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中国学术界，“古典学”颇为热闹，人们热衷于建构“中国古典学”。一夜之间，“中国古典学”突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标签，似乎所有一切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诸如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语文学，传统“经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历史学（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等，均被冠之以“中国古典学”之名。有鉴于此，本文旨在讨论这样的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古典学”，什么是“中国古典学”？
一、西方古典学的历程
从“文明互鉴”的角度看，“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毕竟是一个西方传入的概念；唯其如此，“中国古典学”（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的建构，不论自觉与否，必然以西方古典学作为镜鉴。换言之，“不必讳言，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范式离不开西方古典学的影响”；因为“西学构成了中国古典学必然要与之对话、互动的一个潜在‘他者’”；“它是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借鉴和学术参照”；“从现代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西方古典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无疑具有启迪意义”；“借鉴西方古典学来建构中国古典学的实践，开启了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自觉”。总之，“无法否认的是，古典学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没有西方古典学的率先出现，中国学者也无从借用这个学科概念去定义所谓的中国古典学”。
但目前的情况是：“希腊、罗马古典研究中的很多问题，中国古典研究或许并未意识到”，这就使得“本来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都非常相近的中西古典学，尚未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中国古典学’则是一门刚刚兴起的学科，关于其学科特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与西方‘古典学’之关系，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迄今为止，西方古典学经历了三个阶段。有学者说：“从classic或classical一词的语义演变来看，其含义经历了从‘典范性’向‘描述性’的摇摆。……文艺复兴及以后，古典希腊（以及罗马）又多次被重新作为典范发现。只是到了二战前后，古典希腊和罗马才逐步失去其典范性。在今日的西方，作为古典学对象的‘古典’一词更多地具有描述性，即特指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并不强调其高于其他文明的典范性。”这无疑是一种敏锐的意识，但其历史哲学的意识不足。我明确地将这三个阶段划分为：现代化阶段——西方古典学的兴起；现代阶段——西方古典学的成熟及其变异；后现代阶段——西方古典学的衰落。
（一）现代化阶段：西方古典学的兴起
西方古典学第一阶段的时代背景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西方古典学是在西方社会走向“现代性”（modernity）的历史进程中诞生的，它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现代化过程本身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体现。极言之，作为现代人对古典的研究，古典学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学术形态。
具体来说，西方古典学的时代背景是“文艺复兴运动”（The Renaissance Movement）。有些学者认为，德国学者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于1795年出版名著《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是西方古典学成立的标志；他在上哥廷根大学时申请注册的专业是当时尚不存在的“studiosus philologiae”（语文学），最终说服学校为其新设置了古典学。
但是，就其实质内涵而论，西方古典学的兴起应当追溯到文艺复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古典学虽然在18世纪末才在西方的大学中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但从文艺复兴开始，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新发现就在为西方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对古代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的大规模深入研究，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思想先驱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他们获得了思考的动力。”
因此，“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古典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科学、医学和相应典籍的重新发现、整理与阐释。此后几个世纪，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学者开始采用一些现代批判方法研究古典文献，这为古典学在德国的成熟与繁荣打下了基础。18世纪后期，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尝试对古典语文学进行系统化重塑，创立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典学。”
（二）现代阶段：西方古典学的成熟及其变异
西方古典学第二阶段的时代背景是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化社会”（modernized society）；此时，西方古典学进入成熟阶段。
但是，一个事物的充分成熟，往往意味着它开始孕育着变异与衰落，这是一种普遍规律。有学者归纳英国古典学家莫利（Neville Morley）的观点，从而指出：“随着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古典学窄化为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并且由于古典学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学、考古学等学科边界存在诸多重合，因此也面临着消融于这些学科的潜在危机。”
这种观察同样是敏锐的，但仍然缺乏历史哲学的深度。其实，西方古典学的变异，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原因无疑是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因而古典学之兴起的历史动因已经逐渐衰竭乃至不复存在。
（三）后现代阶段：西方古典学的衰落
西方古典学第三阶段的时代背景是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post-modern society）。已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西方古典学也面临着种种亟待回应的挑战和危机”；“如果说18世纪末之前是讨论现实主题的人们主动诉诸古典的权威，到20世纪，古典学反过来需要向社会证明它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在多种力量的冲击下，古典学沦为众多学科之一，甚至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学问”。
具体来说，“进入20世纪后期，现代性受到深刻的反思和猛烈的批判，这也促使西方古典学反思自身。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后殖民主义思潮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强烈冲击下，西方古典学界开始反省以往对于古典文明的解释和阐述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倾向，转而承认和认可西亚和埃及对于古典文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古典文明作为现代性奠基的神话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解构。
一些古典学家开始意识到，古典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并非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是存在巨大鸿沟。希腊人不再被看成是现代西方人直接的文化先祖，而被看成是在根本上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古代民族，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他者’。用古典历史学家保罗·卡特里奇的话说，‘在至关重要的文化方面——包括思想形态和制度’，希腊人‘无可救药地异己’。在罗马研究领域，罗马作为一个防御性帝国和‘罗马化’等传统的殖民主义叙事受到质疑和批判，学者们转而揭示罗马的帝国主义倾向与行径，解构‘罗马化’这一主导叙事。
此外，伴随着对现代性的解构，关于古典文明的一统性解释模式也随之坍塌，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非主流文本、事件和群体。妇女史、性别史、儿童史等一跃成为研究的新热点。”
尤其是“近十余年来，西方世界，特别是北美学界，已开始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学术传统进行严肃的反思和批判，一些重点大学甚至已经将古典学排除在主修学科之外，或者将古典学改造为‘古希腊罗马研究’‘古地中海研究’一类的学科，减弱其作为古典学学术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族群的古典文明的研究，则开始被纳入古典学研究的范畴”。
例如，“刚刚过去的2020年似乎是西方古典学系的动荡之年。2月，牛津大学古典系动议从必修课大纲中移出维吉尔和荷马；6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的‘博士预备班’项目的黑人学生在古典学自媒体平台Eidolon上推出题为‘不斗争，毋宁死’（Fight or Die）的文章，指责古典学学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7月，剑桥大学古典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在英国《观察家》上发表评论表明古典系并非一个种族主义的学科，反对学科边界的无尽拓展，随即遭到系内研究生的联名抗议；10月，布朗大学的学生要拉倒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之雕像，理由是它代表‘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九位顶级古典学家（号称“后古典主义集体”）于2020年联合出版了一本书《后古典主义》，有学者评论道：这“无疑是一场由古典学界内部发起的系统性理论批判的表征”。
二、西方古典学的内涵
上节的讨论表明，真正能够代表“西方古典学”的典范，是西方古典学的上述第一个阶段的形态，即西方“现代化”阶段的古典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学。
（一）西方古典学的对象：古学复兴
首先必须特别强调：西方古典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经典：“在国际学术界，‘古典学’特指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学问。”德国著名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古典学的历史》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典学术的本质……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
1．所谓“古学”
这里所谓“古学”是德语“Altertumswissenschaft”的汉译：前面提到的“沃尔夫因而创造了一个新词即Altertumswissenschaft（或译为‘古学’‘古代通学’），以取代传统语文学的‘klassische philologie’这一名称，意为‘古代事物之科学研究’，这个新词遂成为德国古典学更为通行的学名”。
德文“古学”可以对应于英文“Antiquity”。2014年，德国学者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典学家、哲学家尼采的论文集，英文书名为Nietzsche as a Scholar of Antiquity，这里的“Antiquity”（德文Antike）意思是“古代”，即特指古希腊罗马时代。诚如学者所说：“希腊和罗马的‘古代’（Antiquity），与中文语境中的‘古代’有所不同，希腊、罗马的‘古代’下限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476）。”
这种“古学”即古典学：“古典学是一门以研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对古希腊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综合性研究的学问”，“是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考证、校勘、修复、考古、整理、释义等”；“从总体上看，所有这些学科分支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明确的，即古希腊—古罗马两者合一的古代世界”。
刘小枫也指出：“西方的古典学专指古希腊罗马研究，具体在四个方向展开。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研究，具体落实在古籍整理和文本校勘，这是西方古典学的基础；然后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文学和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远不止“三个方面”。）
2．所谓“复兴”
西方古典学的背景是“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或者说，西方文艺复兴的主要形式就是古典学。学者指出：“现代世界的‘精神’源头，却被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复兴。因此，在自我认知的角度上，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后开始的‘启蒙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从当时新兴的‘古典学’追求养分。”
所谓“文艺复兴”，这是约定俗成的汉译，其实很不贴切，因为“renaissance”的字面含义只是“复兴”，并无“文艺”之义；事实上，文艺复兴的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等等。这些文化遗产主要以两种形式流传下来：一是艺术作品；二是经典文本，后者承载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古学”。
（二）西方古典学的宗旨：现代启蒙
关于文艺复兴运动及古典学的宗旨，人们已有种种概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文艺复兴与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 Movement）之间的关系之中。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14-17世纪）、宗教改革（16-17世纪）、启蒙运动（17-18世纪），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这个“一”就是现代性的“启蒙”（enlightenment）。刘小枫曾正确地指出：“按照常见的欧洲文化史分期，文艺复兴接下来是启蒙运动，这两个思想文化运动之间具有内在的连带关系。”这个“连带关系”就是“启蒙”。
当然，“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继续文艺复兴，而是发展和提高了文艺复兴”。但这恰恰表明：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之间的最根本的连续性，就在于“启蒙”。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先声，而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深化与拓展。因此，已有学者指出：“西方酝酿起近代早期启蒙即文艺复兴运动，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的近代启蒙。”
这就是说，文艺复兴的根本宗旨就是启蒙。对此，有学者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启蒙精神”，指出：“文艺复兴启蒙精神意指文艺复兴这一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精神及其历史延续。这一时代精神具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它促进了一种新文化的构建，促进了欧洲主要国家社会制度的转变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
两大思想运动的“启蒙”宗旨的一致性，根本上是人的解放。诚如学者所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至启蒙运动时期是西方人把‘神本主义’逐渐驱除出舞台中心，而把‘人本主义’放到最为显眼位置的一段历史进程”；“这段时期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对于自身位置的觉醒、顿悟以及重新认知的重要时期。”随之而来的是人的理性的觉醒。学者指出：“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现代进程的萌生期，启蒙运动则是现代进程的正式启动”，“两者都以理性为灵魂”。例如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既强调了人文主义精神，又反映出理性对人类认识的重要性，因此被誉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桥梁”。
文艺复兴运动的这个“启蒙”宗旨，也就是古典学的宗旨。事实上，“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并参与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理性启蒙的作用”。
（三）西方古典学的方法：经典诠释
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方法是“经典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即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进行诠释。
人们往往认为，古典学的基本方法是“语文学”（philology）：“古典学所涉及的文献形态众多，包括抄本、口传、铭文、纸草、实物等，研究方法包括考据、释读、鉴赏、编纂等，其核心学问被称为‘语文学’”，“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考证、文字训诂、义理阐发”。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视角看，古典学的方法其实是“经典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classics）：“西方古典学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考查研究的综合学术门类，而其基础就是对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文献的解读和阐释。”正如学者所说：“梳理经典与诠释经典，是所有文艺复兴的两大主题。”例如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之所以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并不在于他的诗歌创作，而在于他对古代经典的不倦搜集，并赋予人文主义精神的诠释。
这里的问题意识在于：对古代经典的推崇，何以能导出现代的精神？这里的机制，就存在于经典诠释学的特性之中。作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这正是经典诠释学的特征。
三、一般古典学的内涵
通过上述“西方古典学”这种特殊的古典学形态，我们可以归纳出普遍的“一般古典学”。所谓“一般古典学”（general classical studies），意指撇开具体古典学如西方古典学的特殊内容而抽象出普遍的“古典学”概念。
（一）一般古典学的对象：轴心文明的复兴
显然，一般古典学就是通过诠释“轴心时代”的经典来进行现代启蒙的学术。上文谈到的“古学”，在西方就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学术、文化；一般地说，它就是西方轴心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指出：“西欧中世纪的思想运动为什么都是以文艺复兴的形式出现呢？‘轴心时代’的概念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轴心时代’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模式、社会的基本结构、政治的基本功用确立的时代”。
众所周知，“轴心时代”（the Axial Period）是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提出的一个学界广为采用的概念。他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古典学正是“一次新的飞跃”：文艺复兴正是“轴心期潜力的苏醒”或“复兴”；它是通过古典学实现的，即“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
显然，“复兴”意味着克服轴心时代“古学”的“断裂”。学者指出：“在西方，古典文明传承的脉络曾经中断，借助古叙利亚人的百年翻译运动，西方文明的火种才得以保存。”在西方，这种“断裂”发生在“中世纪”（the Middle Ages）；因此，“古典学作为一种将自己断代为基督教之前的学科，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异教属性，而其所具有的现代特征（诸如世俗性、科学性和客观性），本质上是来自对神学的反叛”。在中国，轴心时代的“古学”就是先秦学术，而其“断裂”则是帝制时代的学术。当然，这种断裂并非古学的完全消失，而是其精神的丧失。学者指出：“古典语文学的雏形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时期就出现了，但毕竟被中世纪基督教和圣经研究遮蔽了近千年。因此，古典学真正发端于作为近代序幕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所谓“复兴”，就是轴心时代“古学”的复兴。诚如学者所言：“在西欧，古典传统也有所中断。……15世纪的文艺复兴不仅是对罗马文化的重新恢复，其中也伴随着希腊语研究的复兴。大批的学者赴君士坦丁堡搜寻希腊文献手稿，柏拉图的著作开始重新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对希腊文献的研究，无疑为现代古典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一般古典学的宗旨：现代启蒙
一般古典学的宗旨就是启蒙，其核心是前面谈到的“人的解放”，这是“走向现代性”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九位顶级古典学家所著《后古典主义》指出：“尽管古典知识与对经典/古典古代的研究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学科、一种与特定领域和实践绑定的学科，古典学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
确实，古典学虽然研究“古典”，却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这是学界的共识：“西方古典语文学虽以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却并非一门古代学术，而是一门随着人类心智进步而发展的、以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具有现代属性的人文学科”；“那个时代的世界观，是从各种旧的元素中兴起的新元素。一言以蔽之，是现代性本身”。
对此，聂敏里有更为详尽深入的揭示：“古典学作为一门现代新兴学科的现代性质就得到了清晰地挑明，它是现代心灵对古代世界的历史地探究，它服务于现代的思想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典学是一门现代学术。……它并不企图延续古人关于世界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而是通过对古代知识体系的审理来不仅获得对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了解，而且也由此获得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认识，它实际上是现代人通过对古代生活的历史性考察而对自身生活的深刻反省。……这种人的理想从表面上看是古代人，但实际上却是现代的新人；他们从表面上看是古希腊或古罗马城邦中的公民，实际上却是现代城市中的市民。”
理解这种由回归“古代社会生活”来通往“现代社会生活”的奇特思想现象，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视域。这种思想视域的展示，可以参考“生活儒学”：当下的生活作为本源性的“存在”，给出了古今中外的一切“存在者”；因此，“古代社会生活”与“现代社会生活”乃是在当下的生活存在之中“共在”。更通俗地说，“对古代文明的理解，显然无法摆脱现代文明的基本视域”。唯其如此，“古典文明由此成为现代性的奠基神话”，“学者们相信，现代性推崇的核心价值民主、自由和理性是在古典文明中创造的，而且两者一脉相承”。
要之，古典学所涉及的启蒙本质是“古今之变”，即由前现代的观念向现代性的观念的转变：“西方古典学……它在根本上就属于思想的古今之争、古今之变的范畴，而不能再被简单地局限在中西之争、中西之别的狭隘框架内”；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今之争这一历史事件，难免很难透彻理解文艺复兴尤其启蒙运动的性质”。
这里有必要谈谈所谓“现代性批判”“反思启蒙”问题。我曾撰文澄清相关问题。这里简要陈述两点：其一，“反思启蒙”“现代性批判”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而对于中国来说，还不到“后现代状况”。其二，即便在西方，后现代主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否定，恰恰相反，这意味着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未能兑现‘人的解放’的承诺”。
（三）一般古典学的方法：经典诠释
这里存在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艺复兴所复兴的古学，属于前现代的范畴，那么，古学的复兴，为什么竟然能够导向现代性的观念？这是何以可能的？前面关于“生活儒学”思想视域的陈述，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的回答。这里进一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诠释学之中。
文艺复兴的古典学，并非古典本身，而是对古典的诠释。这种诠释，主要表现为“语文学”（philology）：“古典学的核心是古典语文学。毫无疑问，古希腊罗马文献及其语文研究本身是古典学的源头，但是，古典学不是古典文献本身，而是对古典文献和文化的研究。”
具体来说，“古典学原本是一门从事对西方古典时代之二种古典语言，亦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用这二种语言写成的古代文明之经典文本（文献）研究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大致是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后7世纪内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文献”；“它（语文学）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手稿）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的近代语文学”。总之，“作为一门具有话语体系意义的交叉学科，人文语义学强调对经典或说元典的解读与诠释，力图从中寻觅并焕发其历久弥新的价值”。这就是说，语文学其实就是一种诠释学（hermeneutics）；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典诠释学”（hermeneutics），即对经典的诠释。
西方诠释学与上述西方古典学历程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圣经》诠释学；二是以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作为人文学术方法论的一般诠释学；三是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为代表的存在论的“哲学诠释学”。
诠释学的发展逐渐揭示了经典诠释的存在论性质：在诠释活动中，经典生成了新的意义，其实乃是新的经典的生成。具体到古典学，古代的经典在诠释活动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古典”本身，而是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文本。这里更深层的缘由是：不论作为主体的诠释者，还是作为对象的被诠释文本，其实都是由当下的生活所给出的；这种诠释活动本质上是“前主体性诠释”，我称之为“注生我经”，即不论是“我”还是“经”都是由“注”这种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活动所生成的。
四、中国古典学的内涵
真正意义的“中国古典学”（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绝不是现今普遍存在的“（西方）古典学在中国”（classical studies in China），即绝不是在中国境内的西方古典研究，而是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研究。刘小枫说：“建立中国古典学，不可与西方主流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接轨，而是要立足中国古典文明、消弭文史哲分割，自立以传授中西方古典文明为学业的本科建制。”
这里提到“中西方”，意谓“中国古典学”的建制应当包含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内容。这当然不无道理，毕竟“中国文明面临和文艺复兴类似的语境，并抱有同样的复兴理想”；“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文艺复兴在消化和吸纳外来文明、推动古今之变方面具有独特的典范价值，有助于我们自觉地思考中国的文明复兴问题”。
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古典学’学术路径的提出，反映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范式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是在对中国本土知识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之间的张力进行深入反思后重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尝试”，即“传统的‘四部之学’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学术体系下复活，古代文史研究必然要在传统知识资源和现代学术体系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中国古典学’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考量而做出的尝试”。
但是，顾名思义，“中国古典学”的内涵毕竟是“中国”，其对象当然是“中国的”经典。
（一）中国古典学的对象：子学的复兴
学者指出：中国古典学应当“努力回到中华文化的原点即轴心时代”，这里的中华“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经典，就是先秦诸子留下的文本，亦即“子学”。这里所说的“子学”，包括了儒学；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儒家“六艺略”之外的“诸子略”中列入了“儒家”。我同意裘锡圭的判定：“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许多学者持有同样的看法：“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学的认识已形成一定的共识，比如：就研究对象而言，将中国古典学之‘古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汉典籍（经典），认为中国古典学以整理研究先秦典籍为主要对象，这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中国古典学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这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颇为相似”。
这是因为：“古典学的成立其实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即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古代的，而且是从整个历史来说最具有本源性质和典范意义的。古典学成立而且被世世代代推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对象具有垂范千古的启发和本源作用。……吕思勉极深刻冷静地指出：‘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他所谓‘先秦之学’主要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之学。”
当然，诸子的经典本身是对更加古老的经典的诠释。它们都是“前轴心期”的经典，主要是“五经”或“六经”。不过，据我的研究，真正的前轴心期的经典只有“三经”，即《易经》《尚书》和《诗经》。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三经”。
最近，希腊雅典大学古典学系主任帕帕托马斯（Amfilochios Papathomas）教授谈到：“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似的，两种思想都试图分析人类和人类思想在社会中的定位，建立一种哲学态度，以帮助人们跨越代沟，尊重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为类似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说，“东西方古典学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尽管东西方古典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讨人类本质、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思考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比如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思想等，都展现了人类所经历的情感与感受”；因此，“我们应该珍视这些古典遗产中的共同元素”，“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也完全有能力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未来”。
（二）中国古典学的宗旨：中国的启蒙
前面提到的希腊雅典大学古典学系主任帕帕托马斯教授，最近谈到“文艺复兴期间的欧洲，经历了古典学研究的复兴。在这期间，西方文明的古典学研究助力欧洲摆脱了中世纪的桎梏，构建了一个全新且现代的人文社会。我认为，这也是当代人文经典研究的任务与目标。”这里的“当代人文经典研究”，当然也包括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古典学”。
上文谈到，一般古典学的宗旨乃是现代性的启蒙；同理，中国古典学的宗旨也是现代性的启蒙。正因为如此，“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用‘文学复兴’这一词语来构筑中国特有的启蒙话语。他们把政教一元的观念转变为近代形态的同时，将日本福泽谕吉在1870年前后的启蒙话语以及1879年之后的现代化话语作为参考框架，对中国的国家及学术所展开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
这种启蒙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即由前现代的社会及其思想观念转变为现代性的社会及其思想观念。显然，中国古典学的任务，就是以中国轴心时代的“周秦之变”为参照，来探索“古今之变”的道路。
（三）中国古典学的方法：子学经典的诠释
如果说一般古典学的方法是经典诠释，那么，中国古典学的方法就是先秦诸子经典的诠释。有学者说：“可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开展先秦典籍与上古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具备古文字、上古汉语的基本素养，这就如同西方古典学者必须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一样。……西方古典学对古希腊—罗马手稿、抄本、铭刻文献的搜集、校勘、整理以及来源、流传的研究，中国关于古代典籍文献制作、传承、整理、校勘、辨伪、辑佚和阐释等研究，都可归之于‘文本’研究的范围。……中国古典学要从‘文化’这个维度出发，考索先秦典籍产生和流传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最终落实到对上古文明的形成、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释。”这是可以参考的意见。
但是，诚如学者所说：“在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与激发之下，中国学者自20世纪末以来逐渐意识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现代意义的‘中国诠释学’迄今尚未形成。”尽管如此，这些年来，中国一批学者正在积极努力建构“中国诠释学”，乃至与德国“哲学诠释学”相对的、更为中国化和儒学化的“生活儒学诠释学”、“哲学训诂学”，等等。
结语
按照上文所给出的“中国古典学”界定，即通过诠释春秋战国时代的经典来进行现代性的启蒙，那么，虽无“中国古典学”之名，却有中国古典学之实，实质上的中国古典学实践其实早已出现，并一直在发展之中；最近的热潮，只不过是中国古典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新阶段。
（一）中国古典学的历程
此前的实质性的中国古典学，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帝制时代晚期（包括中国历史学中所谓“近代”）；现代（民国时期）；当代。
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古典学，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有学者已指出：“发生在我国明清之际（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的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其产生的背景、形式、内容，都与欧洲十四至十七世纪所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相似。”接下来是清代，尤其“乾嘉学派”：“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就评价乾嘉学术是‘科学的古典学派’”；后来胡适也多次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民国时期的中国古典学，指当时的学者对先秦典籍的现代化诠释。此类成果非常丰富，最典型的例子是胡适开启的“整理国故”运动；他所说的“国故学”，其实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国古典学。梁启超与胡适的古典学实践有所不同：“梁启超对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两个欧洲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性质做出区分，在批评后者将西方的现代发展引向歧途的同时，他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及实践方向作为中国现代发展以及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镜，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对于文艺复兴的启蒙主义化的理解分歧明显。梁启超将清代视做‘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这同样与更为强调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一致性的胡适形成差异。”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现代新儒家对孔孟儒学的重新诠释；现代新儒家的口号“返本开新”，类似文艺复兴的古典学的“复古创新”。
当代的中国古典学，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古典学实践。对此，近期学界已有不少论说，兹不赘述。
上述实质性的中国古典学的不同阶段，在对象、宗旨和方法上是一脉相承的：“发端于文艺复兴的启蒙运动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施加影响并引起积极的回应。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谈话，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定运动不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孤立事件，而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国化出场形态，是启蒙运动路线图的进一步延伸并与之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古典学的前景
中国古典学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里，西方古典学的德国教训值得警鉴：“尽管古代日耳曼人在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中以蛮族身份出现，但这并没有妨害德国‘第三帝国’以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从古典世界中汲取精神养分，赶超英、法，跃居先进国家之列的梦想，既是叔本华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是尼采《悲剧的诞生》的深层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多出哲学家’的通俗观念，其实并没有太多褒义。）‘一战’和‘二战’事实证明，这种通过玄想，从古典世界‘复活’创造另类现代性‘捷径’之结果，是复杂而悲剧性的”；尽管如此，“重新认识古典学并非毫无意义，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而是更好地清理传统对当下的束缚，实现真正的启蒙和现代性”。
综括全文，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总结：一般古典学是一门通过诠释轴心时代的经典来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学术；西方古典学是一门通过诠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来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学术；中国古典学是一门通过诠释春秋战国时代的经典来进行现代性启蒙的学术。
作者：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来源：《泰山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