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主义”的太多，研究问题的太少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有很多话想说，但想来想去还是这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最为贴切。用这句话是有风险的，因为这是胡适说的话，而胡适曾经被毛主席批判过，上世纪30年代，胡适也一度被污蔑为卖国贼。

但小镇还是要用，因为太适合了，太值得当代人学习了。

这也是小镇看完《》的数百条留言后，最想说的话。

对胡适有很多曲解，足见哪怕在一百年前，断章取义已经司空见惯。胡适之所以被骂卖国贼，是因为他曾说“我宁愿亡国，也不会对日作战”，但这句话是有前因后果的。

当时面对中国在国力和军力上难以与日本抗衡的现实问题，社会各界都在找办法，而农学家董时进提出：中国百姓普遍具有忍耐性强、服从性高的特点，必要时刻，可以采取类似军阀的做法，向中国老百姓征收资金、征调人力，把他们送上战场、耗尽他们的所有，还认为就算这样中国老百姓也不会有怨言，如果胆敢有异议，一律处决。

听到这样的话，胡适极为愤怒，提出“倘若董时进所主张的这种方式能够拯救国家，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国家的覆亡呢？”，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这样毫无心肝的我们》，在文章最后，胡适明确说“董先生发文中的‘我们’究竟是谁，‘他们’又是谁，这样毫无心肝的‘我们’牵着那些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作战，那么我情愿亡国，也绝不愿学这种豪言壮语，去主张对日本作战”。

这就是胡适被曲解为卖国贼的由来。明明胡适反对高高在上的某些人自己唱高调，却以抗日救国为名压榨剥削老百姓、引诱强迫老百姓去死，结果就被断章取义者们扣上了宁愿亡国也不抗日的汉奸帽子。

而毛主席批评胡适，这也很正常，对事不对人。因为毛主席主张坚决抗争，认为胡适主张的改良行不通；而二者最大的矛盾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不反对使用暴力，认为暴力是手段，要看怎么用，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论》中就明确驳斥了反对暴力的主张，而胡适不赞成暴力，曾发电报劝毛主席放弃武装斗争，这也是毛主席对胡适从仰慕到失望的一大关键。

而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对胡适展开大批判，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种从仰慕到失望的心态。毛主席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贪恋什么？”，对批判胡适，则谈到“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而胡适听到后反而感到很开心，唐德刚著《胡适口述自传》有这样一句话：“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白话文里写得最好，这是非常高的肯定，因为胡适就是白话文的领军者，白话文运动也是改变中国的关键之一，《新青年》就是白话文的代表，深刻的改变了中国。

“我的学生毛泽东”是没错的，毛主席一度称自己是胡适学生，青年时代还将胡适视为人生导师，在关键人生抉择和理论构建中，深受胡适的影响。

比如在是否出国留学的问题上。当时很多有抱负的青年积极响应蔡元培、吴玉章的号召，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从西方寻求真理，毛主席当时创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已经为成员留法勤工俭学筹备了七八个月，但临行前，毛主席突然决定不去法国，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受到胡适的影响。

毛主席当时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一年后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留学，认为求学没有必须在什么地方才能求到的道理，留学的人多数仍然是糊涂的。在这封信中，毛主席提到曾就是否留学询问过胡适，还专门提到胡适写的《非留学篇》，这是胡适在1912年刚入学康奈尔大学不过两年时写下的，文中提到“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又曰：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

随即毛主席就在全国到处考察，深入一线亲身调研，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十余篇调查报告，在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总结为理论《反对本本主义》，奠定了调查研究的基本精神。

这一切的源头之一，是胡适。

毛主席不止一次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征求胡适的意见。

留学是一次，第二次则是回湖南开展运动前，毛主席专程拜访胡适，希望争取胡适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答应了，也这么做了。当年胡适在中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实际要超过李大钊、鲁迅等人，胡适公开褒扬毛主席《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令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名声大噪，对毛主席当时正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创办提供了巨大支持。

而最根本的影响，还是今天题目提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很抱歉入题太慢，因为上述关键点不说清楚，一定有不少人不屑、曲解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以汉奸、被毛主席批判为由抗拒。

1919年前后，当时中国流行“问题与主义”之争，上上下下碰到任何问题，无论是大是小，动辄都要先谈理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刊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在现在仍然非常贴切，强烈推荐阅读，小镇会贴在次条。在此仅摘录部分核心观点：

胡适开头就批判：“现在舆论界太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胡适还把各种“主义”总结为三点：

一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认为阿猫阿狗都能用听来的几个词高谈阔论，这不过是鹦鹉和留声机器；

二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对那时那地社会必要的救济方法，如果不去研究当前社会的需要，只会高谈某某主义，就像医生只会背课本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

三是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危险的。指责当时中国政客利用某某主义为名作恶，把一切责任推到主义身上。

胡适还总结了“主义”的本质：认为“主义”是应时势而起，当社会出现问题，有心人观察现象、想出来解决的办法，这才是“主义”的源头。一切“主义”在开始都是非常具体的主张，后来这种“主义”传播开来，传播的人图省事，就用几个字概括具体的主张，才有了“某某主义”。

但看似同样的“某某主义”，不同人理解的、说的、做的截然不同。

胡适还总结了思考解决问题的三个层次。

第一步：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种种事实，看看病究竟在哪里。

第二步：根据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步：充分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法，会有什么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的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推想之后选择其中一种解法，这就是主张，也就是主义。

上述这些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正因为要先调查、研究具体问题，所以毛主席才决定留在国内，在这场100多年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毛主席选择在长沙组织“问题研究会”，亲自拟定了研究会的章程和首批亟待解决的“问题”，共71大类，其中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这八大类又细细列出81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包括“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是否实行问题”等等，最终汇总了144个具体问题。

后来毛主席也确实以这些具体问题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这也是毛主席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