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两人走路时相撞，调解后后者赔偿7万的案例引发关注。5月8日，潇湘晨报记者搜索发现，青岛中院微信公众号在去年11月曾公布此案例。
某日，甲与乙在李沧区某人行道上一前一后同向而行，甲在前行走时接听电话，期间突然转身往回走，后面的乙没有来得及躲闪，二人相撞，甲当场倒地，后经检查右股骨胫创伤性骨折。二人就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甲诉至法院。法官详细梳理案件细节，并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甲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为十级伤残，又因甲年近60，该次骨折对其身体的影响程度较大，故其请求判令乙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88845.16元。
双方在事故发生后进行过协商，但都觉得自己很冤枉，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故都是带着怨气来到法院，甲认为自己是因乙碰撞而造成的骨折，乙应当赔偿；乙认为如果不是甲突然掉头二人不会撞上，所以甲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
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情绪安抚，并调取了当天小区门口的监控记录，从情理及法理两方面给双方进行分析解释，告知双方都有责任，甲虽受伤，但在前方无突发情况的状态下突然转身向回走，对于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过错；乙存在未保持安全距离的过错，系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经多次电话及当面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由乙赔偿甲70000元，双方对该结果都表示满意，案件圆满化解。
一位老人在人行道上接听电话时突然转身，与后方行人相撞致右股骨胫骨折，索赔18万元后经法院调解获赔7万元。这一判决引发公众激烈争议：“行人之间难道也要保持‘安全距离’？”“转身需提前打转向灯？”事件背后，折射出法律逻辑与公众认知的错位，更暴露出社会治理中规则模糊与道德焦虑的深层矛盾。
根据法院认定，老人甲因“突然转身”承担主要责任（70%），行人乙因“未保持安全距离”承担次要责任（30%），最终调解赔偿7万元。这一结论看似符合《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原则”，但法律依据却存在明显争议：
一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仅禁止行人横穿机动车道时的“突然折返”，但未规定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或转身行为的法律责任。法官参照机动车事故责任划分逻辑，将行人互动强行纳入“过错比例”框架，实为法律空白下的“造法”尝试。
二是行人密集的城市街道，尤其在接打电话、避让障碍物等场景下，“安全距离”难以量化。若以此为标准，行人每一步都可能成为“潜在被告”——正如网友调侃：“以后走路得装后视镜，转身前先鸣笛示意。”
此案最吊诡之处在于，受伤者（老人）因自身行为被判定为主要责任人，而看似“无辜”的撞人者（乙）却需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反转挑战了公众的朴素正义观：过去类似案件中，“伤者为大”的思维常导致责任偏向弱势方（如“扶不扶”事件）。此案却反其道而行，看似进步，实则引发新的困惑，若弱势方因自身过错受伤，是否仍能获得赔偿？法律如何在保护伤者与惩戒过错间平衡？
乙的次要责任认定，本质上是对“合理注意义务”的扩大解释。然而，要求行人对前方人员“异常动态”时刻保持警觉，近乎苛求。正如退休交警所言：“行人非司机，无法预判所有突发动作。”
此案判决引发的舆论反弹，远超个案范畴，直指公众对规则不确定性的集体焦虑：若转身、停步、接电话等日常行为都可能成为“过错”，行人将陷入过度自我审查。社交媒体上，“如何证明自己正常行走”的段子刷屏，折射出公众对行为自由被压缩的担忧。
当法律裁判与公众常识出现鸿沟，规则的解释权便面临质疑。有网友尖锐指出：“机动车突然变道全责，行人突然转身却只担70%，逻辑何在？”对比高速公路行人违规案例（如行人故意撞车自杀，司机无责），责任划分标准的不统一进一步削弱司法权威。
要化解此类争议，需从规则完善做起，可借鉴《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行人应避免突然加速、急停、转向等妨碍他人的行为”等条款，在地方立法中明确行人互动的基本义务。要区分“故意”与“过失”：若行人因接打电话、分心导致突然动作，可参照“分心驾驶”理念，纳入过错评价体系。
这起行人相撞案，暴露出城市化进程中规则滞后于现实的尖锐矛盾。当法律试图用机动车时代的责任框架约束步行行为时，其引发的不仅是“人人自危”的恐惧，更是对公共空间伦理的深层挑战。未来的治理，需在规则明晰与人性化考量之间找到平衡，须知，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行走的被告”，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安心迈出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