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商业世界里，家族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不过，发生在无锡这位老板身上的故事，确实让人感到十分戏剧化。2021年，江苏宝利国际的董事长周德洪因为被自己的侄女举报，最终被判入狱两年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周德洪出狱后，并没有重振旗鼓，而是连续三次转手公司，最后以低价将企业卖给了国有企业，成功套现7.49亿元。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亲人之间会走到“互相伤害”的地步？
从辉煌到落魄
时间回到2017年3月，宝利国际副总经理邹爱国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职务侵占”。根据法院文件，邹爱国被控收受了319万元贿赂，同时侵占公司财产21.79万元。然而，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实际上拉开了家族内部矛盾的序幕。
在丈夫被捕之后，周德洪的亲侄女站了出来，公开举报了自己的叔叔。她指控说，邹爱国是公司的销售核心人物，直接或间接完成了70%的沥青业务，却因功高盖主而遭到周德洪的忌惮。2017年，周德洪以“涉嫌职务犯罪”为由，将侄女婿送进了监狱。邹爱国最终被判刑6年半，而他的妻子周士芳则愤怒地指控周德洪滥用权力、隐瞒重大事项，甚至指责他涉及黑社会行为。这场举报迅速引起了监管部门和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直接导致周德洪在2021年因“单位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
周德洪入狱后，其92年出生的儿子周文彬被迫接任董事长一职。这位年轻的继承人被外界戏称为“赶鸭子上架”。财务数据显示，在周文彬掌舵期间，宝利国际的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前三季度亏损超过900万元，股价从2020年的高位5.22元暴跌至2.62元，市值几乎减半。
更糟糕的是，公司的主营业务——沥青销售增长乏力，而通用航空、融资租赁等新业务也迟迟未能取得突破。讽刺的是，周德洪当年用法律手段打击侄女婿，结果自己也掉进了同样的陷阱。
2021年的法院判决显示，周德洪通过虚开发票、虚构业务等方式向政府官员行贿，金额高达数百万元。这一判决不仅让他失去了自由，还彻底撕破了家族企业的温情面纱。在利益面前，亲情显得如此脆弱，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
股价暴跌与国资接手
周德洪入狱的两年半时间里，宝利国际如同一艘失去方向的船，在资本市场的风浪中摇摇欲坠。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公司股东户数达到了4.5万户，这些散户的账户随着股价暴跌不断缩水。
2024年11月，刚出狱半年的周德洪夫妇突然宣布，将以每股3.6元的价格，将持有的2.08亿股（占总股本22.57%）转让给池州投科，一家由池州市国资委控股的基金。
这笔总价7.49亿元的交易被市场称为“白菜价甩卖”。对比公司巅峰时期的股价5.22元，接盘方相当于打了6.9折。尽管周德洪夫妇套现后仍持有12.8%的股份，市值约为8.5亿元，但这也暴露了更深的危机。
池州投科接手后，立即对董事会进行了改选，7个席位中占据5席，周德洪仅保留2席提名权。这意味着，这位曾经的“家族企业教父”已经彻底沦为配角。
市场对此反应不一。乐观者认为，国资注入能带来资金和资源；悲观者则指出，宝利国际2024年预告的1800万元净利润中，有7800万元来自“非经常性损益”，主业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从2017年内斗爆发到2024年国资接手，宝利国际的股东们经历了一场过山车般的七年之旅。有人翻出了2015年公司年报中的豪言壮语，要打造百年企业，如今再看，只剩下一声苦笑。更扎心的是，即便国资入场，公司股价仍然徘徊在3元以下，距离巅峰时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贱卖的背后：断尾求生还是金蝉脱壳？
周德洪为何急于套现离场？表面上看，是为了应对业绩对赌压力。根据协议，他承诺2024到2025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否则需要现金补偿。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家族信任的彻底崩塌。侄女的举报不仅让周德洪身陷囹圄，还暴露了家族企业在治理方面的漏洞。
宝利国际长期以来依赖亲属把控关键岗位，比如邹爱国负责销售、周德洪掌控全局、周秀凤管理财务等等。这种“举贤不避亲”的模式，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闹剧。中国民营企业研究院的数据表明，70%的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时会出现内斗，而宝利国际的案例不过是其中较为极端的一例。
池州市国资委的介入被视为一种“救火队长”式的操作。协议中特别要求周德洪在过渡期内“保持对公司的善良管理义务”，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卖股份，但不能在离开前再挖坑。
而周德洪保留的12.8%股份，更像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如果国资能够成功盘活企业，他仍然是受益者；如果失败，至少他已经套现了7.49亿元。
宝利国际的核心业务——沥青行业，近年来面临着环保政策收紧和基建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财报显示，2021到2023年间，公司沥青业务的毛利率从15%暴跌至6%，而所谓的“转型希望”——通用航空板块，三年累计亏损超过5000万元。
周德洪的故事，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家族企业兴衰史。从兄弟齐心到叔侄反目，从资本宠儿到韭菜噩梦，最终以“贱卖给国企”收场。这场闹剧揭示了家族企业的致命弱点：过于依赖个人权威、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以及转型能力不足。
对于池州市国资委来说，7.49亿元的收购价或许并不算太高，但要让宝利国际重生，需要的不仅是资金，更是一场从“家族作坊”到“现代企业”的彻底变革。
毕竟，当一家公司的命运取决于“侄女是否会举报叔叔”时，它的未来早已充满了荒诞感。这场交易究竟是涅槃的开始，还是另一个烂尾工程？答案或许就藏在两个细节里：国资入主后的董事会名单，以及周德洪那12.8%股份的最终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