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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肋骨没切完,人还睁着眼睛盯着你。

那刀下去的时候,心跳没停,嘴巴还在动。

太原东北角那块地,现在看着平平无奇,当年可是活人进去,死人才出来的地方。

那些年谁听说过“太原工程队”这几个字,心里都要打个冷战。

你说它是工程队,不如说是个没有枪声的战场。

从1938年开始,关进去的,全是中国战俘,大多没再踏出那扇门。

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奥斯维辛”,其实这地方比奥斯维辛还不讲规矩。

那边有毒气室,这边是活人练刀、活人练医,连仇都结得更直接。

刘林生是公安大学的退休教授,写这段事不是兴趣,也不是任务。

他爸刘侵宵,当年就被关在这营里。

人是活着出来的,但带出来的,不只是伤疤。

他从来不说自己那几年怎么过的,连提都不提。



直到去世后,儿子在遗物里发现了一本笔记,纸张已经发黄了,上面写了八个字:“我从人吃人的地狱走出来。”

从这句开始,刘林生才动手查,翻旧档案,走访幸存者,几十年跑了上百个地方。

他慢慢拼出一幅图,图上的每个点,都是血。

太原那地方,表面上像个工地,其实是个大牢,三百亩地,铁丝网圈起来,里面分成几块,有号子,有训练场,还有专门给医学院学生“练刀”的手术屋。

一进去,先剃光头,再脱光衣服,扔泥地里。

吃的是发霉的玉米糠,喝的盐水饭。



冬天零下十几度,有人穿着单衣就熬过去了。

能熬过去的,已经算命硬了。

赵培宪是八路军,差点死在“刺刀训练”那一关。

他被绑在土堆上,当成日本新兵练刺杀的靶子。

那天新兵没装子弹,赵拼命从土堆上跳下来,钻进沟里,日本兵不敢跳。

他跑了,是七年里唯一一个从那轮“训练”里活着逃出来的人。



但大多数人没那么好运。

有的被抽血,一天1500毫升,抽完直接晕过去,被当尸体扔荒地,有的靠自己撑一口气爬回来。

有人被脱光丢进狗圈,让军犬练扑咬。

女战士更惨,被吊在木梁上,几天几夜不让休息,被轮番侮辱,还被拿去做冻死实验。

零下二十度,赤身裸体扔雪地里,看能撑多久。

撑不住的,直接疯掉,或者冻死。



尸体拉走,连块遮身的布都不给。

这些事不是个例,是制度,是安排。

医学院学生要练手术,就拉个战俘上来。

有人被剖开肚子,肝脏都被取出来了,人还没死。

记录里写着“手术效果良好”。

你说这地方是什么?它不是监狱,是个被铁皮封死的实验场。



刘林生走访的一个幸存者,腿是瘸的。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家人名字,但能清楚说出是哪年哪月哪天,日本兵怎么打断他的腿。

他说得时候,手还在抖。

还有一个女战士的家属,只留下了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张写着“因战事牺牲”的证明。

背面有四个字:“活着送去”。

她怎么死的,没人敢问,也没人想问。

她最后穿着什么,留下了什么,全是一片空白。

刘林生把这些拼成了书,书名叫《中国的奥斯维辛》。

不是为了吓人,也不是为了卖书。

他说得很直接:“日本人那一套,从训练场到手术台,跟毒气室没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更会消音。”

太原那块地,后来被列入保护规划,说要建纪念馆、展览区。

但刘林生说,纪念馆再好,要是没人记得,那也就是个空壳。

他关心的不是修得多好,而是还有多少人知道这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说过南京大屠杀,知道731部队,但一提太原工程队,有几个听说过?那地方没毒气,却用更慢的方式让人死。

一个人能撑到最后,是因为他知道,活下来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人知道这事儿真发生过。

刘侵宵活着出来了,但他这一生,都没讲过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不说,不代表他忘了。

他怕说出来了,别人听不懂,更怕有人听懂了,却当成笑话。

2012年那本书出来后,才有人开始关注太原工程队。

可那时候,离营地解散已经过去六十多年。

有的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有的家属连照片都找不到了。

你说这事过去多久了?其实没过去,只是藏起来了。

刘林生没再写第二本书。

他说,该说的都放在那里面了。

至于后来有没有人看,看了之后信不信,那不是他能控制的事。

《山西晚报》,2012年8月16日,《新书披露日军罪恶行径:关押、残害十几万中国战俘》

《新华网》,2015年8月4日,《山西投两百万修缮侵华日军太原集中营,将挖掘背后抗战故事》

刘林生,《中国的奥斯维辛》,201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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