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的皖南，冬寒料峭，山林间雾气弥漫。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领军部及9000余名将士，遵照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从皖南云岭出发，向北转移。
此时的他们认为肩负着顾全抗战大局的使命，步伐坚定，但却无人料到，新四军将近一万名将士，他们的这条撤退之路已被国民党顽固派设下的重重陷阱封锁。
1月6日，当新四军到达泾县茂林地区的时候，枪声却骤然响起，新四军将士们以为是日军打来了，可他们后来却绝望发现，居然是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围攻而来。
这又是一场内战，新四军将士们不得不应战，仓促激战数日，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突围中被俘，数千将士牺牲或被俘，军部几乎全军覆没。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源于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反共计划。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发出“皓电”。
这封电文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将两军总数从50万人缩编至10万人。
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当局以此为借口，试图削弱中共武装力量，巩固其在抗战中的主导地位。
而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这一高压政策，中共中央为维护抗战大局，展现了克制与妥协的姿态，在11月9日时，中共中央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名义发表“佳电”，表示愿意对皖南防区换防，以此顾全大局。
可即便如此国民党顽固派并未因此收手，反而误判中共的妥协为软弱可欺。12月8日，国民党发出“齐电”，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年底前完成北移，同时急调29个师、约30万人的兵力，向华中新四军活动区域逼近，在皖南，国民党部署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制定了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
就是这一系列动作，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消灭新四军的真实意图。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遵照命令开始北移。但国民党军队并未给予安全通道，而是趁机发动突袭。1月6日至14日，皖南的泾县茂林地区成为一片血腥战场。新四军将士在装备简陋、弹药匮乏的情况下，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叶挺亲临前线指挥，试图突围，但国民党军队以压倒性优势封锁了所有退路。
最终，新四军军部遭受毁灭性打击，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牺牲，军部仅少数人侥幸脱险。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但国民党反动派显然沾沾自喜，在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正式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称其为“叛军”，并将责任推卸给叶挺，宣称将其交由军法审判。
正是这一通令，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推向高潮，也让国共关系陷入空前危机，蒋介石或许以为，通过军事高压和政治打压，能够一举削弱中共力量。
可他未曾料到，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让自己陷入政治上的孤立境地。
面对皖南事变的惨痛损失，中共中央立即镇定下来，迅速采取了“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策略。
也是这个策略，改变了整个华东地区的抗日局面，也让新四军浴火重生。
也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开辟出了三个希望。
第一个，就是新四军再也不受国民党中央的限制，中共中央完全能够让新四军发展为抗日的人民部队。
其实在过去，国民党中央对新四军的限制非常大，但是经过这一次国民党中央“同室操戈”，蒋介石等人也不可能再插手进新四军的内部事务，包括新四军的抗日工作，蒋介石不可能再指手画脚。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一声明向全国表明新四军并未被消灭。
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身份发表谈话，提出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包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撤退华中“剿共”军队等，这些要求直指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揭露了其破坏抗战团结的阴谋。
为争取国内民心，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在延安，《解放》周报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新四军高级将领联合发表通电，声讨亲日派的罪行。
除此之外，冀中地区800万军民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共同谴责皖南事变的元凶。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也发表通电，揭露国民党制造血腥惨案的真相。这些通电和社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舆论风暴。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暴露，他们失去了很多支持。
在重庆，周总理亲自出面，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1月17日，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
“你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他不顾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压力，在《新华日报》上刊登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以及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首挽诗以其悲怆的笔调和深刻的内涵，震撼了国统区的民众，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与愤怒。周总理还详细介绍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在香港，廖承志迅速行动，通过媒体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围剿新四军的内幕。这些宣传攻势，不仅让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嘴脸暴露无遗，也使中共赢得了国内各阶层的广泛支持。
除了我党的党内人士，大量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比如宋庆龄先生、何香凝、柳亚子先后发表通电，谴责亲日派的罪行。各民主党派公开反对国民党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地方实力派人物则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海外侨胞也纷纷来电来函，敦促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斗，共同对外。
国际社会的反应进一步加剧了蒋介石的压力。
比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绝参加国民党驻苏大使的宴会，苏联驻华大使和武官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并在会见蒋介石时明确表示：
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将导致中国灭亡。
而美国总统代表在访华时批评国民党的对内政策，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规模援华，英国驻华大使则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公正对待新四军，建立各派合作。
这些国际压力，如同一记记重拳，让蒋介石措手不及。
第三个，就是我党在整个事变之中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第一次真真正正在国家危难之际，展现给世人看。
这场政治博弈中，中共中央以智慧和克制，化危为机，不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还赢得了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新四军虽在军事上遭受重创，但在政治上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义优势。
皖南事变的惨痛代价，也促使新四军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这一决定令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国民党原以为，摧毁新四军军部后，整个新四军将失去统一指挥，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分崩离析。然而，仅仅三天后，新四军军部便以新的姿态重建，陈毅和刘少奇迅速走马上任，带领部队整编，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
重建后的新四军，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掣肘。
过去，国民党对新四军的人员编制、军饷供给、弹药分配、活动范围等设下重重限制，严重阻碍了其在华中的发展。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不再受这些束缚，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刘少奇在1941年2月16日致电黄克诚、彭雪枫等人时指出：
“由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顾全大局，珍重合作，反被亲日派、顽固派暗算，而得全国人民的同情。新四军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最荣誉的军队，这是我们一笔可贵的政治资本。”
新四军的重建，不仅是组织上的恢复，更是战略上的新生。
整编后的新四军，以华中敌后为主要战场，逐步发展为抗战的主力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莱曼·范斯莱克就曾经研究过皖南事变，他认为在皖南事变后：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到1943年底，我党在敌后地区的武装力量已无人能挑战，
但不管怎么说，皖南事变对将近万名新四军将士进行的迫害，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其中有大量的士兵和指挥员，不是过去红军时期留下来的有着丰富经验的战斗人才，他们没有在与日本人战斗的过程中牺牲，反而而倒在了国民党的枪下，这令人非常痛心。
而他们的付出和贡献也永远没有被世人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