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
新中国建立前夕、蒋介石溃退台湾时，有一个所谓的“抢救学人计划”，把当时所有的知名学者拉了个名单，希望都带到台湾去。当时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在这个名单里面。
其中的梅贻琦、张伯苓和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被称为“民国三大校长”。结果，胡适跟随了蒋介石，张伯苓留了下来，而梅贻琦则是被架走的。
据梅贻琦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
梅贻琦究竟是主动还是被迫跟着去了台湾、说法并不一致。梅贻琦对此还有过一个解释是：“我一定走（台湾），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他说的基金是清华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据说，如果他不去台湾，这笔专项的清华退还庚款就会被美国人扣下。后来，梅贻琦用这笔基金在台湾新竹筹建了“清华原子研究所”。
梅贻琦“念念不忘清华”的说法应该不假。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介绍说：“他（梅贻琦）始终不同意把‘（清华原子）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1889年12月29日出生在天津。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任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并和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左起：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和梅贻琦内心当中的清华情节一样，许多当年的清华师生对梅贻琦的崇敬也是一以贯之，历久不衰。有一位清华校友曾这样说：“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
梅贻琦之所以能为自己赢得许多“梅迷”，主要应归于他的“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或者叫“中间立场”。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过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和有关梅贻琦的叙述里，很多人都谈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二·九运动”时期，学生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被同学缴了械，领队团长被扣留，运输车辆被掀翻。
当晚，荷枪实弹的部队进入校园，结果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
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随着抗战形式的恶化，清华、北大和南开内迁合并、改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当年的学生何兆武说：“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来没有干涉过。”
梅贻琦和妻子韩咏华
1939，全家福。梅贻琦（后左一）韩咏华（后左二）
梅贻琦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为了保护学校也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所以，他才会认为“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过，对于梅贻琦的“中间立场”，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认可。曾有一首打油诗揶揄他说：“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有人认为：如果认真研究起来，梅贻琦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反共的、至少是排共的；因为他最终的选择，还是去了台湾。但是，曾有清华校友在国外询问梅贻琦对中共的看法，他的看法是“把国家治理得不错”。
周总理是梅贻琦的校友，两人同为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在校时一度交往甚密。周曾传话给他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但是，梅贻琦始终不为所动。于是，有人就认为他尽管不像胡适那样公开与共产党作对，但骨子里其实排斥和反共的。
1954年3月，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离开美回归大陆、到清华大学任教。对于儿子的选择，梅贻琦是知道的，尽管并不完全同意、但是选择了默许。由此可见，梅贻琦先生做父亲其实和做校长的风格是有些类似的。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因病在台湾的台大医院去世。
1977年，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国定居；1994年8月26日，韩咏华以百岁高龄在北京谢世。在向“梅师母”最后告别的学生行列里，有一长串学林泰斗的名字：周培源、钱伟长、汪德昭、陈岱孙、赵访熊、施嘉炀、汤佩松、顾毓琇……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访北大，在与师生座谈时引述了梅贻琦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