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通史译丛”是一套以民族语言撰写的各国历史文献译丛，《坦桑尼亚人斗争史》为其中一种，由坦桑尼亚学者马蓬达以斯瓦希里语撰写，从人类起源的奥杜瓦伊文化遗址谈起，完整呈现坦桑尼亚社会发展脉络，系统梳理了坦桑尼亚从远古文明到国家独立的完整历程。本书以本土语言书写，真实保留了历史细节与文化特质，为全球史研究补充了不可或缺的非洲视角。
《坦桑尼亚人斗争史》
[坦桑] H．马蓬达 著
魏媛媛 孔元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5682-2
79.80元
《坦桑尼亚人斗争史》是非洲本土学者使用本土民族语言书写的民族历史，一共八章，分别为:奥杜瓦伊和人类历史，社会发展，前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社会，帝国主义和阿拉伯人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和德国人在坦桑尼亚大陆的殖民统治，英国的殖民统治，坦盟领导下的独立战争，坦桑尼亚岛部地区的解放。作者马蓬达尝试为历史的写作和教学构建新的视角。他重新审视了坦桑尼亚人与殖民主义的斗争史，然而本书并不局限于批判殖民主义，他为重新书写坦桑尼亚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者简介
H. 马蓬达（H. Mapunda，1932年8月29日—2002年8月12日），坦桑尼亚历史学家。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获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亲自拨穗，由此结缘。后与尼雷尔在坦盟（1977年改组为革命党）长期共事，历任坦盟学院（现尼雷尔纪念学院）教师及校长。代表作为斯瓦希里语史学著作《非洲人斗争史》（1976）与《坦桑尼亚人斗争史》（1979）。
译者简介
魏媛媛，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斯瓦希里语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斯瓦希里语语言文学及东非历史文化。已发表《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非洲节点重要性的再思考》《斯瓦希里文化史研究综述》《坦桑尼亚国语政策研究》等论文，出版教材《斯瓦希里语入门（上、下）》，参编《汉语小词典（斯瓦希里语版）》等工具书。
孔元，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斯瓦希里语专业文学学士，入选教育部“国家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专项计划（2018-2021）”，完成科摩罗语方向师资硕士学位研修。现为科摩罗国立大学科摩罗历史与文明专业硕士研究生。
目 录
序言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奥杜瓦伊与人类简史
第二章 社会发展历程
一、 农耕文化与冶铁技术
二、 社会制度
（一） 原始社会
（二） 奴隶社会
（三） 封建制度
（四） 资本主义制度
（五） 乌贾马社会主义制度
第三章 前殖民时期的坦桑尼亚社会
一、 社会规模的扩大
（一） 班图人
（二） 科伊桑人
（三） 尼罗人：1300至1500年
（四） 库希特人
二、 坦桑尼亚的社会制度
三、 外来影响
第四章 资本主义与亚洲殖民者
一、 奴隶贸易
二、 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和英国人
三、 桑给巴尔的封建制度
四、 桑给巴尔的政党
第五章 德国在坦桑尼亚大陆的殖民统治
一、 德国殖民统治之前
二、 坦桑尼亚人民对德国殖民者的反抗
第六章 英国殖民统治
一、 作为托管地的坦桑尼亚大陆
二、 间接统治中的传教士
三、 坦盟成立之前人民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抗
（一） 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七章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的独立运动
一、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诞生
二、 坦盟的组织结构（1954—1961）
三、 1954年坦盟的宗旨
四、 坦盟的发展壮大
五、 走向独立
（一） 收买人心
（二） 集会禁令与关停坦盟党支部
（三） 殖民者与三级种族议会制
（四） 1954—1961年间的本土殖民官员与坦盟
（五） 反对党
（六） 1958年塔波拉大会
（七） 修改宪章
（八） 1958—1959年首次大选
（九） 组建内阁
（十） 责任政府
（十一） 1959年5月组建的拉梅奇委员会
（十二） 1960年第二次大选
（十三） 1960年组建的内阁
（十四） 独立的到来
（十五） 欢庆独立
第八章 坦桑尼亚岛屿地区民族独立运动
一、 统一运动
（一） 第一次选举
（二） 1961年1月第二次选举
（三） 1961年6月第三次选举
二、 从假独立到真联合
（一） 革命委员会
（二） 帝国主义者未得逞之阴谋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从书序
文｜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
一
欧洲自基督教史学产生起，形成了宏观人类史的编纂传统。17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普世史”“世界史”“通史”等宏观世界史著作贯穿于西方史学之中。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职业历史学的产生，欧洲史学开始依赖档案资料和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史由此兴盛起来。20世纪上半叶，尽管像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历史研究》得以出版，但这些历史著作大多存在两个局限：一是以欧洲史为中心；二是将各地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缺乏相互联系。
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由于欧洲成功地塑造了现代知识体系，特别是成功地向非欧洲国家实现了“文明传教”，非西方的历史叙事也开始向欧洲人的叙事方式靠拢，开始符合统一的“文明”标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历史研究法也被认为是普适性的历史学，被全世界当成了历史发展的尺度。随着欧洲和美国对全球秩序的主导，非西方社会开始认可这种秩序，同样也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编织进民族国家与文明进步的故事中。在这里，以往被非西方的历史学家看作是对历史思维现代化的贡献，变成了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霸权思想。传统的历史观念往往以进化论的时间观、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现实分割，以及统一的历史叙事为核心。在许多国家，一种经过简化的世界历史被用作衡量和评估每个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准。历史进程通常被解释为内部因素的结果，进步被认为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而进步的缺失则被归因于内部的障碍和限制。由于权力的不对称性，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唯一的叙事方式，也不意味着它没有受到批评。早在1902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便借由日本的世界史翻译和书写很快地意识到西方“世界史”的缺陷：“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两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国、俄国而亦不载，他更无论矣”；他批判“以欧罗巴史而冒世界史、万国史之名者”。
二
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的著作《西方的兴起：世界的共同体》该版本包含麦克尼尔亲自撰写的《致中国读者》，其翻译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出版，被广泛认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起点。麦克尼尔试图通过考察各大文明之间的互动，特别是西方文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进程，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从全球视角看待历史，而不仅仅是从欧洲或西方的视角。它为后来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灵感。自20世纪70年代起，“新世界史”在美国的研究和教学中得到了发展，并在80年代末成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中国。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包含了以下几个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重新定义了历史研究的视角，还推动了历史学科的跨学科整合与发展。
第一，是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往的历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而全球史则打破了这一界限。它以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强调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全球性以及相互关联性。这种方法使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现象，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或文化的视角。
第二，是强调国别历史事件背后的相互关联性。全球史注重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进行理解和考察，从而不再孤立地看待各种历史事件，而是将其作为更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通过这种整体视角，研究者能够揭示历史背后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和互动模式。同时，全球史强调历史的互动性，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由多方参与的互动网络中。不同文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被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观念下，历史的主体不再单一，而是由多个互动者共同构成，彼此互为主体。
第三，是去除各种中心主义。全球史积极颠覆自17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主张从多元文化和多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它反对将西方历史视为全球历史的主线，倡导研究和承认其他地区和文化对全球历史发展的贡献，从而构建一种更为平衡和公正的全球历史观。
因此，全球史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研究传统，强调跨文化现象及其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它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互动网络，揭示多方互动对历史发展的关键作用；它反对中心主义，倡导多元文化和多中心的历史观，构建更平衡和公正的全球历史叙述。
三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从民族史向全球史的转向，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当今的历史学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并且全球帝国史、战争史以及经济史的关联性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存在，更不可能单独决定其自身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史的学者开始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以克服知识结构的碎片化。当今的全球史研究不仅限于历史学科，还广泛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方法与成果。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使全球史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分析深度，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体现出极大的学术活力。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够更加全面和多维地理解历史现象，从而推动历史学科的创新与进步。
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尼斯贝特（Richard Eugene Nisbett, 1941—）的观点，希腊人相信世界的稳定性，他们用分析的、原子主义的术语，亦即从固定的属性或性格方面来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他们把研究对象看作是离散的、与环境分离的；他们把事件看作是以线性方式运动的，并且能够人为地予以控制……凡此种种，都是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而对于中国人来讲：
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不管世界是由原子构成还是由在希腊争论过的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
尼斯贝特通过自己的实验也证明了，亚洲人看大局，看对象与环境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在视觉上很难将物体与环境分开；西方人专注于对象而轻视整体的环境，他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和环境中的关系比亚洲人少：“中国人关注的是更广阔范围的事件；研究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认为不了解整体就不可能理解局部。”因此，包括“关联性”在内的源自东亚思想中的很多观念，借由对全球史问题的反思，很可能会与西方思想共同形成一种对双方都有益的新理论。
四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别通史译丛》（基于本民族语言的国别史）的意义才得以凸显出来。以往我们的世界史译著，大都是从英文转译而来的，包括被殖民的一些国家也在使用宗主国语言撰写有关自己国家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曾经被殖民的独立国家开始重写自己与西方的历史，因为从被殖民的那一刻起，殖民地的历史已经被殖民者扭曲成为野蛮人的历史，而西方的历史则被升华为殖民地的拯救史。实际上，非西方国家的世界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英语世界史叙事在不同语言中的延续而已。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西方国家，以自己的民族语言重写自己的历史是一种对西方以真理自居的知识系统——“普世历史”的挑战，其目的在于建构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从而找回过往的历史经验，赋予本民族历史新的意义。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民族国家依然代表一种重要的社会及政治组织的历史形式，因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置之不顾。民族国家虽然已经不可能作为唯一的历史分析单位，但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视角。这些著作不仅涵盖了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中民族国家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们由各国本土学者以各自的民族语言撰写，具备了高度的原始性和独特的视角。
用民族语言撰写的本国历史在全球史研究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它能够提供原汁原味的历史视角，保留文化细节，促进多元视角的交流，并增强全球史研究的完整性和多样性。举例来讲，14世纪的阿拉伯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的名著《历史绪论》（Muqaddimah, 1377）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在书中他提出了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些开创性理论，对历史编纂学、文化史学和历史哲学都进行过深入探讨。这部作品是研究伊斯兰文明及其历史的基础文献之一。如果只通过翻译版本或二手资料了解伊斯兰历史，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其复杂性和原始的学术观点。阿拉伯语原作不仅保留了语言的独特风格和文化背景，还帮助学者更准确地把握作者的思想，从而在全球史研究中提供一种非西方的学术视角。反之，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的英文著作《菊与刀》虽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著作，但它所使用的文献基本上是英文文献，并且由于作者没有日本学的背景，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的视角和价值判断。在研究日本历史时，如果仅依赖这类西方学者的著作，可能会忽略一些文化细节和本土视角。然而，通过阅读日本学者用日语撰写的历史和文化著作，研究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日本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和文化特性。这种以民族语言撰写的研究著作能展现出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丰富全球史研究。
以民族语言撰写的本国历史文献在全球史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提供了与全球事件相关的本土视角，保留了文化特有的细节和情感，弥补了跨文化研究中常见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在全球史研究中，重视和利用这些民族语言的历史著作，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各国历史的复杂性，增强全球史研究的多元性和深度。
本译丛尽管是基于民族语言的国别史，但我们的目的并非止于国别史，而是要超越国别史，实现全球史转向。这套基于民族语言的国别史译丛，让汉语的读者能够重回各种国别史的民族叙事，而不是借助于英语对这些民族史进行重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建构全球史的互动观，反对各种中心论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五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国别通史译丛》列入了“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第一辑拟出版《坦桑尼亚人斗争史》《法国史》《意大利史》《奥地利史》《西班牙史》《巴西史》《德国史》七种。这些著作都是由所在国历史学者用各自的民族语言撰写的，大部分并没有英译本，因而在全球史的研究领域中，这些著作可能尚未得到足够的国际学术关注，因此其汉语译本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全球史研究者来讲，将是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我期待，中国乃至东亚的学者能够借助这些译本，在比较史学和翻译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东亚对全球史理论的特别贡献。在比较史学方面，这些译本为学者们提供了从多样的文化和历史视角进行比较分析的可能，使他们能够发现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从而丰富全球史的理论框架。在翻译研究方面，这些译本的出现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他们可以研究如何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文本准确而生动地翻译成中文，并探索翻译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和语境转换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译本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东亚学术界有望在全球史的理论建设中作出独特贡献。传统的全球史研究主要以欧美学者为主导，而本译丛的出版将有助于打破这一学术格局，使东亚学者能够提出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全球史理论，从而在全球学术界发出更为多元和有力的声音。
总而言之，本译丛的出版不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项重要学术工程，更是推动全球史研究多元化、深化跨文化学术对话的重要举措。这些译本将为中国乃至东亚的学者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助力他们在全球史研究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制作：邱瑾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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