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德：在汉字里安身

中国文化对胡志德始终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以他愿意致力为东西文明对话作注脚。

在上海报业集团43楼接受专访，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站在落地窗边，对周边的方位、历史建筑了然于胸。在上海居住过四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作为汉学家，他对中文用词自然是讲究的。因为手指关节发炎，他口述，请夫人明凤英代劳写下：“我喜欢上海，希望上海继续作为世界大都市的典范。”第一次，夫人写成了“成为”，他很严肃地纠正，是“作为”。夫人写了两遍，他才接过笔，有些困难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个介词里，藏着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上海不是等待蜕变的蛹，而是早已破茧的蝶，在全球视野下的时空里，优雅地挥动翅膀。

始于香港

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语言文化系的荣休教授，胡志德的学术生涯始于一场由三个名字串起的命运迁徙：父亲、旧书店老板、钱锺书。

在胡志德9岁那年，父亲服务的航空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于是，身为飞行员的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美食、地理甚至包括听不懂的广东话，都让胡志德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加州后，循着自己的兴趣，在大学读了一年汉语速成班后，当他带着初生牛犊的勇气叩开台湾大学美国汉语中心的门，才发现整栋楼里只有两三个西方面孔——生存般的语言困境，让每个汉字都成了必须攻克的堡垒。研究生如愿选了亚洲学，可研究方向却一直定不下来。那时，胡志德开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感兴趣，但鲁迅、茅盾等作家都有很多人在研究，“赛道”太拥挤了。

研二那年，拿着父亲的飞行员家属免费机票，胡志德回到香港过暑假。命运的伏笔埋在湾仔街角的“博文书局”，门楣上的店招小得像句秘语，推门而入时，旧纸与樟脑的气息扑面而来。老板是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轻人，姓王。店面虽小，但老板选书的品位却相当不俗，攀谈之下，王老板转身从书架上找出了一本钱锺书的《围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首版，纸页间浮动着半个世纪前的油墨香。“这本与众不同。”王老板这句简单的推介，或许是命运最温柔的推手。在学校，胡志德读过夏志清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书中对《围城》有着很高的评价。

但那时，胡志德对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翻开这本封面泛黄的原作，才知夏志清所言非虚，当下就觉得十分喜欢。“之后，与王老板断断续续见过几次，有一年再回湾仔，却再也找不到‘博文书局’。那时的通信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自此与王老板失去了联络。但至今，我心里都很感激他。”

敬于锺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浪潮中，钱锺书当然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他既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大师级学者。1977年，胡志德在斯坦福完成了自己以钱锺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传统性的革新：钱锺书与中国现代文学》，那时候，一手材料并不多，胡志德便跑去香港、台湾采访了钱锺书不同时期在清华和牛津的师友来丰富内容。而这篇论文也成了西方世界最早研究钱锺书的论文之一。

与钱锺书的初见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春日讲堂。

钱锺书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摄于1979年4月

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得到消息，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的小伙子特意从加拿大飞回美国，参加了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见面会。终于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偶像，胡志德回忆：“我几乎不敢说话，觉得钱先生不光中文厉害，连英语都比我好，甚至还能说地道的法语；虽已届69岁，钱先生风度依然很好，思维敏捷，回答问题简洁而睿智。”

1982年，胡志德去北京，事先托人将自己即将出版的《钱锺书传》的书稿送了一份给钱锺书。杨绛先生端来茉莉花茶，钱锺书就着书稿上的批注侃侃而谈，窗外的槐花香混着墨香，这一回，在东四胡同头条1号的家中，钱锺书与杨绛接待了这位已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的美国年轻学者。同年，胡志德所著的这本《钱锺书传》列入著名的Twayne传记丛书正式出版，被学术界认定为西方世界第一本全面综论钱锺书创作与学术的著作。

尽管胡志德此后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道路，转而研究中国晚期思想，但间接推动了胡志德学术转型的依然是钱锺书。因为写《钱锺书传》，胡志德关注到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其中钱锺书先生对古典诗词的精妙阐释，如同在混沌中劈开一道光，让胡志德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萌发兴趣并逐渐由此关注到了中国晚清的历史。

终于热爱

自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如惊涛拍岸，在中国思想界激起千层浪，这一命题跨越数个世纪。上世纪90年代初，胡志德在历史的长河中溯流而上，将目光聚焦于王国维、严复等晚清知识分子，那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挣扎的时代。1895年后，中国思想界惊觉，面对帝国主义环伺的西方，曾经“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构想，如同虚幻的泡影，在现实的浪潮中破碎。在胡志德的学术世界里，严复是一颗被岁月蒙尘的明珠，他既高呼“鼓民力、开民智”，又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对一味学习西方而丢失本民族“国种特性”，会造成“鱼之离水而处空”的前景忧心忡忡。

2013年，在台湾与年轻学者们在一起

而同时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里，来自中国台湾的留学生大多追随李欧梵的脚步，在学术的海洋中探索。明眸善睐，说话轻轻柔柔的明凤英恰好关注的也是晚清史。后来李欧梵去了哈佛，明凤英也跟过去写博士论文，而胡志德则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了李欧梵的教职。早在上世纪70年代，胡志德在斯坦福攻读研究生时，李欧梵已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四处应征教职，彼时的胡志德，满心期待能有这样一位良师引领自己前行。因为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共同的学术课题，明凤英受李欧梵关照，也常请教胡志德。

李欧梵（左下）李子玉（右下）明凤英（左上）胡志德（右上）摄于上世纪90年代

上海图书馆保存了全国最全的关于晚清的一手材料，上世纪90年代，胡志德和明凤英到上海查资料，就住在步行可至的高安路上一家叫“图安”的小旅舍，在这里，他们时常与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晚清史研究者相遇，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也正是那段时间，让胡志德不仅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也与明凤英渐生情愫。而胡志德送给明凤英的定情信物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语大词典》。

对于儿子最终成了一名汉学家，胡志德的父母都觉得这是件很酷的事情。他们曾打趣儿子“眼里只有中国女孩”，胡志德则理直气壮地表示，中国人确实好呀，勤奋、重友情、灵光、有斗志、会存钱还会算账……只是自己的三个中美混血的孩子虽然前前后后都送到上海留学，但没有人和他有同样的志趣，让胡志德多少有点遗憾。

带加州大学校友团看上海

明凤英笑称丈夫是“被汉字磁化的人”，无论是街头的路牌还是菜单的边角，只要有方块字，他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黏上去。从加州大学退休后，胡志德受聘做了国内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作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已参与了两次北大、清华对于助理教授的评定。“我看好中国40岁左右的这一代学人，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有很多突破前人研究成果的发现。”他正着手把北大一些研究鲁迅的论文翻译成英语，“他们让我改变了以前的观念，二手素材也可以是很有价值的。”在美国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晨起散步、翻译、写东西；早餐酸奶，中午三明治，晚上吃明凤英煮的中式饭菜。晚饭前的闲暇时光，他会自己动手调一杯鸡尾酒，读狄更斯或哈代，或把家里随手可以拿到的汉语辞典当小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