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
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台湾、朝鲜都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今朝鲜半岛不论南北，都对这段历史同仇敌忾，称之为“日帝强占期”、“日帝暗黑期”、或者“倭政时代”。然而在台湾岛内，却居然反其道而行，民间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褒多过贬，有时甚至被扭曲为温馨的回忆。
蒋家军事统治的年代，起码将此时期称作“日据时代”，凸显日本强占台湾岛的事实。蒋氏失势之后，岛内后继的政权更加颠倒是非，将日据二字改为“日治”，竟认为日本人没有“强制占据”台湾，而是前来用心治理的明君。话说面临外来异族统治时，人们为求生存，自然不免虚与委蛇之言，然而日人离台早已超过一甲子，如今岛民尚且谄媚昔日的侵略者，实为世间少见。
日据时期，日人建台湾总督府，独揽岛内权限，乃其殖民统治的象征。上图为1919年于台北启用的总督府新厅舍。该建筑物至今仍是台湾领导人的办公之所。
笔者儿少时就对此现象甚感不解。询问身边长者，多说这是由于台湾人生性温和纯朴，面对日本人逆来顺受，不事反抗。下民既已臣服，上主遂寡屠戮，施政亦渐宽和，形成良性循环。反观朝鲜，则因民心剽悍，屡多抗争，迫使日人镇压，则成恶性循环。
但这是个漏洞百出的说辞，只能拿来哄小孩。1895年，日本初占台湾之际其实用兵甚重，酷惩逆反，并未多行宽仁之举。而清廷割台之前，岛上居民亦以轻佻好斗闻名，完全称不上“温和纯朴”。
当时的台湾不是一个平静和谐的务农之乡，反而更像美国西部片中的偏荒小镇，无法无天，充斥着决斗时的枪声。
台湾岛内的汉族大多是祖出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其次则是来自广东潮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这些闽南、粤东地区原本就有民间械斗的不良风气，来到相对蛮荒的台湾开垦后，农地、水源等资源均比大陆匮乏，再与方言不同的异乡人隔村而邻，发生冲突时便经常动武解决。
清代民众争执情景。这若发生在台湾，很可能就会演变成械斗事件。
并且台湾的人口与耕地虽于清代开始稳定成长，但清廷对该岛的治理却十分消极。康熙于1683年攻下台湾时，本打算迁其民而弃其地，将整个岛卖还给荷兰东印度公司。
而荷兰人无意收购，朝廷内便争议了十个月之久才将台湾纳入版图，交由攻台重臣施琅治理。此前两年，吴三桂等人发动的三藩之乱才刚被平定，康熙担忧施琅亦在台湾坐大，或起反心，岛内驻兵乃采用轮调戍守的班兵制，三年一更，使施琅无从培植一支固定的亲信武装。
班兵的薪饷不高，军纪不严，又不在岛内定居，多数人便只想在三年内尽量多捞点油水。驻台班兵又大都自福建沿海临时抽调，老家亦有打群架的恶习，各个军营之间便也时传械斗之事，维持治安的效果非常低劣。
且除纪律问题之外，清廷在台驻兵的人数亦不多。后来殖民台湾的日本，与天朝上国相比虽是小国寡民，却在岛内常驻17万日军。反观清朝治台两百余年间，岛内人口纵使增长数倍，历年班兵则总在万人上下，目的仅在预防民变。只要别打进衙门造反，百姓们再怎么私斗相残、违法乱纪，班兵实也无多理会，有时甚至蓄意放任地方望族互相打杀，以求汉民两败俱伤，无力抗清，械斗之风遂久久不得禁绝。
清末官兵
满洲人就怕台湾岛上又闹出个反清复明的郑成功，故此对前往台湾的移民亦严加管控，清治之初近90年禁止携带家眷来台。有时暂时开放携眷，也因限制繁琐而成效不彰，欲与家属来台主要得经由偷渡。妇女鲜少愿意冒此风险，来台闯荡者便大多是身无家小积蓄的单身男子。
如此从康熙发展至乾隆年间，岛内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衡，众多一穷二白的单身汉成为无业游民。这些人衣衫褴褛，状如佛家苦行的罗汉，又连鞋子也买不起，终日赤脚，闽南语乃称之为“罗汉脚”。绝大多数的罗汉脚生计无定，只能靠乞讨或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补足温饱，平日便乐于煽动事端，引发群众斗殴，以求趁乱抢夺些财物。
日据时期总督府为了整顿游民而进行统查，如上图般搜录众多罗汉脚照片，以及前清县衙门发出的行乞戳记。戳记署名是给“丐首”林国俊，可见此人应该是在流丐间略有声望之徒，寻常罗汉脚不太可能领有任何证纸。
台湾于是成为一个民心剽悍好武，官兵督管松散，又有大批游民随时可被纠集为打手的地方，岛民相残之事因而连绵不息。
其中伤亡重大，官府有记的案例，于乾隆年间（1736~1796）约有30起，嘉庆年间（1796~1821）约17起，道光年间（1821~1851）约29起，咸丰年间（1851~1862）约16起，同治年间（1862~1875）约5起，光绪年间自1875至1895割台为止则约有11起。总计159年间，共约有108起重大械斗散布于全台汉人聚落，若再加上小规模的斗殴则根本无从计数，民间故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之说，可见当时社会之动荡。
械斗的起因，很多时候都是异类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譬如福建闽南人与广东客家人之间的闽粤械斗，抑或同为福建人之间的漳泉械斗，因此清廷文书将其称为“分类械斗”。但其实就算在同乡、同姓、同业团体、甚至在班兵百姓之间，也会基于各种情由动起手来。事件的导火索大至争夺田产水源，小至赌债、捉奸、偷挖萝卜，简直无奇不有。
两方人马一旦动员起壮丁，往往不至死伤累累不罢休，届时打家劫舍、虏人勒赎、焚烧屋房、奸淫妇女等恶行全都无所不为，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形成极大威胁。
由于班兵制度败坏，百姓们看穿官府无意主持公道，习武自保之风遂而盛行。各地富家豪族经常筹备拳术武馆或民防团练，美其名曰是为了强身健体，实际则在募集乡勇以成私兵，并又出资走私武器，为随时可能爆发的械斗做准备。
清代民兵聚集团练
譬如在台北附近的板桥，有一户买卖盐米致富的板桥林家，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便是主要靠着武力服人。林家源出漳州，1850年代板桥屡起漳泉分类械斗，林家乃斥巨资修筑城墙，环绕家中产业。其又办理团练，雇用数百壮汉为家丁，再购置大量土枪、步枪、车炮、大炮。家丁人人头戴铜盔，衣衫盖有一个硕大的“勇”字，俨然已是一支战力可观的民兵部队，遂震慑泉州帮的徒众不敢来犯。
此后板桥林家的势力有增无减，割台之后经日人调查，林家无需特别动员，仅是平日看守主宅与周边七处寓所之人员武器，已超过日军两个连以上。
板桥林家至今仍是台湾巨富，当年作为居所的宅邸庭园也是富丽堂皇，现被当作古迹保存，人称林家花园，上图即为园中一景。
又在台湾南部的屏东、高雄一带，亦有当地客家族群为保卫家园而自组民兵，人称“六堆军”。台湾客家人大抵出于粤东，施琅治台时，以粤东与前明郑氏多有往来为故，奏请禁止粤东人赴台。
此禁解时，岛内富地俱已为闽南人所占，粤东客家移民只能住在丘陵或山区，不只更难开垦，也更邻近山中凶悍的原住民。客家人口寡于闽人三倍，凡起闽粤分类械斗，或遇原住民下山侵袭，客人多陷不利，日常练兵乃较他族勤奋，许多像六堆军那样的客家民兵团故以善战负名。
然而闽南人也不乏善战者。台中雾峰另有闽人富户姓林，与板桥林家同属五大家族之一，岛内甚至有“一天下，两林家”之称。雾峰林家的私人武装素来颇具规模，自19世纪中叶以来，曾协助朝廷平定太平天国等动乱。中法战争时（1883~1885），雾峰林家第六任家主林朝栋组成一支“栋军”，与福建巡抚刘铭传的官军一同作战，数度击败法军，成功防守台北。
战后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裁撤岛内民兵30余营，却独因赏识林朝栋而不裁栋军，使其保有精兵千人，枪械亦较充足。
中方所绘法军登陆基隆图
于是在清朝末年的台湾，为了械斗而生的各路民间武装变得更加精强，有些或已不亚于官兵。
若在和平时期，血气方刚的民兵们不定就会为了什么原因彼此相残，但在1894年甲午战争时，众多江湖好汉则先找到共同的敌人，齐心抗日起来。
甲午开战后，清廷为防止日海军夺取台湾，加派正规官兵来台，其中包含部分的沪军、淮军、湖南之新楚军、又有在越南打过中法战争的广西黑旗军，甚至还有被招安的太平天国残党。这些部队与众多民勇团练一般，同时于岛内招兵扩编，使台湾变得比平常更加高度武装。
尝于越南抗法、台湾抗日的黑旗军，因惯用北斗七星黑旗而得名。此军虽于中法战争有功，却受清廷猜忌，多经裁减，甲午战争时则又动员为台岛主要战力之一。
但是日本人还未来登陆抢滩，满清已于朝鲜、东北等地惨败，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好斗成性的台湾军民激愤不服，不肯依从朝廷命令归降，乃举当时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自成一国抵拒日军来占。
是岁为1895年，也就是甲午次年之乙未年，日本人前来接收台湾时，便需再打一场乙未战争。
这场战争的发生说明了台湾民心的剽悍程度，也证实了日本人并未被岛民视为正统的治理者，而是必须动用武力占据台湾，之后到来的时代便理应称作日据时代。
可惜乙未年间台湾好汉虽众，究竟不敌已然现代化的日军。1895年五月末，日陆军近卫师团等部队于台湾东北角登陆，迅速攻下基隆，之后一路向南挺进。台岛守军半官半民，组织松散，实战经历与装备也参差不齐，于日军面前节节败退，却仍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奋战了184天。
日军于10月下旬攻入台南，但途中亦蒙受不少伤亡，战死病死者共计8,500余人，台方亦战死至少14,000人。身为日军主力的近卫师团名义上是天皇的卫兵，故交由明治天皇叔父辈的能久親王指挥，而此人亦在乙未战争中身亡，可见台民抗敌之烈。
近卫师团攻克基隆之日本浮世绘。图左于国旗下高举军刀的指挥官，应该就是后来战死的能久親王。
然而台岛或许一岁可陷，岛上尚武好斗的民风却要许多年才能磨灭，六堆、栋军、新楚、黑旗等各军残部在战败后也不甘臣服，皆遁入乡野继续游击。
日人据台前20年，便几乎年年都有武装抵抗事件，迫使日本在台设立的总督府不断出兵镇压。
1895年十月，台湾民主国亡于台南，随后12月台北即有前清乡勇揭竿起义。1896年初，台岛中北部苗栗地区之民兵联合泰雅族原住民，共与日军死战，遭日军重炮包围轰击，将领一概阵亡。
同年六月，中南部云林地区又有汉族民勇进攻日军，日军将其击败后，在云林清乡焚村以为报复，史称云林大屠杀。1902年，苗栗、新竹一带又有原住民因不满歧视而起兵抗日，两方交战数月，逼得日军必须入山围剿乃止。
根据日方统计，仅在1898至1902四年期间，台湾总督府既已剿杀“土匪”11,950人，日据开始前八年间（1895~1903）则杀害32,000余人，超过当时岛内人口百分之一。
之后自1907至1915年，台湾一共又发生13起零星的武装抗日，但除了1915年台南的西来庵事件造成1,400人遇害之外，其他规模都已变小。
此后多数台湾人觉悟日帝之强，凭借武力不可能将其驱逐，便改而专注于社会与政治运动，试图争取民主自治。而在1930年，当日本的高压统治从平地推入山区之后，却还是有原住民部落发起了雾社事件，袭杀日本军民警察160余人，事件主谋的赛德克族亦因此被日军几乎屠戮殆尽。
被押解经过台南车站之西来庵事件主谋。
雾社事件为台湾岛内最后一场武装抗日，但此时距离日据时代结束也只有15年而已，可见日本人是花费了相当时间才将台湾彻底平定，长年顽抗的台湾人也完全未比朝鲜人温顺。最大的差别，是朝鲜的抗日分子可以逃往中国东北继续与之周旋，而台湾位处海上孤岛，不服日本统治的人无处可逃，便注定被逐步歼灭。
雾社为地名，位于南投山区，是赛德克族主要聚落。上图为日军于雾社事件攻山时的破击炮阵地。
台岛之民性本剽悍，日人总督府是在连年出兵扫荡，硬是将爱闹事端的罗汉脚、爱争上下的闽粤莽夫都杀成顺民之后，刑罚律令甫才稍宽。
如今岛内因有心人士的政治操作，刻意淡化前人力抗外侮、惨遭屠戮的史实，只强调日据后期的宽和之政，不少台湾年轻人反将日人视作善主，实在可悲又可恶！话说清末台湾械斗四起，民兵林立，固为世道纷乱之兆，但这些草猛人物敢于抗日的勇气，也不该被后人遗忘。
狼群生来各得好牙，若不齐心狩猎，终日与同类们撕咬内斗，最终当然必无善果。但若将狼的獠牙一颗颗拔除，将其转化成人畜无害的宠物，一来再无恶斗，二来却也再无胆量迎击入侵的恶兽。
台湾人曾经像是狂傲难驯的狼，却在日本人的殖民期间被拔光了牙齿。这对加强治安，建设现代社会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但拔牙之手亦是异族屠我国民之手，感受也就引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