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末，在陕西安吴堡的青年培训班中，相关的工作人员忽然收到了一批金条捐款，这笔捐款数目不小，惊动了当时许多青训班的负责人，而捐出这笔钱的，不是什么海外侨商，就是部队中的革命同志，她的名字叫做李白蕾。
也是这一次捐款，让很多同志知道，这位涪陵首富之女，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李白蕾，原名王德琼，1918年2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涪陵。她的父亲王清玺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与胡适、朱经农同窗，学识渊博，而她的母亲余崇义毕业于成都益州女子中学，温婉贤淑。
王氏家族在涪陵拥有耕地、山林、盐号、钱庄，被誉为“涪陵首富”。
李白蕾作为家中长女，童年生活如锦缎般舒适，她身着丝绸衣裳，居住在雕梁画栋的府第，钟鸣鼎食，备受宠爱。但富裕的家境并未让她漠视苦难，反而让她看到幸福生活的另一面人间真相，那就是数不尽的可怜之人。
每次出门，她总是将零花钱分给街头的乞儿，眼中也流露出怜悯的色彩。
1930年，李白蕾考入成都师大女附中。
因为她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乐于助人。她为贫困同学购买文具，组织课后读书会，分享家中带来的书籍，深受同学喜爱，1933年，她进入成都县立中学高中女二班继续学习。
一直到1936年9月5日，这一天，一个行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当时15岁的李白蕾与杨汇川、刘承慧、蔡嗣贞等人发起“九五读书会”，在杨芳毓的公馆内聚会。
他们阅读《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讨论国家危亡，吸引了众多青年加入，而何郝炬在《霜天晓月》中回忆：
“杨汇川主持读书会，客厅宽敞，李白蕾慷慨陈词，点燃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每周活动一次，她鼓励大家走上街头宣传抗日。”
此话一出，当时的人民群众特别喜欢巾帼英雄，而群众的掌声也让她更加坚定，同年七八月，她与杨汇川、张黎群、萧泽宽等人召开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30多名青年齐聚杨芳毓公馆，誓言为抗战贡献青春。
李白蕾阅读进步书籍，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
她在日记中写道：
“国难当头，青年当挺身而出。”
也是这一信念，促使她放弃四川大学的录取机会，告别舒适的家庭，投身革命洪流。
她的选择，源于对理想的执着，当她要离开家前往延安的时候，她的父母第一时间沉默了。
可是知道她人生志向的父母亲，没有阻止她，出发那天，她的母亲余崇义站在庭院中，眼中满是不舍，手指轻颤地从木匣中取出一根金条，缠在李白蕾的左臂上，又递上一包首饰，低语叮嘱：
“蕾儿，外面战乱，你带上这些，总能应急。”
父亲王清玺从书房走出，目光沉稳地说：
“国家危难，你要去延安，爹支持你，但路上要小心。”
李白蕾接过金条，感受到臂间的微凉，她望向父母，坚定地说：
“爹，娘，我会把这些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句话，成为了李白蕾的承诺。
1937年12月，李白蕾与张黎群、廖学贵、詹德安离开成都，辗转抵达陕西。
到了陕西之后，他们进入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接受革命启蒙。安吴堡是一座清末商妇吴夫人的大宅，校址坐落在柏树林间，环境简朴而肃穆。而这个训练班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担任名誉主任，冯文彬为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教师多来自抗大和中央党校。
这些青年们所接受的课程涵盖政治常识、游击战争、统一战线，旨在培养抗日青年。
李白蕾在青训班刻苦学习。
清晨，她在柏树林中朗读教材，松针的清香萦绕鼻间，夜晚，她与张黎群、廖学贵围坐讨论，分享理想。
在一次课上，朱德亲临讲堂，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辛，朱德的到来，让所有同学欢呼雀跃，那一节课，李白蕾的笔记本上记录得密密麻麻，眼中闪着敬仰，
冯文彬在总结会上说：
“王德琼同学以行动诠释信仰，是青训班的榜样。”
担任着毛主席秘书的胡乔木也鼓励她：
“白蕾，你的热情会成为革命的火种。”
1938年2月，李白蕾从青训班结业，进入延安陕北公学深造。
在陕北公学，李白蕾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她在窑洞教室中抄写笔记，油灯摇曳，映照着她的专注。她参与时事辩论，分析抗战形势，与张黎群切磋观点。
1938年4月24日，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时声音铿锵。
同年7月，她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军事理论与实践。她在操场上练习射击，汗水浸湿布衣，已经成为了一名革命人才。
1938年至1942年，李白蕾化名黎虹，在四川成都、夹江、乐山、涪陵从事地下工作，她联络进步青年，传播抗日思想，用金条换取经费，资助地下电台设备，支援贫困同志，她曾在涪陵的茶肆中与同志接头，低声传递情报，为当地的组织和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冬，李白蕾凭借出色的写作能力和地下工作经验，接到周总理的亲自点名，调往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工作。
而红岩村位于重庆市郊大有农场的西北坡，一幢深灰色三层大楼掩映在绿树间。
一楼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二楼右翼为周总理、邓颖超的住所，左翼为宣传部办公室，三楼为机要科与秘密电台。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严密监视，白色恐怖笼罩，同志们时刻保持警惕。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白蕾内心非常淡定，她在宣传部长许涤新的领导下，负责报纸摘抄。她每天清晨来到二楼办公室，窗外晨雾未散，她摊开《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等十余份报纸，仔细阅读，摘录重要信息。
她用钢笔在纸上勾画，字迹工整，分析精准。她将摘抄内容交给许涤新审阅，打印后送至周总理、董必武、王若飞案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许涤新称赞她：
“白蕾的摘抄简明，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参考。”
董必武翻阅摘抄时说：
“白蕾同志细致，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周总理也在批阅时点头表扬：
“白蕾是宣传部的得力助手。”
在这里，有一件让李白蕾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每天在红岩村的幼儿园，看着孩子们学习，看着他们成长，她自己的孩子，也在这里学习。
红岩村的幼儿园由邓颖超主持建立，收留同志们的子女，李白蕾偶尔值班，陪孩子们玩耍。她教他们唱儿歌，讲抗战故事，孩子们围着她笑闹。
时间来到1945年8月，毛主席亲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得知毛主席到来，红岩村的工作人员们非常开心，于是在红岩小礼堂常举行简朴舞会，以缓解毛主席的疲劳。
毛主席得知同志们的热情后，来参加了这一次欢迎会，看到李白蕾的时候，毛主席知道这位同志所做的一系列事情，于是亲切询问：
“白蕾同志，你多大年纪？家乡在哪里？参加过什么组织？”
她从容回答：
“我19岁参加革命，来自四川涪陵，加入过救国联合会。”
听到她的回答，毛主席连连点头，鼓励道：
“好，青年要有文化，继续为革命努力。”
听到毛主席的这句话，李白蕾心潮澎湃，这一瞬间令她终生难忘。
1946年初，李白蕾结束红岩工作，前往南京参与《新华日报》南京版筹备。同年7月，国共关系恶化，内战一触即发。周总理安排她与腾代远、龙飞虎乘机抵达苏北淮阴。
但是在9月的时候，她生下三女儿雪崴，可是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她没有别的办法，在产后第四天，因为战局紧张，她带着5岁的雪萝和襁褓中的雪崴，随部队转移至山东。
在山东战场，炮火隆隆，部队化整为零。
李白蕾担任山东《大众日报》小后方支部书记，带领后方支队转移。支队包括文职人员、记者、干部家属，共20余人，多为老弱病号。她们辗转苏北、山东，风餐露宿。
1947年4月，李白蕾率队前往鲁中沂南小安子庄休整。村庄的土墙低矮，夜风夹杂着硝烟，她与潘子义商讨路线，确保队伍安全，不久后，她带队北上沂北县大诸葛，与恽逸群会合。恽逸群见到她，感叹：
“白蕾，你把队伍带得这么好，真不简单。”
行军途中，因为物资匮乏，暖水瓶被打碎，孩子们连开水都喝不上。有人生病，无药可医，面对这样的情况，李白蕾身先士卒，分配房屋时，她优先安排年老体弱者和带孩子的同志，自己与雪萝、雪崴住破旧的土屋，屋顶漏风，寒气刺骨。
偶尔有前方送来的奶粉、蛋粉或绒毯，她全部分给他人，自己分毫不要。
李白蕾还带头学习，阅读解放区报纸，分析战局，她指导工农干部为壁报投稿，修改他们的稿件，鼓励他们用朴实的话语记录抗战见闻。警卫班的红军老战士也在她的带动下学写作，字迹歪斜却充满真情。在半年多的转移中，后方支队无一人伤亡。
李白蕾因此立下中功，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
晚年，她参与《周恩来年谱》编纂，与邓颖超重逢时，邓颖超握着她的手说：
“白蕾，你一直是党的好女儿。”
李白蕾的一生，永远不忘记父母对她的叮嘱，不仅把金条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同样把她人生有限的光阴，完成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伟大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