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我的功绩，当副总理不为过。”禹作敏在大邱庄的办公室里，曾这样说。他说得斩钉截铁，像在宣布一件早晚要发生的事。听者面面相觑，却没人敢笑。因为那个年代，他真的有底气这么说。
禹作敏，天津静海县人。20世纪70年代，大邱庄还是个穷得出名的小村，几千口人守着几亩盐碱地，风一吹白茫茫一片。村里年年吃返销粮，连口饱饭都指望不上。
1970年，36岁的禹作敏当上了大邱庄党支部书记。没人知道他当初有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太会“折腾”了。
他是那种人，别人看见一堆废铁，他能看出钢铁厂的影子；别人想怎么活下去，他想的是怎么富起来。
他把一间间小作坊搞成钢铁厂，把村里的青壮年拉出来干活，白天炼钢，晚上修机器，哪怕用土炉子，也要烧出铁来。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大邱庄已经有了5家村办企业；1984年，全国上下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大邱庄集体企业的年产值就已突破亿元大关。
那时候，谁要是去天津郊区走一圈，最亮眼的不是哪个开发区，而是大邱庄。
“我们村，不靠国家一分钱，全靠自个干！”禹作敏常常在媒体前吹这句话，底气十足。
他的照片上电视、上报纸，穿着蓝工装，眼神凶狠。“中国首富村”的头衔，也是那时候贴上的。
当年被邀请去全国开会讲经验的村支书有不少，但能进人民大会堂作报告的，禹作敏是头一个。
1989年，他被评为“全国当代十大农民企业家”，甚至有媒体称他是“农民企业家的典范”。风头之盛，几近顶流。
他开始觉得：“我这个级别，不该只是个村干部。”
于是那句传得最广的话出现了：“我要是想当副总理，早就能当了。”
讲到这儿，要是故事戛然而止，禹作敏也许会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个符号：一个从泥土里爬出来、头脑灵活的农民企业家。
但现实不讲“如果”。
权力和财富在他身上迅速膨胀，而他本人也像烧红的铁块，没人能拉住。
他在村里独断专行，“我说的就是对的”，成了口头禅。
村干部选举？那是形式主义。“群众选出来的，都是老好人，没本事。”于是他把自己的侄子、亲戚安插进村办企业。集团核心成员，有一多半姓禹。
组织上派来的年轻干部，他根本看不上。连天津市来的地厅级干部来考察，他也不爱理。
“正部级以下不接待。”这不是玩笑，是他定的规矩。
“他们工资还不是我们村出的？”禹作敏常这样对村里人说，说得大家都信了，觉得他“真的比市长还大”。
有一次，市领导要派人调查村企财务情况，他当场怼了回去：“你们是想来分一杯羹吗？”
一个村支书，敢公然挑衅政府，这不是胆大，而是失控。
但村民不敢说，企业员工不敢反对。大邱庄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禹作敏就是国王。
很多人记住禹作敏，是从刘玉田被打死那天开始的。
1990年，大邱庄村民刘玉田的儿子，和禹作敏堂弟的女儿发生纠纷。事件真相未明，禹家人不报警，直接找了禹作敏。
禹作敏一听，拍案而起：“不给我们家个交代，那还是我当书记的地儿？”
第二天，刘家父子被拖到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下活活打死。村里人全看见了，但没人敢作证。
警察来查案，村民闭口不言，禹作敏则开始策划“舆论反制”，甚至让罪犯趁乱逃走，干脆做个“死无对证”。
这起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禹作敏尝到了“私刑”的甜头。
此后在大邱庄，谁敢不听话？
他把自己当皇帝，厂区变成“刑场”。员工不再是工人，而是臣子。
他不再相信制度，相信的只有“拳头”和“忠诚”。
有人问：他真不怕法律吗？
他回得很轻松：“我干了36年干部，挨整的事多了。越整，我越有经验。”
他以为这是历练，其实那是悬崖边的幻觉。
真正让禹作敏“出事”的，是1993年的危福合案。
危福合是大邱庄集体企业的一名骨干，禹作敏怀疑他贪污。没有证据，但他不信邪。
“关起来，让他自己招。”于是，危福合被带到办公室三楼，关进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遭遇了持续7小时的“审讯”。
18人轮番殴打，用电棍、三角带抽，身上380多处伤痕，最终因外伤性休克死亡。
当医院下达死亡通知时，禹作敏竟然冷笑一句：“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天津市公安局派人进村调查。他又玩那一套：堵路、设卡、软禁干警13小时。
他让村民夜间巡逻、备铁棍、封村口。连油罐车都拉来堵路——一副军事戒备的阵仗。
400多警察调集到了村边，却迟迟不敢进村。
这事当年在天津轰动一时，也震惊了中央。
中央巡视组终于介入，在内部协调下，派出精干力量秘密行动，将禹作敏成功抓捕。
1995年，天津中院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罪名是故意伤害致死、非法拘禁、妨碍公务等。
曾经的“首富村书记”，沦为阶下囚。
入狱后，他的铁腕政策全面瓦解。大邱庄企业陷入混乱，一度亏损严重。
有记者多年后采访他，他只说一句：“我后悔，我太高估自己了。”
可这句“后悔”，来得太晚。太多人付出了代价，太多教训刻骨铭心。
他曾经有机会，成为改革旗手，但他偏偏选择了独裁与蛮横。他不是输给了外部的敌人，而是败给了自己——那颗被功劳灌满、自以为是的心。
有人说：他是时代的产物；也有人说，他是权力的畸形扭曲。
但无论如何，大邱庄的故事值得我们反思。
一切脱离监督的权力，最终都会滑向深渊；而“我是功臣”的幻觉，也终究会在铁窗前化为乌有。
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做过什么”，更要看他“成了什么样的人”。
禹作敏曾经确实“让一个村富起来”，但后来，他却让整个村的人活在了恐惧里。
这不是胜利，这是败局。
《农民企业家禹作敏的兴衰》——《南方周末》1995年5月版
《大邱庄的过去与现在》——新华社内参整理
《禹作敏案件始末》——《法制日报》1996年专题报道
