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西京：国际视野下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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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工作室》

对话王西京：国际视野下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

编者按

在当代中国画坛，王西京无疑是一位具有标杆意义的艺术家。多年来，他致力于传统水墨人物画的现代化革新，力图赋予中国传统人物画新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具备国际视野且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艺术家，自21世纪初以来，王西京多次前往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等国家进行采风写生，还重走“丝绸之路”，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丝路沿线国家风情的作品。他强调：“当代艺术家不仅应关注本国人民，更应关注全人类的生存状态，通过艺术作品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王西京还是一位深谙戏曲艺术的资深戏迷，对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等众多戏曲种类和唱腔了如指掌；此外，他亦担任陕西省武术协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广受欢迎的武术竞技类电视栏目“武林风”的栏目名即由王西京题写。作为一位富有家国情怀的艺术家，他通过绘画形式展现了舞蹈、戏剧、武术等，以此传递中国文化精神，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同时，作为文化事业的管理者，王西京主持筹备并创建了西安中国画院，长期主持西安美术家协会的工作，并组织了多个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成功打造了“中国西安国际少儿美术节”这一少儿美育品牌……

在中国美术报《来了！工作室》视频栏目中，王西京作为艺术家、文化学者、美术事业推动者的多重身份得以全景展现。从艺术本体的革新之路到美育体系的当代建构，从文化自信的深层逻辑到主流价值的艺术表达，王西京以其知行合一的艺术人生印证着：真正的艺术家，必是既能以笔墨开创新境，又能以思想照亮来路的时代开拓者。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言：“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中国美术的话语体系，既要接续千年文脉，更要熔铸时代精神——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艺术家的使命与荣光。”

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

《中国美术报》：有句话说“你生长的城市也会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您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此有何看法？

王西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水土也滋养着一方艺术家。我生于陕西西安，这座千年古都宛如一块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圣地。其黄土之下遮埋着华胥文化、仰韶文化、汉唐文化等中华民族最为辉煌的文化瑰宝，而延安红色文化作为20世纪的精神丰碑，更为当代艺术创作注入了深沉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本土画家，我深深受益于这片文化厚土。

西安鼓楼

同时，西安是一座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文化底蕴极为深厚，作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地，其艺术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再加上地域文化的滋养，为我们的艺术成长奠定了一个基础。

《中国美术报》：对艺术家来说，勤奋和天赋固然重要，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养分。在您的艺术之路上，有哪些特殊的人生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西京：勤奋刻苦是所有成功艺术家的必由之路，但地域文化、生活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同样重要。我曾有过一段与一般画家不同的经历，那就是做了近20年的新闻记者。

王西京创作的连环画

在这近20年里，我创作了17000多幅作品，涵盖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题材，年画、连环画、插图、速写等各种类型，以及各类主题性创作。如此大量的创作实践为我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插图创作往往要求在4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内完成，我每天都会创作一到三幅，这种高强度的创作锻炼了我的造型能力、应变能力和创作能力，为我后来的中国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美术报》：我们发现您的工作室紧邻西安中国画院，您在西安中国画院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有国家支持，但建立西安中国画院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您凭借个人能力补齐了资金缺口，成功建立了西安中国画院。

王西京：改革开放初期，迎来了文艺的春天，沿海发达地区的画院不断发展壮大。而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时却只有一所画院——陕西国画院。西安是绘画人才汇聚的地方，因“长安画派”的影响，这里汇聚了大批优秀艺术家，但他们缺乏良好的创作条件。在我主持西安市美术家协会工作时，调研发现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工作室面积仅有9到10平方米，白天把铺盖卷起来在床上作画，晚上再铺开睡觉，这种情况让我感到非常心寒。同时，不少人才纷纷流向外地，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为了留住人才，我觉得西安需要一个美术爱好者和画家的创作基地，于是萌发了创办西安中国画院的想法。

西安中国画院大楼封顶现场

经过五年努力，我们没有动用地方财政一分钱，建起了7000多平方米的画院，成为陕西西安第一个美术创作单位。西安中国画院开办以来，广纳人才，形成了一个300余位艺术家的创作团队，几十年来，西安中国画院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推出了很多人才，也推出了很多优秀作品，为陕西西安的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美术报》：在您看来，当代艺术家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呢？

王西京：对于画家来说，仅凭借一技之长在当今时代安身立命是远远不够的。作为知识分子，画家的使命不仅在于艺术创作，还肩负着诸多社会责任与担当。画家应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仅要推出优秀作品，更要关注社会与时代。

西安中国画院自创建以来，一直积极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画家深入生活固然重要，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坚守文化立场，注重服务社会，引导良好社会风尚。树立画家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与担当意识，全方位提升画家的综合素质，对当代文化起到引领性、示范性和表率性作用。

西安中国画院画家组织“文化下乡”活动

这些年，西安中国画院的画家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传统，每年多次组织下基层活动，如组织画家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一方面，这些活动让艺术家贴近生活；另一方面，通过接触生活，培养艺术家的创作意识和服务意识。

王西京在广州街头为海啸灾区赈灾作画

后来，我们的行动进一步拓展到在国家面临灾难时挺身而出。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曲州陕南地震，以及东南亚海啸等灾难发生时，西安中国画院和陕西的艺术家们都积极行动，将善款和救灾物资送到灾区。这些活动让艺术家贴近生活，感受文艺为老百姓服务的意义，增强了艺术家与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

创作：坚守“守正创新”的文艺思想

《中国美术报》：您的创作面貌非常多元，不仅擅长主题性创作，山水、花鸟、人物各个门类也都非常精通。

王西京：今年我计划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一场展览，初步计划将其归纳为十个系列，包括：中华历史文化名人系列、革命领袖系列、文人画系列、花鸟系列、山水系列、肖像系列、丝路文化系列、舞韵系列、梨苑系列和武林系列等。这十个系列涵盖了不同的内容、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

王西京在非洲采风写生

在创作过程中，我坚守“守正创新”的文艺思想。同时，因为我曾走出国门，这让我有意识地通过不同创作手法表现国际视野下的终极人文关怀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过去我创作的人物题材多为关中、陕北农民，但到了非洲后，看到非洲土著人顽强的生命精神，这促使我创新表现手法，寻找适合他们的表现方式。到了印度，我发现那里的人满眼都是色彩，但中国画讲究墨分五色，希望画面越单纯越好。可在印度，作品如果不使用色彩，当地人会觉得你的作品与他们无关，不会认可你的画作。因此，面对大千世界的不同民族，你要去创造适合他们的表现手法。

《中国美术报》：我们常说“不破不立”，您的艺术多元面貌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过程。许多艺术家在形成自己的程式化风格或艺术面貌后，往往会担心如何持续突破。对此您怎么看？

王西京：画家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能够形成独特的艺术面貌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一直坚守同一种风格、面貌和画法，就容易形成套路。这种套路以不变应万变，反而会导致僵化。观众一旦熟悉这种风格，就会觉得缺乏新鲜感。

王西京创作中

相反，画家如果不断在生活中汲取新的感受，开拓新的审美空间和领域，就必须深入生活，寻找新的灵感。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会带来不同的体验，从而促使画家采用不同的手法去表现。这就逼着画家不断挑战自己，进而迈向更高的艺术台阶，为人们带来新的生命感受、艺术感受和生活感受。

《中国美术报》：关于创新，您是如何理解的？

王西京：创新并非刻意为之，也不是简单地改变艺术手法或形式。它源于生活，当你深入生活并获得新的感受时，你会调动所有可能的表现手法去呈现你所追求的感觉。此时，创新成为必然，因为原有的手法可能已无法满足这种新的表达需求。

王西京创作中

然而，创新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些画家穷其一生也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艺术语言，一直在走前人的老路；而有些画家一旦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又很难突破自我。因此，我们今天强调“守正创新”，就是要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新的视野，用新的艺术手法表现生活，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价值。

《中国美术报》：我们看到您的很多作品其实是与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

王西京：近年来，我创作了舞蹈、戏曲和武术系列作品。戏曲和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然而，戏曲和武术在当代面临诸多危机。以戏曲为例，现在的少年儿童很少看戏，下一代会更少，再下一代也许就无人问津了，到时戏曲就会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消失，国家的文化也将走向危险境地。

王西京《“舞韵”系列》 106cm×88cm 2022年

王西京《“梨苑”系列》 137cm×70cm 2023年

王西京《“武林”系列》 100cm×70cm 2024年

我的创作一方面是探索新的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也是弘扬戏曲美学和武术美学。我尝试将戏曲、武术这些国粹与中国画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审美领域。这不仅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也赋予了作品更多的现代意义。目前，这还处于尝试阶段，但所有的创作动机和理念都源于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体现当代文化的新价值和艺术追求。

《中国美术报》：作为陕西省武术协会副主席，您对武术的大力推广也做了很多贡献。

王西京：陕西有着浓厚的尚武之风，我的青少年时代也热衷于武术。陕西省武术协会成立时，我被选为副主席，主要是我对武术文化有着较深的理解和研究。其实，绘画、武术、戏曲等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它们相互滋养。画家应有广泛的爱好和追求，这样才能综合吸收各方面的艺术特长，拓展审美空间。这不仅是对艺术的丰富，也是画家生活的重要源泉。

王西京《“武林”系列》 91cm×70cm 2024年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

《中国美术报》：您有着近20年的编辑记者经历，这也使您对国家的文化发展政策非常了解，并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这也反映在您的创作中。

王西京：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凭借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家战略。文化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应走在前面，肩负起对外文化传播的使命。

当时，我正主持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便组织陕西画家出行40多趟，走访了30多个国家，主要沿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采风写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体验和认知世界，审视自我，并创作了大量有关丝路题材的作品。

王西京《伊朗老人》 145cm×129cm 2018年

王西京《东非酋长》 112cm×96cm 2020年

王西京《线之韵》 141cm×236cm 2020年

这些作品最早在法国秋季沙龙展出，它们以“难民”系列、“战争”系列、“非洲”系列等国际性题材为切入点，生动表现了非洲土著人的生存状态，让西方观众深受震撼。我至今记得，有一位非洲观众曾向我深深鞠了一躬，他感慨地说，从未有画家如此关注他们。一位中国画家不远万里多次来到非洲，不仅发现了非洲之美，还将其描绘得如此动人。他认为，这是一种终极人文关怀精神。这些作品后来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西京《马赛马拉印象》 165cm×143cm 2016年

我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用中国笔墨表达诸多主题外，还应从世界眼光出发，去表现那些对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家、艺术家、文人、科学家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站在世界高度，胸怀天下，这样才能真正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同样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必须肩负的文化责任和使命。

《中国美术报》：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更好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王西京：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我们的目标是用最优秀的中华文化去影响世界。以中国画为例，由于国外观众对其不熟悉，很难产生共鸣并形成文化认同。但我们发现，如果作品与他们有关，比如表现人类共同关注的题材，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关怀至关重要。关注世界、关心天下苍生，这是当代艺术家应有的国际视野。

王西京《家园》 116cm×192cm 2019年

王西京《亚丁湾水手》 143cm×102cm 2019年

我们曾邀请法国秋季沙龙的40多个国家的40多位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到陕西做客，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基于这样的交流，我们将法国秋季沙龙这一国际品牌展览引入西安，实现了“当年秋季在法国展览，次年春季在西安展览”的模式。这充分说明，文化交流不仅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

《中国美术报》：作为资深的前辈艺术家，您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

王西京：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文化决定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信仰习俗，而思维方式又决定了行为方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经济崛起，更需要精神崛起，需要文化觉醒。而文化觉醒需要我们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认知。所谓认知，就是要懂它、了解它、热爱它。如果不了解，何谈自信？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王西京创作《黄河·母亲河》

美术教育与主流文化

《中国美术报》：您为什么要打造“中国西安国际少儿美术节”这一少儿美育品牌？

王西京：在当前教育体系中，美育的缺失问题尤为显著。尽管教育方针明确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目标，但在实际的少儿教育实践中，美育的实施却显得不足，甚至被边缘化。普遍存在的观点认为，掌握数理化知识即可应对各种挑战，而将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视为可有可无的个人爱好，这种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少儿美术教育的核心不仅仅是教孩子画画、唱歌，更重要的是提升孩子们的审美能力、塑造孩童灵魂。本人提倡将音乐与美术教育融合为一门综合性的审美课程，通过深入分析音乐与美术作品，增强孩子对美的认知与欣赏能力，进而促进其综合素质与文化修养的提升。

王西京在工作室看报

我认为，美育教育应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进行系统性的顶层设计。陕西省作为全国少儿美术教育的示范区域，本人曾在此举办了三届中国西安国际少儿美术节以及50余场全国性的少儿美术教育论坛。在这些活动中，我观察到我国尚未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少儿美术教育科学体系和理论体系，也缺乏成熟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教学范本。因此，迫切需要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少儿美术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亟待解决的课题。

《中国美术报》：关于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现状，您有何看法？

王西京：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存在若干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等艺术大家引入西方美术教育体系以来，该体系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鉴于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在本质上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其中中国绘画以书法、国学及线条为基础，而西方绘画则以素描、造型、色彩、解剖和透视为核心，因此，将西方模式直接应用于中国绘画教育显然并不适宜。

王西京《骊宫春韵图》 136cm×68cm 2007年

王西京《太白吟》 136cm×68cm 2009年

当前，诸多学者感叹，现代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为何如此薄弱？青少年的绘画作品为何缺乏精神？这与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现状紧密相关。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体系，而非学生本身。

《中国美术报》：在您看来，艺术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王西京：中国文化始终强调以“文以载道”，强调其在“成教化、助人伦”方面的社会功能。艺术必须承担起宣扬真善美、传递道德理念的责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然而，当前有些青年艺术家过分追求个人技艺的精进，忽视了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对重大时代课题漠不关心。艺术作品不应仅满足于审美层面的愉悦，更应承载时代所赋予的精神价值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