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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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回顾袁绍的追随者们对待官渡之战的态度，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冀州派，或者说河北人，想求稳，找个万全之策，不要换命。
沮授说咱们先种地，一边恢复元气，一边派人骚扰，“可坐定也”；
田丰甚至给出了期限，就照这么打，三年之内必胜；
到了官渡前线，沮授再建议要稳住阵线，打消耗战；
最后乌巢被袭，张郃力主全力救援，保住粮草继续消耗。
相反，颍川派，或者说河南人，想速决，避免拖沓放任，赶紧动手。
郭图反对沮授的对曹战略，认为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拖下去反而“后难图也”；
官渡对峙时，许攸劝袁绍别在这儿耗着了，星夜偷袭许都，这仗就结束了；
最后乌巢决策，郭图又站在了张郃的对立面，力主强攻曹营。
那么，袁绍是怎么选的呢？
02
首先，在对曹操动手的时机上，绝对不能听冀州派的。
曹操是在袁绍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
袁绍最初把曹操放到东郡太守的位置，就是要在自己的东南方向扶植一个可靠的附庸，避免在公孙瓒和黑山军的围攻下四面受敌。
当上兖州刺史后，曹操配合袁绍撕破了公孙瓒、陶谦、袁术的包围网。
兖州叛归吕布时，曹操又在袁绍的支持下起死回生。
可以说，没有袁大哥，就没有曹小弟。
兴平二年（195年），曹操搞定吕布；
转过年来的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奉天子，袁曹分歧开始显现；
接下来的几年混战，双方各自应付；
然而从建安三年（198年）九月开始，到建安五年（200年）年正月，这短短的一年五个月内，曹操擒吕布，灭袁术，降张绣，抚关中，败刘备，爆炸式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甚至还把手伸到了袁绍的河内和青州。
袁绍坐拥冀、青、幽、并不假，但已经未必比曹操大多少。
好在决定性的一点是，曹操消化得并不好。
关中诸将首鼠两端，青徐豪强各自为政，豫南郡县离心离德；内有董承衣带诏密谋诛杀曹操，外有孙策刘表均站在曹操的对立面。
这就是为什么郭图要说“后难图也”。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你等他把局面稳定了，咱们的优势就越来越小。
沮授、田丰的建议则完全是给曹操以消化的时间，不能因为失败的袁绍没有采纳冀州派的建议，就认为冀州派是对的。
03
其次，在具体的战术安排上，不能听颍川派的。
虽然袁绍并不急于进攻，但曹操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在官渡与袁绍对峙半年之久，又在对峙之前斩颜良、诛文丑，可见河南军队的强悍，则沮授说“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军”是合理的，事情没有郭图说的那么容易。
况且，袁绍并非没有尝试过分兵绕后：先派刘备收拢黄巾攻略豫南郡县，再派韩荀从官渡西线抄略，结果都被曹仁赶跑了。
可见曹操留了相当的兵力防守许都，因此许攸说的星夜拿下许都并没有那么简单。
ps
史载田丰曾经在曹操东征刘备的时候劝袁绍袭击许都，结果袁绍因为小儿子生病不愿动作，贻误战机，因此很多人都说袁绍不够果断。
事实则是，许都不好偷袭，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都有明显的贬袁倾向，甚至写沮授渡黄河时认定赢不了，夸曹操“以曹兖州之明略”，说自己人“主骄将忲”，若真如此，袁绍没砍了他就是脾气好。
04
那么，袁绍采取的战术是什么呢？
官渡对峙前，沮授建议：咱们人多粮足，对方人少粮缺，虽然他们更能打，但肯定耗不过我们。
《后汉书》在沮授的建议后面写下了“绍不从”三个字，但秉持着“不看结论看描述”的原则，即可发现：袁绍采取的战术，正是消耗战。
袁军从阳武缓步推进至官渡，初战告捷后并不急于全面进攻。
从建安五年（200年）八月开始，袁曹相拒于官渡。
袁曹势力基本以黄河为界双方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消耗战，袁绍起高橹射曹营，曹操则还以霹雳车，袁绍掘地道偷袭，曹操则挖壕沟阻拦。
官渡就像一个黑洞，吞掉双方的人、粮、钱，看谁先余额不足。
与此同时，袁绍劝诱黄巾余部，派刘备与之配合，攻略许昌以南；
招降豫州各郡，虽有李通赵俨等人勉强稳定局面，但曹操甚至不敢收税；
买通曹操的随从徐他，试图行刺，差点得手；
最重要的，袁绍利用自己在汉末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与大量许昌的官员及曹军中人暗通款曲。
可以说，袁绍在正面战场以雄厚的家底对耗，在敌后战场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要将许昌朝廷从内部瓦解。
面对无孔不入的袁绍，曹操多次萌生退守许昌的念头。
官渡本就已经离许昌不远，所谓退守，即是困守，如此则曹操再无可操作空间，等死而已。
05
看到这里，可以充分感受到袁绍这个人的牛X之处。
两群鸟人在耳边叽叽喳喳个没完，你一句我一句，这个说稳一点，那个说你别怂，听得人头都炸了。
但袁绍居然就可以稳住心神，各取其长，组合出最适合自己的策略。
颖川派的战术不对，但开战时机判断准确；冀州派的时机不对，但战术选择效果奇佳。
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人，且非常适合做君主，心有定见，而不受复杂局面的干扰。
袁绍在官渡之战的战略并无问题，问题恰恰在于这个战略没有执行到底。
袁军远道而来，在别人家门口打消耗，其核心优势，实际上是自身的稳定度，只要袁军自己不崩，就赢了。
而曹操也正是在袁军漫长的补给线上下了功夫。
早在对峙初期，曹操就已经听荀攸的，派徐晃和史涣烧过一次袁绍的粮草，而粮草是袁绍维持自身稳定度的关键所在。
这一次烧粮看似无关大局，实际上却拉近了双方的储量差距，为奇袭乌巢的颠覆性效果奠定了基础。
所以在往乌巢运粮时，袁绍派了战将五人，士兵万余守粮，这个配置甚至有可能多于曹军全部前线战力，而且粮食屯在了军营以北四十里，也就是说，是安全的后方。
很明显，袁绍清楚地明白这批粮草对稳定度的重要性。
06
然而当曹操靠着带路党的信息，孤注一掷，亲身犯险，带着五千人天降乌巢，需要袁绍在电光火石之间做出决断时，袁绍的选择却是：主攻曹营，轻骑救乌巢。
这个抉择是与消耗战的既定方针相悖的。
袁绍低估了曹操此战的决心与曹军的战斗力，事实上，乌巢已经是曹操最后的机会。
站在事后诸葛的角度看，只要袁军全力守下乌巢，将战争拖回到消耗战的轨道，曹军毫无胜算。
而主攻曹营虽有可能大胜，但也可能无功。
必胜之局，奈何冒险？
这是整场战争中，袁绍唯一的一次偏离消耗战的原则。
乌巢被烧后，袁军也还没有败，真正让袁军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张郃的叛变。
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
——《后汉书·袁绍传》
张郃之前提出的急救乌巢的意见明明是对的，却害怕，所以得投降；许攸身为前线核心参谋，却全家被收捕，这就是党争的恶果。
在官渡之战的整个过程中，袁绍有明显的打压冀州派，提携颖川派的倾向，不管有没有采用冀州派的意见，总之是没有好脸色看。
袁绍当初立足于河北，靠了一批被韩馥冷落的冀州人，沮授、田丰、审配，几乎占据了袁氏集团的顶层架构，而沮授田丰屡次犯上直谏，未必就是性格耿直，也是底气够足。
从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得冀州，到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冀州派一直位高权重，这是任何一个君主不愿意看到的。
而在官渡之战前，袁绍借对外扩张，打击了冀州派，不仅收了沮授军权，全数转移给颍川派的郭图淳于琼，还把田丰下了大狱。
这显然也是袁绍决定开战的重要原因，冀州派进谏得起劲，但打压的就是他们。
这是袁绍试图平衡两派权势，避免一家独大的操作。
问题在于，经过了十年的放任，袁绍无法在短期内同时控制好双方，尤其是冀州派。无论冀州派的反应是怒还是惧，都大大降低了袁军的稳定度。
没有攻下曹营的张郃不敢回来，党争是根本原因。
从后来田丰还是被杀来看，张郃的判断完全正确。
田张二人的情况如出一辙，如果袁军胜了，那袁绍，以及获胜的颍川派，还会饶弱者一命，然而，袁军败了，反衬出似乎冀州人才是对的，如此则必死。
07
许攸的叛逃则更是由于党争。
掌握大量机密的核心参谋身在前线，留守后方的审配居然就敢收捕其家人。
审家是魏郡大豪强，犯法是家常便饭，却趁许攸不在找了个借口说许家人犯法，这是对沮授和田丰的失势还以颜色。
由此反推官渡战前，袁绍对待手下儒家豪族的态度。
审家藏污纳垢，却未被整治，反而委以重任，留守邺城，曹操攻破邺城后，“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说明袁绍对待本地大族的态度是依靠和纵容。
袁氏政权，对待儒家豪族的态度，整体上是宽和而不加约束的，这也许是党争持续了近十年，尾大不掉的根本原因。
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汉、袁氏、西晋的统治阶级相同，均为服膺儒教之豪族。
袁氏执政的特点，郭嘉称为“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东汉就是因为放纵大族而完蛋的，袁氏以宽济宽，当然就控制不住；
《王修传》则说“袁氏政宽，在职者多蓄聚”，审配、许攸就是一对儿典型；
袁氏自己奢侈无度，契合汉末以来的社会风气，崔琰说“袁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闻”，又怎么好意思约束手下呢？
《武帝纪·收田租令》载：
“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
这与曹操法家寒门之统治正好相对。
正是这样一种对儒家豪族宽和纵容的统治，使袁氏集团没有革除汉末弊病的能量与意愿。
可以这样认为，袁氏看似是一个新政权，实则确是腐朽东汉之延续。
也许这就是袁绍看似“好谋无决”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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