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是方志敏临刑前留下的遗言。当“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刺辣辣的映入眼帘的时候，24岁的方志敏深切的体会到只有拿起武器去斗争才能真正的救中国。
被关押的方志敏不仅没被国民党洗脑，反而成功策反三名看守，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监狱风云"。
一、胡逸民——从劝降者到红色信使
在狱中，一开始方志敏是在普通号，但与普通囚犯相比，却要戴一副十斤重的铁镣。“因为祥松(即方志敏本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来的主义信仰，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可爱的中国》
1935年4月，南昌监狱“优待号”里上演了一场惊天反转。
胡逸民，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老同盟会成员，因与杨虎城矛盾被蒋介石关押。他本是被派来劝降方志敏的“王牌”，却反被对方的气节征服。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胡逸民因“不便劝降”而被安排至优待号，两人朝夕相对。
信仰的崩塌与重建
胡逸民带着姨太太向影心住进牢房，看似享受特权，却在方志敏讲述革命理想时逐渐动摇。原本来当说客却被方志敏策反，被他的信仰以及人格魅力深深打动，而方志敏也将自己重要的一封信《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胡逸民，希望他能通过向影心将这封信传递出去。
方志敏托他送出第一封密信时，是用米汤书写、墨点标记的“无字天书”。为了保险起见，方志敏写了两封信，希望能够辗转交给鲁迅和宋庆龄，给宋庆龄的左上、右下都点了一个点，给鲁迅的右上点了两个点。
胡逸民最终选择冒险，将信件通过妻子送往上海。成功将信送到了鲁迅的手中。这也是多年后，90岁高龄的胡逸民登上了157级台阶的释怀，他跪在方志敏墓前痛哭：“志敏，你的重托我完成了！”
二、文书高家骏的“觉醒”——从沉默旁观到生死接力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方志敏打算送第二次，当时，方志敏又写了《在狱致全体同胞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奈何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音讯。方志敏找到了第二个人，就是高家骏。
高家骏，军法处上士文书，本是个籍籍无名的小角色，却在方志敏的争取下成为重要一环。
隐秘的使命：
方志敏通过日常交谈揭露国民党腐败，激发高家骏的良知。
高家骏协助方志敏用钢锯条在牢房青砖墙上凿出夹层，将文稿藏匿其中，骗过每日搜查。
致命任务：
方志敏就义前，将最后的手稿托付高家骏。高家骏因无法离狱，委托女友程全昭化名“李珍”赴上海送信。程全昭是个进步青年，当时需要她把文稿交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陶行知四个人，而且务必交给本人。但是程全昭后来也没了音信，方志敏以为文稿没有送出去，所以又拜托胡逸民，并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信中写道：“为防备敌人突然将我处决，故我将你的介绍信提前写好，由你答应交稿于中央，请中央派人来与你接洽。”也就是后来的《遗言》，胡逸民信守承诺，一年后将文稿亲自送到上海，辗转交给中共地下党。这也是为什么90岁的胡逸民在方志敏墓前痛哭的原因。
其实后来程全昭因身份暴露被迫逃亡，但部分文稿仍通过地下党胡子婴传递成功。当时方志敏要求必须交到本人手中，见不到本人，就留下信和名片。彼时去邹韬奋书店办事的胡子婴看到程全昭的书信，冒着生命危险去找程全昭，并谎称自己姓宋，程全昭误以为是宋庆龄，就将书稿交了出去，也算是交给了组织。
那么方志敏能够在狱中持续创作，就不得不提这第三个人了。
三、凌凤梧——从执行者到革命助手
凌凤梧，南昌军法处代理看守所长，本是负责劝降的“监工”，他的转变，源于方志敏一句质问：“你甘愿做压迫者的工具吗？”而后成为关键助力，并且在狱中为方志敏做了重要的几件事。
偷换脚镣：将方志敏的十斤重镣换成三四斤轻镣，为此多次向上级求情未果，最终私下操作。
提供物资：自掏25银元购买蚊帐、纸笔，让方志敏得以在狱中书写《可爱的中国》。
泄露机密：将蒋介石劝降密件内容告知方志敏，使其掌握敌人动态。
传递遗作：方志敏就义后，凌凤梧冒死将《可爱的中国》文稿交给文书高易鹏，辗转送至鲁迅手中。
四、三股暗流汇成曙光：跨越生死的“越狱计划”
方志敏的策反绝非偶然，而是精心设计的“思想越狱”：
攻心为上：对胡逸民谈家国大义，对凌凤梧谈人性尊严，对高家骏谈阶级压迫，精准击破每个人心理防线。
利益捆绑：让胡逸民参与送信以证明忠诚，让凌凤梧接触机密以增加“叛变成本”，让高家骏承担重任以激发使命感。
终极目标：即便肉身被困，也要让革命思想“越狱”。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尾声：墙缝中的火种
这三人构成的“越狱网络”，最终让13万字手稿穿越封锁：
胡逸民辗转一年将文稿送至上海地下党；
凌凤梧传递的《可爱的中国》成为红色经典；
高家骏藏匿的《略述》虽一度流落重庆旧书摊，却被叶剑英以370银元赎回。
方志敏用生命证明：真正的牢笼从来不是铁镣与高墙，而是被禁锢的思想。
“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么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叶挺、方志敏，无数的革命先烈将信仰烙印在心里，刻到骨髓里。
1958年，方志敏的遗孀缪敏找到程全昭和高家骏，此时的程全昭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日子过得清苦而平静，而高家骏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绥靖公署干过，也被解除公职，回到老家劳动改造。
1959年，在方志敏诞辰60周年之际，缪敏撰写了《方志敏与鲁迅》的文稿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将稿费分别寄给了程全昭和高家骏。后来，高家骏在缪敏的多次过问下得以平反，程全昭一家也享受到一定的生活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