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坐上一辆旧车，驶向天安门东侧。
车停了，他下车，一个人走进纪念堂。
这事儿，他坚持了几十年，没人拦得住，也没人能说得动。
每年两次，他都要“回去”
北京的冬天，冷得很干脆，12月26日那天，天刚蒙蒙亮，汪东兴已经起床，他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腿脚有些迟缓，但动作依旧利落。
家人问他：“爸，今天还去吗？”
他没答话，只是点了点头，像往年一样，他穿上中山装，那套老灰呢布料的，早已磨出了褶子，袖口泛白，他不穿西装，他说，那不合适。
司机在院外等着，车是一辆国产旧红旗。
不是老爷车那种，而是那种“老而不退”的公车，发动车的声音有些钝，汪东兴拄着拐杖，一步步下了台阶，没让人搀扶，他不喜欢被扶。
那一天是毛泽东的生日。
到了纪念堂门前，天还没大亮，天安门广场的人少，他没走正门，而是走了工作人员通道，他没说话，只带了一只花圈。
花圈不是豪华那种，白花，红字，写着“怀念主席”。
工作人员认得他，没人敢多问，汪东兴进了纪念堂，站在水晶棺前，整整十五分钟，他一动不动，他盯着那张熟悉的脸。
脸还是那个脸，但颜色淡了，皮肤褪了生气。
可他依旧能看到从前的神情，他嘴里没出声，但家人说他嘴角一直在动，像是在念什么，9月9日也是这样，风不冷，却阴。
还是那辆车，还是那件中山装，还是那个动作。
进门，站立，不语，这一年年，二十多年，没断过一次。
他其实早就退了，但没有“走”
汪东兴1980年就离职了，他自己写了退职报告，没有外调，也没有处分，他主动交出的，理由写得很简单：“任务完成，身体欠安。”
但退下来不代表“脱开”，他人不在位，心还在那儿。
退休后他搬到了西单东侧的一个小胡同里，那是一排老房子。隔壁住的是王震，两个人，前后脚，每天早晨几乎同时出门溜达。
他住的是四合院，不大，一进门就是石头台阶。
屋里摆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家具，书架、台灯、沙发，还有一张打台球的小桌，台球是他自己装的，孩子们说他年纪大了该歇歇，但他坚持每晚打一局。
他的作息也很固定：早晨看报，中午吃饭，下午看访客，晚上看《新闻联播》。
有一次他在看报纸，读到一篇关于外国回忆录出版商的报道，他把报纸一扔，说：“他们找过我。”他顿了一下，补了一句，“但我没答应。”
“为什么？”家人问，他没说话，只是低头喝了一口茶。
然后轻声说了一句：“以后要脸见主席。”这事是真的，英国、日本、香港的出版社多次来人，说愿意出几十万美元，要他讲讲“那个年代”的事。
他摇头，不是不值钱，他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多。
但他说：“他们不是想听真话，他们是想把真话变成他们的话。”他不写，不说，他说他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守着那个人。
“我在主席身边，不能让别人乱写。”那段时间，他常在傍晚一个人坐在屋里。
他不听音乐，也不看电视剧，他说现代的东西太吵，他就坐着，盯着墙上那张老照片，照片是1965年的，毛泽东站在阳台上，他在旁边，像个影子。
“我不是文人，也不是将军，我是警卫。”他说这话时，眼神坚定。
他知道“被忘记”是迟早的事
汪东兴退下来之后，几乎不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拒绝采访，也不参加研讨会，有人觉得奇怪，他不是普通人，他是历史的一部分。
但他很清楚一件事：有些人，是不能出来“讲”的。
他常说：“一讲，就轻了。”他不怕没人记得他，他怕别人记得错，他说，“人不是说了才算，人是怎么活的。”所以他活得安静，他不说，但不代表他忘。
他家书房里有个小木柜，钥匙他自己带着。
打开里面，全是手稿，字迹很小，密密麻麻，有日记，也有批注，还有报刊剪帖，有一次，儿子问：“爸，你写这些干嘛？反正也没人看。”
他没说话，只是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时间会淘汰叛徒，不会淘汰忠诚。”
他不是在写给别人看，他是在写给自己看，有一年夏天，天特别热，他把一摞材料拿出来，一页页烧了，家人劝：“这是宝贝，怎么烧？”
他淡淡回了一句：“有些东西，不能留。”
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材料，但大家都明白，他不想让别人用他的记忆，去拼别人想要的结论，那天他烧了三个小时，一边烧一边小声念。
有人说他偏执，可他不在乎，他一辈子只信一个人。
他说：“主席走了，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但我还是要守他。”
他从不谈“贡献”，但别人知道他做过什么
2015年春天，汪东兴病重，医院的走廊很安静，家人都守着，他几天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偶尔低声哼几句军歌。
临终那天，他嘴唇动了一下，谁也听不清。
家人把耳朵凑过去，才听见一句：“主席，我从没背叛您。”那句话出来后，房间安静了十几分钟，他走得很平静。
没有新闻，没有头条，只是一个小公告，贴在公告栏里。
可第二天，毛新宇到了，没通知媒体，也没带人，就带了一个花圈，简单写着：“谢谢汪伯伯为爷爷做的一切。”
有人看见他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站了五分钟，没说话，眼眶红了。
那场葬礼不大，不排场，但来的人都低着头，很多是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也有年轻人，看着遗像，低声议论：“他就是那个一直守在主席身边的人。”
家属没有发布长篇悼词，只有一段话：“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他也只愿被记住这一件事。”
汪东兴不是一个喜欢留名的人，他拒绝写书，不接受访问，也不爱讲话，但在很多人心里，他是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里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历史评说。
只有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每年两次，一束花，一身中山装，一段静默，那不是仪式，是誓言，他没有大声喊口号，也不谈贡献。
但他知道，他这一辈子，不是为了功劳，他说：“我在主席身边，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让他出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也没有叹气，只是轻轻擦了擦眼睛，后来很多人写历史，写风云变幻，写谁上谁下。
但很少人写这种人，没有争权，没有高调，也没有背叛。
只是在最该忠诚的时候，没动摇过，他消失在历史的脚注里，却也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就像他自己说的：“人走了可以被忘，但行为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