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被战火淬炼的岁月，也是一个文明在危机中重构的时代。当东部半壁陷入沦陷，西南山地的马帮铃铛、西北河套的垦区炊烟、华西坝的实验室炭炉、康巴高原的政府卫兵，共同构成了中国抗战的 “第二战场”。在这些看似远离前线的角落，高校师生用炭炉延续学术薪火，少数民族通过集市维系经济血脉，知识青年以婚姻为纽带扎根边疆，士兵与卫兵在政权初建中守护秩序。
1946年1月，抗战胜利后的成都华西坝见证了金陵大学复员南京的历史时刻。作为战时内迁高校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完整的联合办学群体之一，金陵大学在华西坝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后，终于迎来了返回南京的时刻。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在校长陈裕光的带领下举校西迁，与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华西协合大学组成“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其农学院、理学院等院系依托华西坝的科研资源，在农业推广、生物防治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启动“战后复员计划”，要求内迁高校回迁原址。金陵大学南京校园在战时被汪伪政权占用，1945年11月成立的复校委员会开始筹备接收工作，包括清理校舍、修复设施及协调交通。
复员初期面临严重的运输瓶颈。长江航运因内战军运暂停，陆路交通依赖烧木炭的卡车，从成都到南京需经广元、宝鸡转乘火车，耗时十余日。这一时期的复员工作主要由复员委员会统筹，分批次组织师生返乡。
华西坝八年联合办学期间，金陵大学与其他四校共享师资、互认学分，形成“一校资源五校用”的独特模式。留影中可能出现的跨校师生互动，象征着战时高等教育的协作精神。例如，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与燕京大学合作开展的成都城市调查，其成果即源于这种学术共同体。
1944年2月，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大）化学系实验课上，由于没有酒精，做实验时只能用炭炉代替酒精灯。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物资供应陷入绝境。酒精作为实验室常用燃料，因运输线中断、原材料稀缺及军工优先分配而极度短缺。根据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档案记载，1943年起各校实验室酒精库存已不足战前的10%，部分院系甚至需用烧酒替代。金陵女大化学系因实验需求集中，受影响尤为严重。
面对困境，师生尝试多种替代方案，最初使用煤油灯，但煤油同样稀缺且易引发火灾；后改用菜籽油灯，但火焰稳定性差，难以控制温度。后将普通煤炉加装铁架和石棉网，通过调节风门控制火候。这种炭炉虽温度波动较大，但可满足基础加热需求。
1944年正值豫湘桂战役期间，国民政府统治区面临军事溃败与经济崩溃。华西坝的实验室困境，是战时高等教育的缩影。据《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史》记载，仅1944年上半年，各校因物资短缺被迫取消的实验课程就占总数的35%。
这种“因陋就简”的教学模式，培养出一批适应艰苦条件的科研人才。例如，金陵女大化学系1944届毕业生中，多人参与新中国初期的化工建设，将战时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工业化生产。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马边县（今马边彝族自治县）地处川西南小凉山地区，为彝族聚居区，境内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木材资源丰富，柴火成为当地重要的生活燃料与交易商品。彼时，马边尚未设立自治县，属四川省乐山专区，汉彝杂居，以“改土归流”后形成的“彝汉互市”传统为经济纽带，柴市作为基层集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山区资源与外界物资交换的功能。
马边彝族柴市多为“赶场”式定期集市，一般每3-5天一次，地点常设于交通要道或村寨聚集地（如县城周边、烟峰、三河口等地）。交易以柴火（松枝、杂木为主）为核心商品，彝族同胞将砍伐的木材劈成薪柴，用背篓或马帮运至集市。交易方式兼具以物易物和货币交易：彝族多用柴火换取盐巴、布匹、铁器（如锄头、砍刀）、针线等生活必需品，汉族商贩则以法币收购柴火，供应县城居民及过境军队。据《马边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大小集市达17处，柴市日均交易量约500-800背篓（每背篓约20公斤）。
1940年，随着四川境内军政机构、学校、工厂内迁（如乐山武汉大学、嘉乐纸厂等），马边柴火需求猛增。据乐山专区档案记载，1940年上半年马边柴价较1937年上涨3倍，县城居民月均柴火支出占生活费的20%以上。彝族同胞通过增加砍柴频次（部分家庭每日需往返山林2次）和扩大砍伐范围（向海拔更高的原始森林延伸），勉强应对需求，但也导致部分近山森林出现退化迹象。
国民政府为稳定物价，曾在马边推行“公卖制度”，由县建设科指定3家商铺统购统销柴火，规定最高限价（每百斤法币1.2元），但因彝族分散经营、运输成本高企，实际执行效果有限。彝族头人（如“黑彝”奴隶主或“白彝”德古）在柴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负责调解交易纠纷、维持秩序，并向官府缴纳少量“集市税”（以柴火折算）。
《马边彝族自治县志》（1994年版）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县木材采伐量达2.3万立方米，其中70%用于烧制木炭及民用柴火，柴市成为山区主要贸易形式。”四川省档案馆藏《乐山专区各县市经济调查》（1940年）提及：“马边柴市为汉彝贸易之枢纽，每日集散人数逾千人，彝族所携柴火占总量之六成。”
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后，省主席刘文辉推行"三化政策"（德化、同化、进化），将边疆教育视为巩固统治的核心手段。巴安县（今巴塘县）作为康南文化中心，其县立小学的藏汉教员合影，正是这一政策的微观实践。
西康省成立前，巴安地区教育以寺院教育为主，现代学校稀缺。刘文辉提出"官府房子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的口号，要求全省教育投入优先于行政建设。1939年，巴安县立小学在原有"官话学堂"基础上扩建，成为康南地区第一所藏汉合校的现代小学。
汉族教员，多来自内地高校或西康省教育厅选派，如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张振华、西康师范学校教员李泽民。他们负责国文、算术等课程，部分参与编写《康区小学国语教材》。藏族教员，以本地"杂谷脑"（汉藏混血）和寺院学者为主，如康宁寺喇嘛格尼马、巴安青年会成员四郎多吉。他们承担藏文、宗教礼仪等课程，并协助调解民族矛盾。
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后，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又译泽旺登丁）是康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司之一，德格土司家族自元代起世袭统治德格地区，掌控藏文印经院、茶马贸易及地方武装，形成“政教合一”的独特治理模式。西康建省后，省主席刘文辉推行“改土归流”政策，试图削弱土司权力，但泽旺登登凭借德格印经院的宗教权威和康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仍保持高度自治。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团长任鸿隽）进入德格考察，成员包括摄影家孙明经。此次考察旨在测绘边疆地理、记录民族文化，为抗战后方建设提供依据。泽旺登登作为地方领袖，不仅为考察团提供食宿、向导，还亲笔签署路条，协助其深入藏区。
孙明经拍摄的泽旺登登与爱犬合影，是现存最早的德格土司影像之一。泽旺登登在1939年多次捐款支持抗战。据《四川抗战历史文献·少数民族卷》记载，他通过西康省佛教会捐赠藏洋2000元，并组织僧俗民众为前线制作御寒衣物。
西康建省后，刘文辉试图将德格土司辖地纳入“特种区域”管理，引发泽旺登登抵制。1939年6月，双方就德格金矿开采权爆发冲突，最终以土司保留30%收益告终。孙明经拍摄期间，泽旺登登可能借考察团影响力，向中央政府传递地方诉求。
1939年6月，西康省雅安第五茶场的女工检茶场景，此时西康省刚成立半年（1939年1月），雅安作为省会，成为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物资生产基地。第五茶场的前身可追溯至清代"边茶引岸制"下的私营茶号，1939年时已纳入西康省贸易公司管理体系，成为南路边茶（藏茶）的核心加工点之一。
雅安所产南路边茶是藏区民生必需品，抗战时期更被赋予"以茶固边"的政治意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推行"茶叶统制政策"，要求全省茶厂"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运输"，第五茶场因此承担着为西藏、青海等地供应边茶的任务。据《西康省茶业调查报告》记载，1939年该茶场月均生产康砖、金尖茶约15万斤，占全省边茶产量的23%。
第五茶场虽引进部分机械（如揉捻机），但核心工序仍依赖手工。检茶环节尤为关键：女工需将初制茶叶按粗细、色泽分级，剔除杂质，确保每块茶砖质量均一。由于战时物资短缺，茶场甚至用竹筛替代金属筛网，效率降低30%以上。
1939年7月的四川汉源县大相岭，主峰海拔3352米的山巅竟被30厘米厚的积雪覆盖，零下5℃的寒风中，滑竿夫的胡须凝结成晶亮的冰凌。
这群身着麻衣、脚绑铁爪的汉子，正用斑竹捆扎的滑竿肩扛120斤重的边茶或盐巴，在结冰的零关道上蹒跚前行。每走50米便需靠铁拐支撑喘息，呼出的白气瞬间在眉须上凝成冰挂，午饭不过是雪水拌糌粑。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对抗着“一山有四季”的暴虐气候，在“川康第一险途”上踏出蜿蜒的生存之路。
这群被孙明经镜头定格的滑竿夫，肩扛的不仅是物资，更是抗战大后方的稳定基石。1939年，西康省的边茶、军工器材等战略物资，70%需经大相岭古道转运至康藏。滑竿夫们在汉彝藏多民族协作中，用铁爪、拐子和双肩，将200万斤边茶送往西藏，支撑起“以茶固边”的经济纽带。
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成立，省会康定（时称“打箭炉”）从传统藏区重镇转变为现代省级行政中心。西康省政府大楼位于康定城中心，前身为清代“打箭炉厅同知署”，经改建后成为融合藏式石楼与汉式飞檐的混合建筑，正门上方悬挂“西康省政府”匾额，省政府门口两名持枪卫兵的身影，成为新生政权在边疆立足的视觉符号。
1937年的烟台，烟台蚕丝改良委员会（前身为1922年成立的华洋丝业联合会）在国民政府“实业救国”政策推动下，承担着改良柞蚕品种、推广机器缫丝技术的重任。此时，日本侵华战争的阴影已笼罩华北，山东柞蚕丝出口因日商倾销锐减40%，改良委员会亟需通过技术革新稳定产业。
1930年代，工读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在烟台蚕丝专科学校（由改良委员会创办）等机构中普及。学会成员多为15-20岁的贫寒农家女子，她们白天在改良委员会下属缫丝厂实习，夜间接受国文、算术、蚕丝技术等课程，学制两年，期满可获“初级蚕丝技师”资格。
1937年3月，学会因“技术革新与青年教育结合”成果，获山东省建设厅颁发的“实业救国模范团体”奖状。奖状为宣纸质地，印有青天白日徽和“蚕丝兴邦”烫金字样，由厅长张鸿烈亲笔签署。合影中32名女工身着蓝布工装，手持奖状分站两排，背景为改良委员会大楼（现烟台南山路1号）。
1937年7月18日的内蒙古五原县河北乡仰之村（今属巴彦淖尔市），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正在举行。这场婚礼的主角是6对新人：男方是河套垦区的“农民优秀分子”（均为河北籍移民屯垦队员），女方是来自北平的知识女青年。主婚人段绳武（曾任国民革命军47师师长，时为河套移民屯垦事业核心推动者），其背后是民国时期“实业救国”与“乡村建设”运动在边疆地区的独特实践。
1930年代，华北水旱灾害频发，冀鲁豫灾民涌入绥远河套地区。段绳武1933年辞去军职后，成立“河北移民协会”，在五原县主持开垦“河北新村”（后改名“仰之村”以纪念其字“仰之”），至1937年已建成12个移民村落，迁入灾民3000余人。
移民以男性青壮年为主，据《绥远省移民屯垦调查报告》，1936年仰之村男女比例达3:1，“光棍汉”问题严重影响屯垦队稳定。段绳武认为，促成知识女性与垦民结合，既能解决家庭问题，也可通过女性知识水平提升垦区文化。
女方均为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毕业生，经“华北妇女垦殖协会”动员，自愿到河套参与乡村建设。她们的公开信称：“愿将青春献边疆，教稼教穑教文明”，承担垦区扫盲、妇幼保健等工作，与农民结婚被视为“知识与劳动结合”的实践。
尽管标榜“平等”，但婚配对象由屯垦协会指定，部分新娘坦言“组织认为合适便同意”。有学者指出，这本质是“国家力量对个人婚姻的干预”，服务于边疆开发与抗战动员。婚礼未能解决根本的族群与阶级差异，1940年代后，部分知识女性因难以适应牧区生活返回内地。
这些微观历史中的主角，或是实验室里的女学生、集市上的彝族妇女，或是扛着滑竿的汉子、扎根边疆的教员，他们的名字或许已淹没在档案深处，但他们的身影却构成了抗战历史的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