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20日上午。
闽北山区的公路上，烈日把路面烤得滚烫滚烫的。一阵阵微风吹来，卷起一股股热浪，使人感到窒息。在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境内，与南平市毗邻的洋口大桥上，一辆解放牌运输车与一辆“龙马”牌农机车超车、相撞，农机车撞毁大桥的水泥栏杆，坠入21米深的富屯溪底。
解放以来闽北最大的一起交通事故案，在这里发生了。
运输车驾驶员陈光弟是顺昌县运输专业户。农机车驾驶员黄月荣是南平市茂地乡山腰村运输专业户。当日上午，山腰村7个村民搭乘黄月荣的农机车到洋口镇，每人都买了一只猪苗回家，路上全部遇难，命丧溪底。
驾驶员黄月荣也许命不该绝，随着农机车坠入河底后，居然从撞歪了的驾驶室里，砸破窗玻璃爬了出来。他不会游泳，但此时还记得父亲说过：溺水的人不能往亮处游，因为那是水底。他憋住气挣扎着一个劲地住“暗处”“钻”，居然被他浮出水面。
而此时水面上有一位放鱼鹰捕鱼的老伯，撑着一只竹筏，眼见农机车落水，也顾不上收鱼鹰，就把竹筏撑过去搭救。但这位老伯有迷信思想，墨守“古训”：“须待溺水人三浮三沉方可搭救。”就手持竹篙在水面守着。
黄月荣第一次浮上来，呛了几口水，沉下去；待他“三浮三沉”，感觉到腹下有根竹竿重重托起的时候，已是奄奄一息了。
他被送进医院抢救，身上缝了100多针，是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
有言道，生女不嫁山腰村，前有老虎后有狼。在这穷乡僻壤，虎狼未来，却遇到了飞来横祸，全村只有20户人家，伤亡8人，占全村劳力的1/3；加上亲族关系，出事后，几乎家家挂白，户户嚎丧，景象甚为凄惨。
这是解放以来闽北最大的一起交通事故案，当地称“7·20”惨案。
山腰村老支书黄长灿的儿子也罹难，他悲痛欲绝，但他不相信这场悲剧仅仅是“天灾”，乃是被害。于是，他强压心中悲愤，肩负死难者亲属的重托，四处奔走，要求严惩肇事者。
当他带着被害者家属来到南平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律师们认真地听取了案情介绍，意识到不可能是一桩普通的交通安全事故。富有经验的林银官律师被指派担任了被害者亲属的代理人。
林律师听完被害者亲属的哭诉，毅然免费接受被害方的委托。经过调查取证，他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1985年8月6日。
顺昌县交通监理站、县公安局、交通局召开了“7·20”事故鉴定会。南平地区交通监理所来了人，被害者亲属应约参加，林律师以被害者亲属代理人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主持会议的监理站金站长在签名簿上看到律师的名字，吃了一惊，感慨地说：“律师参加交通事故鉴定会，解放后这还是第一次呢！”
与此同时，他又惊奇地发现身旁坐着一位陌生的老人，立即警觉地发问：“你是什么人？”
老人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证人。”
碍于律师的面子，金站长没再追问，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律师今天的出席是经过一番准备的，连证人也带来了，鉴定会上难免有一番争论。
鉴定会的准备也是充分的。金站长把预先绘制好的事故现场示意图展现出来，详细介绍了车祸现场情况。随后，郑重其事地宣读鉴定意见书：
“陈光弟无证驾驶，不懂超车规定而又盲目超车；在超车时对前车估计不足，安全间距掌握不够，当车头刚过农机车时，向左甩方向盘，导致车厢右末端角铁碰到农机车，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黄月荣无证驾驶，遇后有超车未及时礼让；让车时，只让车不减速。当(运输)汽车刮擦倒车镜后，未采取果断的措施。机(车)厢栏板不到一米，机(车)厢上违章乘坐7人，违反交通法规，对本起事故应负次要责任。”
结论是：肇事者陈光弟、黄月荣违反交通法规，构成交通肇事罪，适用刑法第113条，提请政法机关依法惩处。
此时，许多人挪动身子，板凳哗然作响，结论的宣布，似乎意味着鉴定会的结束，该走了，从来都是如此。
“且慢！”这一回不同了，这儿坐着林银官律师。他霍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石破天惊地提出异议：“我认为，陈光弟肇事并不是过失所致，而是因为加速超车未成，出于报复心理，决意捉弄对方，实施了危害的行为。主观上是故意的，行为上使用了危险的方法致人死亡；因此是故意犯罪，应适用刑法第106条之规定。而黄月荣是本案的被害者，不应是被告。再说，鉴定结论事实部分亦有出入。”
全场顿时寂然。
按鉴定结论和法律规定，陈光弟若是适用刑法第113条的过失犯罪，最高刑期不过是有期徒刑7年；而按律师的意见，陈光弟倒是生死未卜了。
那么，律师的意见从何而来呢？
“7·20”事故发生后，社会上众说纷纭。
有的说开车的都是争强好胜，两车驾驶员都要判刑；
有的说，要是陈光弟慢点超车，黄月荣快点让车，也不至于车毁人亡……
作为律师，林银官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要取得对本案的发言权，必须深入实地调查，掌握充分确凿的证据。唯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烈日炎炎，林律师冒着酷暑，先后四次驱车前往顺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
——县医院里，他找到躺在病床上的幸存者黄月荣，了解发案时的详细经过；
——洋口大桥上，他拿起卷尺，丈量大桥的宽度，两车在大桥相撞时的间距；
——林荫深处，他走访了一个个“7·20”事件的目击者，记下他们目睹的真相。
终于，有关本案的前因后果在他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那天，当黄月荣的农机车进入了6米宽的洋口大桥上时，在视线良好又无其他车辆来往的情况下，陈光弟驾驶运输车拼命追赶农机车欲速超车，黄月荣便让出3.7米路面。但陈却不超车，竟驾车靠右挤逼。黄再让出1.1米(即共4.8米宽）的路面，并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农机车右轮只差0.1米就上人行道。在两车并行时，陈光弟再往右打方向盘挤逼，撞碎农机车的倒车镜；又往左猛打方向盘，使运输车车厢的后角铁撞击农机车的车厢前部，致农机车被挤冲上人行道，撞断护桥栏，翻车落水。
林银官由此得出了结论：在超车中，陈光弟欺行霸道，挤逼他车。
面对事实，林银官抓住要害，很快把本案的焦点归结为：陈光弟是故意犯罪，不是过失犯罪！黄月荣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林银官曾经担任过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员，深深懂得“证据”的重要意义。假如说，本案肇事者并无“恶意”，那是“过失”犯罪，正如“监理站”所云；但如肇事者出于报复心态，那么法律怎能轻纵这样的犯罪分子！长期的办案生涯，使他养成了凡事都讲认真的严谨作风。他有句口头禅：“不怕案件难，只怕律师懒。”接受委托后，他决心在肇事者“主观犯意”上作重点调查。
闽北的8月，骄阳似火，他头戴草帽，手拎一个军用水壶，整整三天徘徊在洋口大桥上；饿了就钻进桥头的小吃店，一碗拌面和扁肉，就应付了午餐，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7条人命的“7·20”事件仍是这一带地方街谈巷议的热点，他很自然地凑进去，逢人便打听，开口就说“7·20”。
有一天，一位也到小吃店吃饭的客人告诉林律师：“当时卡车头上还坐着一位姑娘，两车相撞后，她吓得回家躺了一天床。”
但是这位客人不认识这位姑娘，只知道那一天她穿着“绿裙子”。林律师一阵兴奋，立即按这位客人所指的方向到“大海捞针”去了。他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政法，一脚跨进镇上的一家裁缝店，在裁缝师傅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位曾经在该店定制过“绿裙子”的女顾客。这位顾客说：“我就是学着她的样，定制了这条绿裙子的呀！”
这里所指的“她”，正是林律师所要找的“穿绿裙子”姑娘。后来林律师提起这件事，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真可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呀！”而对“踏破铁鞋”却只字不说。
之后，在洋口派出所一名青年民警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那位“穿绿裙子”的姑娘，她作了极为重要的陈述：“我于7月20日上午乘坐陈光弟的车子去顺昌。车开到洋口水电站快到洋口大桥时，前面有一辆农机车，陈光弟急急按喇叭想超车，因道路很窄，路面坑坑洼洼，农机车无法让路。当时陈光弟很生气，一边加速超车，一边骂！这时农机车已开上桥面，立即往右靠，陈光弟也开上桥面，在超车中把农机车撞落桥下水中……撞车后，陈光弟未停车一直往顺昌方向开去。”
事实已无可辩驳：陈光弟之所以采用这种危险的挤逼甩车方法，是因为他第一次超车时，农机车没有及时让路，遂生意气，因而进行报复。因此，陈光弟必须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而黄月荣仅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这是林银官律师对本案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近一个月的调查，使林银官律师胸有成竹。他先是详细介绍了调查情况，论证自己的观点，随后又针对鉴定结论进行反驳：
鉴定书认定‘黄月荣遇后有超车，未及时礼让，让车不减速，倒车镜被汽车刮掉时，未采取果断措施。’这与现场勘验的事实根本不符。从现场勘查中可以证实，本来就在桥面右边行驶的黄月荣，发现陈光弟驾驶的汽车尾随在后时，他既让车，又减速，且一让再让到刹车。这有现场勘验图标记的农机车的车轮在桥面拖印和压印痕为证。陈光弟是处在可以超车的情况下，但他不超车，反而采用挤逼甩车的方法，把农机车撞落在桥下。
陈光弟虽未经驾驶培训，但他跟车、驾车历时两年左右，行驶过省内外繁华城市和崎岖山区，并非鉴定书所称‘未经培训，不懂超车规定，安全间距掌握不够’等客观原因。从案件全过程来看，不是由于陈光弟未经培训所致。
根据陈光弟驾驶室乘坐的苏某证言“陈在水电站门口快到大桥时想超车，但他汽车的喇叭声不大，农机车没有及时让路。这时陈骂道：‘干一下！’”显然，陈对此不满。
据律师调查，“7·20”车祸前两天，陈光弟将汽车租给他人，在途经浙江境内某地超车未成时，陈坐在驾驶室里就曾指使开车司机‘干一下’。惨案发生后，陈光弟逃离现场，被公安机关追捕归案。
对照本案具体事实，完全有理由这样认定：陈光弟在第一次超车未成时，对黄月荣产生报复恶念，当两车同时开上洋口大桥时，采用挤逼甩车的方法实施报复。
“黄月荣驾驶农机车经培训考核合格。他去领证时，因经办人不在，未领到驾驶证，这有南平市交通管理站证明。因此这跟无证驾驶有本质区别。他‘三证’不全，超载二人，确系违章；但这仅违反交通法规，不触犯刑律。并且，他这样的违章与‘7·20’翻车事件没有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他即使带全‘三证’，也避免不了陈光弟的犯罪行为。”
律师话音刚落，地区监理所的一个干部立即提出：“黄月荣没有领到驾驶证和超载两人，难道就不负责任？”
林律师微笑作答：“我前面已经讲到，陈光弟是为了报复故意去撞黄月荣的车。因此，即使黄月荣带全‘三证’，即使没有超载一人，都同样改变不了陈光弟犯罪的主观故意。黄月荣的违章与陈光弟的故意犯罪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监理所的另一个干部急忙转了话题辩解道：“律师说，陈光弟的犯罪是故意的，但陈光弟与死者无冤无仇，世上哪来无缘无故的恨？”
律师驳道：“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被害者与罪犯是无冤无仇的。有些罪犯行凶杀人，仅仅是因为对方无意中碰了他一下，或者踩了他一脚，或者看了他一眼。这种突发性的犯罪是很难用事先有无深仇宿怨来解释的。”
主持会议的金站长急忙补充说：“黄月荣让车时，只让车，不减速，也总得负一定的责任。”
律师立刻反驳：“这与你们的现场勘察事实不符。认定黄月荣没有减速，依据何在？黄月荣让车时的车速多少？依据又在哪里？请金站长回答。”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在鉴定意见书付诸表决时，不少人沉默无言，最终却以“多数人同意”通过了。鉴定会草草收场。
熟悉法律又富有经验的林律师心里十分清楚，鉴定会上“通过”的“7·20”事故的鉴定意见是错误的。在谬误和权势面前，林律师毫不泄气，毫不退缩，他带着被害人亲属及山腰村村长、党支部书记先后控诉到地区监理所及省里有关单位。然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的意见和要求，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招来非议，说什么“律师爱出风头”，“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在这些单位里风风雨雨，议论纷纷。
纸岂能包住火？林银官律师伸张正义的决心和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政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他的意见被监理部门否定后，又带领被害者亲属及村干部到检察机关控诉陈光弟的罪行，指出交通监理鉴定中的问题。顺昌县检察院及建阳地区检察分院十分重视律师的意见，认真听取了律师对全案经过的介绍和看法，感谢律师的支持和配合。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排除干扰，听取社会上对陈光弟犯罪的各种反映，获悉陈光弟不仅交通肇事犯罪，平时还赌博，打人，玩弄女性，恃强凌弱，民愤已经很大；犯罪后，还通过各种关系网为他开脱罪刑，恶贯满盈。如今有人为他说情，有人为他通风报信……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检察机关认为此案确需追究刑事责任，当即立案侦查，调查核实，证实了律师提供的证据和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支持律师的控诉意见。
建阳地区检察分院对陈光弟以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罪，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为了使判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法院认真地进行了庭前调查，先后多次走访了有关证人和关系人，并就本案的主要情节，分别召集建阳地区交通监理所负责人和老驾驶员就“超车”等技术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地、县两级监理部门有关人员就“事故鉴定书”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顺昌县公、检、法机关有关干部，就本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和定性处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庭前大量取证工作，使各执法部门形成共识，即认定原鉴定书中对被害车辆农机车驾驶员黄月荣“在被撞击之后未采取紧急措施”的提法不当；认定陈光弟在本案中应负全部责任。
公开审理后，案件经过合议庭合议，又经审判委员会三次研究，认定陈光弟故意犯罪成立，宣判被告人陈光弟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1986年5月24日，建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顺昌县洋口镇召开了宣判大会。
宣判大会结束之后，广场上仍聚集着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人群中间，只见几个抱着婴孩的山腰村妇女，围着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泣不成声地说：“林律师，太谢谢您了！”
“林律师，让我们怎样来感激你的恩德啊！”
“林律师，屈死的孩子他爹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谢您为他们报仇伸冤的！”
“林律师，我代表我们全村乡亲感谢您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躬着身来到律师的面前，紧握着律师的手说。
面对这悲切而又激动人心的场面，围观的许多妇女都忍不住洒下了泪水。被人们团团围住的林律师此刻眼圈也已湿润了。作为一名律师，作为这些被害人的代理人，他为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神圣法律的肯定而高兴，也为替这些被害者家属伸了冤屈而感到欣慰。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心中默默地念着：“当一个人远离法制的时候，就是法制惩罚到头上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