江是第二线，在第二线后面，发展工农的力量，巩固革命的基地。
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拟根据罗易同志讲活中的建议进行。
决议最后还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做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
但是，罗易很快就发现，他的意见不过是暂时占了上风。在4月16一18日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中共中央关于推迟北伐的决议变成了一纸空文。罗易没有参加这个会议，而鲍罗廷、陈独秀、瞿秋白是出席者。
于是，会场外的罗易在得知情况后，气愤地向莫斯科表示了对鲍罗廷的强烈不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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