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中华书局1912”公众号，选自《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戴燕 主编）。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国学”的前提是什么？
我赞成讲国学，但现在讲的“国学”有很多矛盾。首先，“国学”怎样界定？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从来是非正式的历史概念，它不是一个国名。清末学者，如黄遵宪、梁启超等，就已在质疑了，说以前中国只有朝名没有国名，所以提出来要确定一个正式的国名。
“中国”的概念起于何时？学界有争论。比如同样用“二重证据法”，为这个词寻源，胡厚宣以为殷代必已有“中国”意义的称谓，于省吾认为起源于周武王时期。然而相信古文献必有依据的人，如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还是坚持“中国”称名更早，始于夏朝。
人所共知，征服殷朝的周人，自称华夏。华就是花的意思，周朝占领了相传是夏朝中心的河洛地区，凡是经周分封的诸侯国都自称是华夏。不过东周尚未灭亡，好辩的孟子已说相对于夏朝，殷是东夷之人，周是西夷之人，他们都是夷。一九三一年傅斯年作过一篇《夷夏东西说》，就显然根据孟子的说法，推论西夷周是如何自居为“中夏”，而把商朝贬为东夷的。这是篇很有名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被推翻。台湾学者王尔敏也有篇文章讲晚清时候知识分子如何看“中国”这一概念。其实他们是引申一九〇七年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章太炎这篇文章提出“中国”并非只是相对于“四裔”的族名，而且也是“汉土”疆域的名称。
但涉及这一点，章太炎就陷入了一个非常狼狈的境地，虽然《中华民国解》提出了“中华民国”的国名，可是“中国”本来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概念，你把他固定下来，就是指秦汉以后“汉土”的疆域，说这就是中国，其他地方你都不算了？那些边疆民族建立的大小王朝的领土，你都不算了？作为同盟会鼓吹“排满革命”的号手，章太炎为了反清，把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统统都算作外夷，有时代意义，却是反历史的。
这也就是我们讲“国学”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必须确定我们“国”的空间范围。当年谭其骧先生做《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面临这个问题，以哪个“大一统”时代的疆域作为基准？他认为应当以康熙时清朝版图当作历史国的基准，因为康熙时代中央行政的力量一直伸到了比现在广得多的疆域，国土面积较诸沙俄等借军事侵略强占以后的晚清领土大得多，属于真正的统一帝国。但谭其骧先生的提议遭到反对。反对的一个理由，据说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一统，如果说是这样就缩短了中国历史，那是站不住脚的。你去看欧洲，它的近代民族国家分化、组合的自然政治地图，直到十九世纪还在改绘。德国统一在晚清的同治末，美国立国也不过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清亡以前才最终建构完成现在的联邦。比较起来，倘说中国大一统定型于康熙时代，时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岂能说晚？其实康熙时代的版图和元代中国相比已经缩小了。蒙元统治全国九十年，以后它和它的后裔鞑靼、瓦剌等，又在北中国与明朝长期周旋。明代中国史，可说是由明人、蒙古、回回和满洲等共同缔造的，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巨大而悠远的影响，迄今缺乏整合式研究。如果讲国学，要不要考虑到这段历史？
再有，现在不少人将国学解释为孔子和儒学，认为这就是国学的核心。如果你要去跟他理论，他就说是啊，我和你观点不一样。观点么，人人都可以发表，你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我仍然要坚持一条，你既然讲历史，既然讲古文献，你就该守点规矩，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我们国家现在五十六个民族，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没有汉族多，但他们分布的区域，用周恩来的话，就是占中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很多民族或族群是不相信孔夫子的，比如回族、维吾尔族信伊斯兰教，西藏、蒙古信喇嘛教，还有信萨满教或万物有灵的。即便是汉族中间也有一部分保存自己的风俗，对孔子的一套并不真佩服，如闽、台、粤民众信妈祖就远过于信孔子。况且汉族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有它自身形成的历史过程。
大致说来，现在的汉族不是汉朝人。“文革”以前史学界曾有五种课题的争论，叫作“五朵金花”，其中一朵就是“汉民族形成问题”。当然分歧非常之大，但有一点通过讨论变得比较清楚，就是形成时间，在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间。南北朝时，特别是北朝的鲜卑人，分别胡汉，胡人一等，汉人二等，这样慢慢形成一个“汉人”的概念。
但是有的汉族中心论者，好说汉族与古华夏各族类一脉相承，那是非历史的谬说。秦人原是西戎，汉朝统治者是楚蛮，隋唐是我们中世纪中最辉煌的时代，特别是唐朝前期，可称是当时世界的大帝国，但是追究一下王室的血统就知道，虽然杨坚、李世民都声称自己是汉人，可他们的母亲和皇后分明都是鲜卑人的后裔，他们是胡汉混血儿，很多所谓汉晋儒学鼓吹的价值观，在唐人那里都没得到贯彻。在后来的孔孟之徒看来，唐朝宫廷相当混乱，儿子可以把父亲的妾立为皇后，还可以娶自己近亲的姐妹，这些在《礼记》里都规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朱熹说“唐人大有胡气”。也就是说，在汉宋经学家看来是非礼的，在不讲夷夏之辨的统治者的认识中则未必。但你能说它不是国学么？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大讲炎汉盛唐，以它为荣。
而且在中世纪几度民族大迁徙以后，哪还有什么纯种的汉人。说孔子和儒教是国学核心的人，不妨看看山东孔家。山东是个大平原，便于北国骑马的民族驰骋，哪一个边疆族入侵后都在那里待下来，正如欧洲中世纪蛮族入侵罗马帝国造成的情形一样，血统混合，已非齐鲁族类旧貌。据说孔子后裔是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但多年前我仔细研究过孔家的系谱，发现自孔融被曹操灭门以后，所谓孔子嫡系的血统传承疑点极多，即如金宋二朝，南北二孔的血统真假，便混淆不清，以占地利的北孔来说，血统不是屡经中断么？不是已掺入满清皇族的基因么？这很值得如今起劲地续家族系谱的倡导者给出科学论证。
所以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法和那些人讨论“观点”。但是你可以不承认有客观真理，却不能不面对由现状昭示的客观事实。如果讲“国学”，就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 第一，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怎么找一个共识统起来？最好就是尊重民族、信仰、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等的多元性，就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中国人。要讲“国学”，就非得讲这一条，而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
历史上有没有不变的“儒学”？
八十年前周予同先生批判北洋军阀鼓吹“尊孔读经”，已将其称作“僵尸的出祟”。他没有料到，这个僵尸，在八十年后依然“伸出可怖的手爪”。这正是我在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后，仍以为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仍有三版价值的缘由。
周先生反对混讲中世纪儒学，强调西汉中叶以后的经学非儒学，而且经学早有今古文区别。据此，我以为应该认知自汉至清统治学说的历史性，应该着眼于经学的时空连续性，并非时空同一性，因而研究中国经学，必须论从史出，不可以论带史乃至代史，如今之儒学或国学论者的非历史谬说。
中世纪经学的变异非常明白。武帝以后所有的皇帝，他们关心的是统治术，只要你给他提供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这是中国经学传统的一个特色，就是“学随术变”。
仅就孔子在历代的称号来看，就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在汉晋间，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师。到唐太宗时，把周公逐出国子学，将孔子升级为先圣，颜回做了先师。原因就是汉武帝死前托孤，画了周公负成王图赐给霍光，以后僭主如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直到杨坚、李渊，全都自命周公，唐太宗因此很警惕。而颜回是最听老师话的，庄子说他对孔子“亦步亦趋”，因此周孔之道就变成了孔颜之道。唐宋经学更新运动中，孟子升格，又由孔颜之道变成了孔孟之道，王安石变法是转捩点，最终由朱熹完成。到了明初，朱元璋连孔子“往圣”的地位都不能容忍了，只说是先师。孟子更不讨他喜欢，他命人将《孟子》删除八十多章，凡涉嫌冒犯君主独裁的词语全部删光，只因为他想与朱熹攀亲，所以勉强承认朱熹表彰的“亚圣”。可是直到晚明王阳明学派压倒钦定朱学，孔、曾、思、孟的“四书”系统，才由东南扩充到京师，累得满清入主中原以后，用了近百年才扭转意识形态领域内尊王抑朱的态势。
再有一例，就是明清关于忠与孝的解释。孝在晚明已被冲击得很厉害，嘉靖皇帝跟正德皇帝是堂兄弟，继位后，要认生父做本生帝，闹起“大礼议”，死了那么多人，他的孝悌在哪里？到了清朝，满蒙汉八旗无不严分主奴，乾隆干脆明确强调“移孝作忠”。
忠孝忠孝，本来是先讲父子之亲，然后讲君臣之义。乾隆把它颠倒过来，先讲君臣之义，再讲父子之亲。假若忠孝不能两全，可不可以为孝牺牲忠？明朝开始，关于“夺情”的争论就很凶，像张居正那样的权臣，因为没有回家服丧，都被时人攻击。这个问题，在清朝找到了解决方式。康熙时重用李光地，李母去世后他不回去守孝，康熙想了一个办法，表面上是惩罚，命令李光地服丧九个月，但不许回乡，就住在北京。这已是在调和忠与孝的矛盾，要求大臣先要服务于君主。到了乾隆，干脆宣布“移孝作忠”，指示忠孝不能两全，第一位的是忠。
经学“学随术变”，“术”的历史变化非常复杂。自秦至清，所谓大一统，除了蒙元、满清两帝国以外，没有一个中央王朝的统治空间覆盖民国初年曾拥有的全部疆域。除元、清的军事征服外，任何王朝的统治术再高明，也仅能吸引域外诸国朝贡，却不能认藩国为疆土，但你如果讲变化，就不能把它们撇开。比如你要讲北朝的经学，你能撇开鲜卑族那套东西吗？同时代中国宋朝，最多时分裂成了六个国家。疆域的狭小影响到了士人的眼界，比如朱熹的见解狭隘，原因就是他从来就是缩在东南一块。一个人的活动范围，与他的眼界、他的思路、他的看问题的方法有莫大的关系，似当值得史家注意。
“国学”、“国粹”怎样变成国货？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来自日本。
一九〇二年吴汝纶被清廷内定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三个月，把听过的演说，把会见的人物和许多“笔谈”记录，整理成《东游丛录》。书中记有日本教育家古城贞吉的赠言，劝告中国人不要放弃经史百家学问，因为欧西诸国学堂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国学”。这是我看到的在中国人公开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
“国学”一词为中国人所用也是在一九〇二年，出现在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当时梁启超与章太炎想办《国学报》，将筹划纲目寄给在梅州的黄遵宪，希望他一起编辑。章、梁在日本策划此事的经过与纲目内容，均不详，仅见于黄遵宪这封反对办《国学报》、反对在中国提倡国粹的长信。
他反对的理由之一，就是中日情况不一样。日本人自己的旧东西太少，没有“日本学”，开始是崇拜隋唐，“举国趋而东”，后来又膜拜欧美，“举国趋而西”，东奔西逐，如醉如梦，等到明治维新强大了，才发现自己身居“亡何有之乡”，所以要讲“国粹”。它的国粹就是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加上从隋唐吸取的汉文化。黄遵宪说中国不是没有旧东西，“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他和梁启超不一样，梁启超要学明治维新，先破后立，先把旧东西赶光，然后接受新东西。黄遵宪恰好相反，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先立后破，不管旧的东西，先全部接受西学，等自己强大了再去清理旧的东西。
中国人开始讲“国粹”是在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第一句话就是“上天以国粹付余”，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然后，他的一批同情者在上海组成了国学保存会，一九〇五年初出版《国粹学报》，一直到辛亥革命才停刊。这群人奉章太炎为精神领袖，论调基本和他一致： 第一，始终坚持排满。第二，宣传文学复古，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译名。这也是章太炎提出来的，他说意大利的中兴就在于文学复古，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路。第三，看来很荒唐，但还没有在科学上被推翻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刘师培、邓实他们都曾在《国粹学报》发表文章“思祖国”，说我的祖国在哪里，就在古巴比伦那个地方。因为章太炎等人不承认满洲君主解释的孔孟道统，所以追溯华夏的来源，将神农、黄帝都说成来自西方的文明表征，而暗喻满人也属于土著的野蛮人。
一九〇七年七月，章太炎出狱到东京，在留学生欢迎大会上说，现在是排满革命的实行阶段，有两件事最重要： 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自己解释说，建立宗教，孔教、基督教是不能用的，因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戕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这一点应得今日儒教论者正面回应，躲闪是不行的。基督教呢？它不是叫你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西帝”。但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信仰，否则它的道德、伦理就没有尺度，他认为最能为大众接受的是佛教，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很合废君权、复民权的要求，但佛教中也有许多的“微虫霉菌”，所以一定要好好改造。章太炎特别热心跟印度等东亚南亚积弱民族联合，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约章提出：“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可知反帝口号，早在民国前五年便由章太炎等提出了。章太炎还主张亚洲各个被压迫民族，各自发扬其国粹，搞成一个信仰体系，在其中和谐共处。当然，这至今仍属空想。
于是，他要“保存国粹”，解释也很分明，宣称保存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什么是汉种的历史？也不是“二十四史”。他说第一是语言文字，第二是典章制度，第三是表征民族精神的人物事宜。可知当年章太炎他们把“国学”、“国粹”这些概念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改造成中国化的东西，目的是要“激动种性”，种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遗传性，他们说中国有好的传统，就是被满清压制了。当然，他所谓的排满只是在当时形势下的一个对策，所以辛亥革命刚起来，章太炎和孙中山就不约而同声明排满是要倒掉满清腐败专制，决不排斥满人，新建的中华民国，提倡“五族共和”，而中华民国最早的国旗就是五色旗，代表五个民族，汉、满、蒙、回、藏。民主共和的先驱者，眼界总比他们的不肖子孙开阔，由《民报》、《国粹学报》及同时代数不清的革命刊物宣扬的“国粹”论的实际内容和整体取向，已有历史的明证。
如何才能自由讨论？
如所周知，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十六字纲领的前八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照抄元末造反派领袖之一朱元璋的“北伐檄文”（1367）。孙中山没有做成朱元璋，充当民国首任临时总统仅三个月，便被袁世凯取代了，但这个首届民国政府，却给由袁世凯到蒋介石的历届军阀政府，留下一个大麻烦，即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章太炎同为光复会名誉首领的蔡元培主持下，立法取消全国学校“尊孔读经”。从此直到后来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恢复尊孔读经，始终被拥护民主人权的学者斥作复辟专制的前奏。（参看周予同《僵尸的出祟》，1926年）
同样如所周知，七十年前吴晗的《朱元璋传》（原题《从僧钵到皇权》），揭露朱元璋由流氓而成开国皇帝的历史过程，是怎样引起即将进京的未来领袖不悦的。
现在说的“国学”，其实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那一套。按照皇帝的意志来规定孔孟之道该如何解释，由皇帝规定经典该怎么解释，由皇帝规定该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算我忠实的臣民。事实上，由最高统治者规定的“孔孟之道”，已经不是真正的孔学或孟学。我讲经学史时有人质疑，说经学史能这样讲吗？我说可以，因为我首先给了一个定义，那就是中国的经学不是孔学，也不是泛称的儒学，它是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规定的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确立的一套东西，只有国家承认的才叫“经”，只有国家承认的标准解释才叫“传”，所以我说“经学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
孔子及其学说的命运，从进入中世纪就非常不妙。秦皇扫六合，孔子的徒子徒孙也告别在野状态进入体制内，成为七十“博士”的一部分。但他们依然按照在野时的状态行事，就造成了私学与国家意识形态间的冲突。秦皇反战国百家，根源就是一统天下之时，私家学说必须让位于国家意识形态，“今圣”只能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圣人的，除了在位皇帝以外，只能是死去的往圣，而且这个往圣还必须得到今圣的肯定。
后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也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而非学术讨论的选择。武帝本人最有兴趣的是“君人南面之术”，而不是儒家某派的义理。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里，只有一次向学者询问过《尚书》一篇解释，另外主持公羊、穀梁两派的辩论，却上了狡黠的董仲舒、公孙弘的当，误认《公羊春秋》才是孔子《春秋》的唯一解释。但他对孔子的价值判断很明确，孔子只能是素王，来到人间是为三百年后的圣人刘邦预创一部宪法，证明这个无赖皇帝及其子孙享有“天意”，因而其王朝统治永远合法、合理。可怜的孔子，此后两千年，只能听凭历代大小王朝的君主、僭主和他们的辩护士，用种种白粉红粉，涂抹成先知、神巫或小丑，哪个是真的孔子？
“五四”以来，不断在提倡国学和废除国学间摇摆反复，并且时常把国学的核心定义成孔学和儒教。一个世纪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时而尊孔时而反孔，这正是自近代开始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反映。一谈及国学，孔子或穿着“古衣冠”，或穿着“中山装”，而今不知穿上什么装，就要依照不同的“术”，做出各种不同的姿态。看来，我们总改不了陈云早就指责过的“唯上”习惯，总把权力混同于真理，说假话，乃至借机钻营，已成学界风气。如果改不掉这种劣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