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借鉴外军经验开展正规训练，促进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进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此，中央军委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将其视为教条主义。谭震林和彭德怀便在“全盘学苏军”的事情上，发生了争论。
那段时间，看到苏军顾问送来一大堆训练计划和操典内容后，谭震林的心里非常恼火，尤其是对训练计划中要求南方部队在梅雨季节搞的野外驻训，谭震林是再也忍不下去了。
于是，谭震林将那些文件狠狠地摔到桌子上，心里心疼着解放军战士，嘴里嘀咕着南方连绵的雨水和烂泥地一定会让战士们在练正步的时候，将鞋子陷进去，甚至可能会连腿都拔不出来。
在谭震林看来，这样的训练计划，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南方和苏联的实际情况，说不好听点儿，这不是在练兵，简直就是在折腾人。
因此，谭震林认为照搬苏联的练兵方式，不是在培养部队的战斗力，更像是训练仪仗队走队列，况且走得也不是应该走的队列。
不久后，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谭震林和彭德怀等人一起讨论苏军的布防方案。就在大家讨论如何执行的时候，谭震林看到彭德怀突然站了起来，拿着一支红笔便在地图上划了三道弧线。
划完后，彭德怀指着地图上醒目的那三道弧线，大声说要是真按苏军的法子布防，漏洞多得连只兔子都能随便钻过去，别说阻挡敌人入侵了，就连基本的防线都无法保得住。
听到彭德怀在战略上对学苏联的事情开了炮，谭震林也抓住训练计划的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训练细节有问题。
就是因为细节和整体的关系，谭震林和彭德怀发生了争论。争到激烈的时候，谭震林也突然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说：“彭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听到谭震林这样说，原本还在争论的其他人也都停了下来，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彭德怀，想要听听彭德怀怎么说。
对此，彭德怀也不甘示弱，按照自己的观点和谭震林争论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仿佛回到了炮灰连天的革命岁月……
1928年4月，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彭德怀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和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还亲自担任了军长兼第13师师长。从那时候起，彭德怀军事生涯便有了方向和目标。
然而，在与实力悬殊的敌人战斗时，由于红五军的战斗有限，彭德怀率部在湘鄂赣转战数月后，还是决定率领红五军主力前往井冈山，与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共同对付强大的敌人。
此时，谭震林已经在井冈山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了。在井冈山，谭震林在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参加了学习，经受了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和艰苦的生活考验，还担任过遂川县游击大队的党代表，在战斗中学会了指挥部队打仗。
在彭德怀来到井冈山后，谭震林担任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部长，在地方工作。
那时候，谭震林虽然很少参加战斗，但对彭德怀坚决执行党的作战命令，取得的辉煌战果非常佩服，由衷地庆幸红军有了这样的一位军事指挥员。
当时，彭德怀脾气大在中央苏区是出了名的。对此，谭震林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他自己的脾气也很大。事实上，在战争年代，这也算不了什么，能够率领部队取得胜利，保卫胜利的果实才是最重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央便进行了分工。
当时，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总指挥，率部参加了长征；而谭震林则担任了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成员，和张鼎丞、邓子恢等人依靠群众，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为八路军副总指挥，谭震林担任了中共闽赣边省委军事部部长，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
那时候，彭德怀和谭震林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抗日战争的的胜利，分别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此时，本该和平建国的中国人民，在蒋介石的私心作怪下，再次陷入了战火。
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反共反人民内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得不进行了战争。
经过三年的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将蒋介石反动集团扫到了台湾孤岛之上，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用先烈的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彭德怀和谭震林等人都非常珍惜。那时候，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想尽了办法。
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因身体原因，回到祖国接受治疗。身体好转后，彭德怀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9月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年底，谭震林奉调进入北京，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此后，彭德怀和谭震林之间因为工作的关系，交集越来越多。那时候，彭德怀和谭震林为了祖国的强大，工作都十分努力，但也难免有些争论。
1958年，关于“全盘学苏军”的事情，谭震林和彭德怀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那天，由于谭震林和彭德怀的声音很大，两人硬是把“反教条主义”这话题，吵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旋律。
更为让人意想不到是，彭德怀也被大家说成了挑苏军方案的刺儿，就是反教条主义的头子。
对于这样的变化，彭德怀是始料未及的，就连谭震林也没有之前的火气，会议室里静的落针可闻。
就这样，谭震林和彭德怀之间的争论，在沉默中有了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
多年后，有人来到谭震林的面前，将当年的那场争论再次提了出来，问他有什么想法。
听了那位同志的话，正扛着锄头在田间考察的谭震林，收起了手中的活，却没有说话，而是沿着水库边上，边走边查看工程。
走了一会儿，谭震林突然停下脚步，把锄头往地上一杵，向着水库远处望了望，才就那位同志的话题，说那时候争来争去其实都是为了部队好，就像建水库得先摸清底下的地质，打仗也得看实际情况，不能硬套那些条条框框。
听了谭震林的话，那位同志点了点头，明白了谭震林和彭德怀之间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殊途同归。只不过，两人之间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但总归是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