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初，网络平台曝出中国政法大学2023届博士毕业生焦某某在《学习与探索》发表的论文《自动驾驶汽车编程者的刑事责任》存在严重抄袭嫌疑。经比对，该文不仅核心框架疑似与日本学者论文高度重合，部分段落更疑似直接采用"日译中"手法处理。
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率先行动，宣布停止其博士后工作并启动调查；次日中国政法大学跟进通报，强调"绝不姑息"学术不端。
两校雷厉风行的表态一度让公众期待事件的调查和处置可以明快进行，但截至5月14日，这起情节并不复杂的学术不端事件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调查结果仍然杳无音信。
同样闷声不响再无后续消息的还有同期曝光的华南师大4月11日学术不端事件，"通报即终结"似乎成了一语成谶。
通报中的积极表态与现实中的调查停滞，暴露出学术不端处理机制的深层矛盾，也进一步印证了学术共同体监督机制的集体失效。当高校将"快速通报"异化为危机公关手段，把启动调查等同于处理结果时，所谓的"零容忍"宣言恐怕已沦为行为艺术。
可以合理怀疑，这种制度性拖延（如果真的是拖延的话）恐怕并非技术性失误，而是精心计算的舆情管理策略，无论如何，当前事件的迟滞似乎明显超出了调查处理的合理周期。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学术问责可能触动既得利益链条时，调查迟滞甚至再无后文会不会已然是利益相关者的默契选择？
破解上述困局，恐怕需要重构整个学术不端行为的监督体系。
撇开这起事件不说，就类似事件的调查而言，未来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应制定《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规程》，明确一下相关事件的调查流程与时限要求，对故意拖延者实施院校一票否决。在操作层面，亦可参照医疗事故鉴定模式组建省级学术伦理委员会，强制CSSCI期刊对涉事论文启动同行复审，逾期未处理者暂停收录资格。
三十天的难堪沉默已严重透支公众信任，当社科院大学、政法大学、华南师大等高校的类似事件接连陷入"通报即终结"的怪圈时，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烂尾的调查，而是一次刮骨疗毒的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